托爾斯泰的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的死》（1886）的主人公長期以來與妻子毫無感情可言，他的幾個孩子對他來說像謎一樣毫不了解，他也沒有任何朋友，他所有的社會交往就是那些能夠在事業上對他有所提拔的人，這些人高高在上的社會地位對他來說是無比榮耀的誘惑。伊凡·伊里奇是一個以全副身心去關注身份的人。他住在聖彼得堡一間寬敞的公寓里，公寓根據當時最流行的風格裝修，在這所公寓里經常舉行一些了無生氣的宴會，宴會上沒有任何人會講一些熱心的或真誠的話。他是一名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喜歡這個職業主要因為這個位置能夠給他帶來他人的尊敬。有時候，在深夜，伊凡·伊里奇閱讀一本關於「當下城裡的人們在談論什麼」的書，他也通過雜誌來掌握社會的流行趨勢。托爾斯泰這樣概括這位法官的生活：「伊凡·伊里奇從工作中獲得的樂趣是自尊心的滿足；他從社會中獲得的樂趣是虛榮心的滿足；而他從打牌中獲得的樂趣才是真正的樂趣。」
然而，在伊凡45歲的時候，他的身體一側開始疼痛，然後疼痛開始逐漸擴散到全身。他的大夫們對他的病情不知所措。他們不著邊際、夸夸其談地論說肝臟移位和不和諧的鹽分水平，給他開了一大堆非常昂貴，卻沒有任何療效的藥物。他身體太虛弱，已經無法上班，他的內臟就像著了火一樣難受，他開始對飲食不感興趣，而更重要的是，他對打牌也失去了興趣。慢慢地，這位法官和周圍的人都開始覺得他快要死了。
對伊凡在法院的好多同事而言，這實在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費奧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在想，一旦伊凡去世，自己很可能會得到施塔別爾的職位或文尼科夫的職位——而這次晉陞將意味著增加800盧布的收入外加辦公室開銷。另外一個同事，彼得·伊凡諾維奇也在規劃自己的前景，認為這將是把他的內弟從卡盧加調來的絕妙機會，這樣就會使他老婆高興，從而緩解緊張的家庭關係。這個消息對伊凡的家庭來說略為有點沉重。他的妻子雖然毫不在乎他這個人的死亡，但她擔心死亡撫恤金的數額，而伊凡的女兒是個交際花，她所擔心的是父親的葬禮將會影響她的婚禮安排。
而對伊凡自己而言，現在只剩下幾周好活了，他意識到自己浪費了在世上的光陰，意識到自己一直過的生活在表面上雖然顯得春風得意，而內心裡卻是無聊蒼白。他回首往事，追憶自己的成長過程、教育經歷和職業生涯，這才發現他曾經做過的每一件事都服務於一個目的，即想使自己在他人心目中顯得更加重要；為了給別人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他犧牲了所有的興趣和對其他事物的感受，然而他現在發現，別人對他根本就不在乎。在一個晚上的凌晨時分，他忍受著痛苦的煎熬，「他突然意識到，他身上的那些與上層社會的人群所稱道的東西相背離的難以覺察的衝動，那些他經常壓抑的模糊的衝動，很可能就是真正的價值之所在，而其他的事物則都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他的公務職責、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家庭、社會上的人和從事他的職業的人所稱道的價值——這一切的一切很可能都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
他浪費了自己短暫的一生，這讓他痛苦，然而更加令他難以釋懷的是他意識到他周圍的人所喜歡的僅僅是他的身份，而不是他真正的、脆弱的自我。他因為是一個法官、一個有錢的父親、一家之長而受人尊敬，而現在這一切身份都即將消失，在痛苦和恐懼中，他知道他不能指望任何人能夠愛他：「最折磨伊凡·伊里奇的是沒有人能夠給予他同情，而這是他最渴望得到的。在經過長時間的折磨之後，他最希望得到的是（雖然讓他公開承認顯得有失體面）有人能夠像對待生病的小孩那樣疼他。他希望有人撫摸著他、親他、抱著他哭，就像生了病的小孩一樣被人寵著，被人撫慰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個重要官員，而且鬍鬚已經花白，因此這一切都是不可能實現的；然而，不管怎樣，他都渴望得到這些。」
