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個社會裡，總有一個特定的人群能夠獲得高度的尊崇——其他的人群則因為沒有具備合適的技能、口音、氣質、性別或膚色而受到貶抑或忽略。但這些對成功的定義遠遠不是一成不變或普遍適用的。一些素質和技能在一個地方能夠帶來較高的社會地位，而在另外一個地方則有可能變得無關緊要或為人不齒。
我們可以選擇一些不同的歷史時期，來展示不同時代的不同社會往往以不同的內容來定義有榮譽的人。
不同時代的不同社會對上層社會地位的要求：
希臘半島，斯巴達，公元前400年
在古斯巴達社會中享受最高榮譽的是男子，特別是擅長打仗、好勇鬥狠、肌肉發達、（雙）性慾旺盛、對家庭生活毫無興趣、對商業和奢華深惡痛絕、在戰場上對屠殺他人，特別是屠殺雅典人充滿激情的男子。斯巴達的戰士從不使用金錢，避免接近理髮師和藝人，絕對不會纏綿於妻子兒女之情。如果有人看見他們在市場上現身，那可是他們的恥辱。一旦懂得計算，就會遭人蔑視，因為懂得計算表明了一種商業精神。從7歲起，每個斯巴達男丁就開始接受成為士兵的訓練，吃住在軍營中，進行戰鬥操練。即使在結婚之後，男人也不允許和他們的妻子住在一起，只是每個月有一個晚上才准許夫妻同房，以延續種族。如果孩子生下來時非常虛弱，斯巴達人的通常做法是把他們抱出去拋到泰噶托士山谷的荒坡上，任其死亡。
西歐，公元476—1096年
隨著羅馬帝國在西方的衰落，在歐洲的絕大部分地方最受尊敬的人變成了那些以耶穌基督的言傳身教來規範自己行為的人。基督教會所稱為聖徒的人從來不會佩帶武器，不會殺害他人，同時也盡量避免殺害動物（像其他許多聖徒一樣，聖伯納德是一個素食主義者，據說他走路的時候非常緩慢，眼睛緊緊地盯著地上，避免踩著螞蟻，畢竟螞蟻也是上帝的子民）。聖徒們避免各種物質享受。他們沒有房屋和馬匹。聖希拉里翁居住在一個5英尺長4英尺寬的斗室之中。來自阿西西的聖方濟各宣稱自己與「名叫貧困的女士」結了婚，他和他的弟子們住在破茅草房中，房裡無桌無椅，晚上睡在地上。帕多瓦的聖安東尼只吃根莖和草類。來自古斯曼的聖多明我在路過富商的宅第的時候，會把頭轉過去避免看見。聖徒們竭力壓抑性慾，因而他們以肉體方面的節制而出名。聖卡西米爾拒絕了他的家人放在他床上的一位處女。據稱聖托馬斯·阿奎那曾經和一個女人被關在一座塔里，這個女人用她的美貌和香水來勾引他，雖然他的慾望一時被勾了起來，但他還是推開了她，因而從上帝那裡得到了「永遠的貞潔腰帶」。
西歐，約1096—1500年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之後，輪到騎士來充當西歐社會中最受尊重的人群。騎士來自富有的家庭，他們居住在城堡里，他們在床上睡覺，他們吃肉，他們贊同殺死他們認為非基督教的人（特別是穆斯林）的行為。當他們不殺人的時候，他們就把注意力轉向動物。據稱約翰·德·格拉伊就曾經殺死過4，000頭野豬。騎士還是頗有成就的情人，往往通過對詩歌的巧妙使用，在宮廷勾引婦女。他們尤其喜歡處女。他們喜歡金錢，但這些金錢必須來自土地，而非商業。他們也喜歡馬匹。「騎士絕對不能騎驢或騎騾子，」古鐵雷·迪亞斯·德·加梅斯，《不屈的騎士》（約1431）的作者記錄道。「騎士不能是那些身體虛弱或膽小怕事之人，他們必須體格強壯、精力充沛、勇敢無畏，因此除了一匹良馬之外，沒有任何牲畜能夠配得上一名騎士。」
英格蘭，1750—1890年
到了1750年，知道如何打仗在英國已經不再被認為是獲得尊敬的必備條件。跳舞變得更為重要。社會中最受尊崇的人群是「紳士」。他們很富有，他們除了負責管理自己的財產之外不願從事其他的任何事務，他們涉足工業和商業領域（特別是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島），但他們急切地在自己和商人與工業家這些下等階級之間劃清界限。人們認為他們應該熱愛他們的家庭，避免把自己的孩子扔到山坡上任其死亡——但他們依然可以在城裡包養一個情婦。