當伊凡咽氣之後，他的那些所謂的朋友來弔唁他，但他們一直感到惋惜不已的是伊凡的死打亂了他們打牌的日程安排。他的同事彼得·伊凡諾維奇看著伊凡蠟黃、凹陷的臉躺在棺材中，開始想到終有一天死亡也會降臨到他的頭上——這個想法將會對他產生一些嚴肅的涵義，特別是針對他花費大量的時間打牌這件事來說更是如此。「『唉，這一同樣的事件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在我的身上，』彼得·伊凡諾維奇想，有一陣工夫，他感到驚慌失措。但很快地，他甚至都不知道為什麼，一個習慣性的想法使他擺脫了困境，他看見這一切已經發生在伊凡·伊里奇的身上，而不是發生在他的身上，這件事不可能，也永遠都不會降臨到他的頭上；同時他也認識到一旦他承認這一可能性，他將會陷入無窮的憂慮當中。」
《伊凡·伊里奇的死》，用基督教最優良的傳統來解釋，就是研究通過思考死亡如何使我們的追求減少世俗的成分，而增加精神的內容；如何使我們減少對打牌和宴會的迷戀，轉而追求真理和仁愛。
如果托爾斯泰明白死亡的力量可以改變我們對生活關注的理解，那是因為在寫這部中篇小說的幾年之前，他意識到有一天他會死去，正是在這種意識之下，他對自己的生活進行了反省。他在《懺悔錄》（1882）中記錄了死亡所引發的各種思考，他解釋說，在他51歲的時候，他已經完成了《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此時的他已是舉世聞名、家財萬貫，他意識到自己從早年起，就沒有按照自己的價值，或按照上帝的價值生活，而是遵照「社會」的價值生活；同時他也意識到這一情況使他在心中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慾望，要比他人更強；要比他人更加出名、更加重要、更加富有。在他的社交圈子裡，「野心、權力慾望、貪婪、好色、驕傲、動怒和報復受到普遍的尊重」。但現在，心中裝著對死亡的思考，他開始懷疑他以前的各種抱負的合理性。「『那麼好吧，你在薩馬拉省有六千俄畝 土地，三百匹馬，那又怎樣呢？……好讓你的聲譽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亞、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麼樣？』我什麼都不能回答。」
最終平息他所有問題的答案就是上帝。他將完全遵從耶穌基督的教導度過餘生。不管我們如何理解托爾斯泰用經典的基督教的途徑來解決他的意義危機，他的懷疑旅途遵循著一個熟悉的軌跡。這是一個對死亡的思考使人們獲得一種更加真實、更加富有意義的生活方式的例子；這是一個莊嚴的呼喚，要求我們決定在生活中真正值得追求的東西，我們可以通過對巴赫的編號為BWV106的康塔塔《上帝的時光，是最美好的時光》來加深對這一點的理解：
收拾好你的屋子，
因為你將離世而去，
而不是一直活著。
Bestelle dein Haus,
Denn du wirst sterben,
Und nicht lebendig bleiben.
這是亘古未變的法則：
人們啊，你們肯定要死去。
那麼，來吧，主耶穌。
Es ist der alte Bund:
Mensch, du musst sterben.
Ja, komm, Herr Jesu.
但致命性的疾病到底是怎樣使我們遠離對身份的過度關注的？
從本質上來說，是通過去除社會賴以賦予它的成員以榮譽的理由來實現的：例如，舉辦宴會的能力、高效率工作的能力以及施與贊助的能力。通過這樣的途徑，死亡向我們揭示出我們妄圖通過身份獲得的各種意圖都是極為脆弱、或毫無價值的。當我們身體健康、事業發達之際，我們從來不會去探究他人對我們的讚譽之聲是出於真誠的感情，還是出於想從我們身上獲得好處的、容易消失的需要。我們往往缺乏勇氣或以憤世嫉俗的態度來思考：「他人尊敬的是我，還是我在社會中的地位？」疾病能夠消除這些世俗之愛賴以存在的各種外在條件，從而使這兩者之間的差別變得快速而殘酷地明顯。當我們穿著醫院的病服，等待死亡的來臨時，我們易於對那些因為我們的社會地位而愛我們的人產生憤怒和反感，同時對他人精心策劃這些缺乏感情的誘惑，以及我們虛榮地受到他們的誘惑而生氣不已。即將死亡的想法能夠讓真實回歸社會生活。要想把我們的社會交往名單進行篩選和清除，最好的方法就是思考在我們的熟人中間，有哪些人會跑到醫院去探望我們。
隨著依賴外在條件的感情開始喪失對我們的吸引力，我們為了得到這樣的感情而一直矢志追求的事物也開始喪失其吸引力。如果財富、尊嚴和權力能夠為我們購買某種感情，而且只要我們的身份仍在繼續，這種感情就會繼續，但問題是，我們註定要在無助和落魄中結束自己的生命，我們在彌留之際肯定渴望像小孩一樣被人關懷，那麼我們就會有一個極為清晰的理由，把所有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