做一個紳士的關鍵就是完善一種慵懶的優雅。保持良好的髮型和有規律地拜訪理髮師變得非常重要。切斯特菲爾德勛爵在他的《給他兒子的信》（1751）中建議，一位紳士的談話應該盡量避免「錯位的熱情」，否則就會導致談論「一些瑣碎不堪而又不合時宜的軼聞趣事，而且帶著像『我告訴你一個很棒的事情』之類的愚蠢的開場白」。切斯特菲爾德同時還強調，作為一個紳士，必須學會如何跳小步舞：「要記住如何使胳膊的動作顯得優雅，如何伸出你的手，如何文雅地戴上或摘下你的帽子，這些都是一位紳士跳舞的必要環節。」至於同婦女的關係，一般來說，一位紳士應該結婚，但心中應該時刻記住（用切斯特菲爾德的話）「婦女只是稍微大一點的孩子」。如果一位紳士在一位婦女身旁坐下，他應該跟她「閑聊」，而不應當保持沉默，否則就會被她認為是單調乏味或傲慢自大。
巴西，1600—1690年
在地處亞馬孫西北邊的庫維奧部落里，身份最高的人是那些不苟言笑（他們認為當一個人喋喋不休地說話時，他的力量就會隨之失去）、不參加跳舞、不撫養小孩、最最關鍵的是必須擅長捕殺美洲虎的男子。身份低的男子被派去捕魚，而身份高的男子則去打獵。一個人在殺死一頭美洲虎之後，會把它的牙齒做成項鏈戴在脖子上。一個人殺死的美洲虎越多，他成為「酋長」或部落首領的機會就越大。酋長戴著很大的美洲虎牙齒的項鏈和犰狳腰帶。婦女們的命運只能是在林間空地耕種木薯。一旦發現有一個男子在幫助他妻子準備以根莖為主的食物時，那麼他將背負的恥辱是任何事都難以比擬的。
那麼確立身份的原則到底是什麼？為什麼軍事人員在一個社會裡享有盛譽，而擁有地產的紳士在另一個社會裡則為人仰慕呢？
似乎有至少4個答案。一些人可以憑藉能夠殺死他人的體力，通過欺凌和威脅迫使一個國家的人民對他們表示尊敬。
或者他們依靠強壯的身體，資助賜予他人和利用手中掌握的食物來為他人提供保護，從而確定身份。當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如古斯巴達，12世紀的歐洲），勇敢的戰士和馬背上的騎士就成了人們敬仰的對象。當一個社會群體的食物僅僅依賴於難以保證的獵獲的動物（如亞馬孫），捕殺美洲虎的人就能夠贏得尊敬和尊敬的象徵物——犰狳腰帶。在一些絕大部分的人的生計依賴貿易和高科技的國度里，企業家和科學家便成了人們崇拜的對象（如現代歐洲和北美）。其反面也同樣真實：那些不能為他人提供服務的人就會身份很低——如邊境線非常安全的國度里的強壯男子，以及井然有序的農業社會裡獵殺美洲虎的人，他們的命運就很不濟。
或者一些人可以通過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美德、身體的技巧、藝術才能或聰明才智來贏得較高的社會地位，例如基督教歐洲的聖徒以及現代歐洲的足球明星。
或者一些人會訴諸他們周圍人的道德觀念，對他們所宣傳的事業的公正性進行非常充分的表達，任何一個想要擁有一個良好的自我形象的人絕對不會對這種獲得地位的方式視而不見。
既然決定上層社會地位的因素一直處於變化當中，當然這種變化也是自然而然的，那麼導致身份焦慮的因素也隨之在不斷發生變化。在一個社會裡，我們擔心我們沒有能力把長矛刺進動物的身體；而在另一個社會，我們則擔心在戰場上表現欠佳；在又一個社會裡，我們擔心對上帝的虔誠不夠；在其他一個社會裡，我們又會擔心我們無法從資本市場上獲得利益。
那些因所處社會的關於人的理想標準而狂躁不安或心懷怨恨的人，心裡應該明白，身份的歷史，即使是非常粗略地勾勒出的一個身份歷史，都能揭示出一個根本的、振奮人心的結論：關於人的理想標準並非像石頭一樣一成不變。身份的理想標準長期以來都是，將來也一定會處於不斷的變化當中。我們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這一個變化過程，這個詞就是政治。
通過政治鬥爭，不同的群體都試圖改變他們社會的尊嚴系統，擺脫在既有體系中利益既得者的統治，從而為自己獲得尊嚴。這些不同的群體通過一個投票箱、一把槍、一次罷工，有時候通過一本書，來重新確立社會標準，決定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擁有上層身份的位置。
當獵殺美洲虎、跳小步舞、騎馬衝鋒或模仿耶穌生活的能力已經不足以構成一個堅實的基礎，來使自己在別人心目中成為一個成功人士時，什麼東西可以稱得上構成了當代西方的主流理想、據此可以對眾人做出判斷，並賦予人們不同的身份？
雖然我們無法做一個非常科學精確的解釋，但我們還是至少能夠把現代成功人士的必備條件做一大致的描述，而這些現代上層人士所佔有的位置曾經為戰士、聖徒、騎士或擁有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