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到底有何用處？19世紀60年代的英國，人們普遍在問這同一個問題，根據好多評論家的觀點，答案是：藝術沒什麼用處。並非是藝術建造了大型工業城市，修築了鐵路，挖掘了運河，擴張了帝國，或使英國在世界各國中遙遙領先。事實上，恰恰好像就是藝術能夠削弱那些使這一切成就得以實現的素質；長期耽溺於藝術會產生一定的危險，會導致陽剛之氣的喪失，會形成過於內向的性格、同性戀的傾向、痛風病和失敗主義。在1865年的一次演說中，來自伯明翰的下院議員約翰·布賴特把有文化修養的人士稱為一群自命不凡的傢伙，他們享有盛譽的惟一理由就是「對希臘語和拉丁語這兩種死去的語言了解了一些皮毛」。牛津大學老師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對長期浸淫於文學、歷史或繪畫的好處持有同樣刻薄的觀點。「文化修養對那些為新書寫評論的人而言、對那些以文學為業的人而言，都是一個值得稱道的素質，」他承認，但「如果將其用於日常生活或政治生活中，文化修養僅僅體現為對吹毛求疵的癖好、對個人安逸的追求，以及在行動中的優柔寡斷。文化人是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可憐的一種人。他們在迂腐不化和缺乏理智方面無人能及。對他們來說，任何想法都不會顯得虛無縹緲，任何目的都不會顯得脫離實際」。
當這些以實用價值為取向的藝術毀謗者，四處尋找藝術缺陷的例證的時候，他們就會發現在英國文壇上，最易招人攻擊的目標就是詩人兼批評家馬修·阿諾德。他是牛津大學的詩學教授，發表過薄薄的幾部感傷詩集，在學者圈子裡聲譽甚佳。阿諾德習慣於拿著頂端鑲有銀子的手杖在倫敦的大街小巷溜達，他也喜歡用平穩的、高聲調的聲音說話，引人注目地蓄著長長的絡腮鬍須，頭髮從中間分開梳向兩邊，但最糟糕的是，他居然在報紙上發表的一些文章和為公眾所做的一些講座中，輕率地提出藝術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追求。在他所處的時代，正好是人們第一次能夠用一個早晨從倫敦出發到達伯明翰，並且大不列顛已經為自己掙下了世界工廠的名聲的時代。《每日電訊報》作為工業體制和君主制度的堅決維護者，被阿諾德的言論深深地激怒了。它把阿諾德稱為「優雅的耶利米先知 」和「循循善誘的大祭司」，嘲弄地指責他想要誘惑勤奮工作、通情達理的人們「扔下自己的店鋪和職責，去背誦詩詞、吟唱歌謠和閱讀散文」。
阿諾德一直對這個玩笑一笑置之，但到了1869年，他再也無法保持沉默，因此動筆寫了一本書，來系統地講述他所堅持認為的藝術的目的和藝術為何在人類生活中舉足輕重——甚至對發明了摺疊雨傘和蒸汽機的一代人來說，依然如此。
阿諾德在他的《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一書的開始就列舉了種種加諸於藝術的責難。他說在多數人看來，藝術微不足道，別無所長，僅僅是「塗抹在人類傷痛上的加了香料的油膏，是為優雅的懶惰呆鈍狀態大做宣傳的宗教，而且使它的信徒拒絕致力於消除罪惡。藝術的缺陷經常被概括為脫離實際，或者——如同很多批評家熟悉的說法一樣——都是胡言亂語，不可理喻」。
阿諾德認為，偉大的藝術作品絕對不是不可理喻的胡言亂語，而是一種途徑，這種途徑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生活中隱藏在心靈深處的緊張和焦慮。不管藝術對「《每日電訊報》的年輕名流」來說是何等地脫離實際，它提供給我們的不是其他，而是對生存中的缺陷的解釋和解決方法。
仔細研讀偉大藝術家的作品，阿諾德認為，你就會發現它們（或直接或間接地）「致力於消除人類的錯誤，澄清人類的混亂，降低人類的痛苦」。阿諾德說，所有的偉大藝術家都心懷一種願望，「使這個世界變得比它原有的狀態更加美好，更加幸福」。他們很可能沒有使用明確的政治語言來表達自己的這種願望，他們或許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有此種願望，但在他們的作品中，總有一個聲音在譴責現有社會的種種弊端，總有一種努力在試圖糾正我們的謬誤，教育我們如何去發現美麗，幫助我們了解痛苦，重新點燃我們對事物的敏感，通過讓我們憂傷或大笑，培養我們感同身受的能力或使我們的道德觀念平衡發展。阿諾德的結論就是這一章的主題所在。阿諾德說，藝術是「對生活的批判」。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句話呢？或許首先所能想到的最明顯的理由就是生活是一個需要批判的現象，我們犯有原罪，具有各種缺陷，每時每刻都有犯錯誤的危險，例如對錯誤的目標進行頂禮膜拜，對自己矇昧無知，對他人一味誤解，毫無必要地滿懷焦慮或貪慾重重，以及讓虛榮和錯誤蒙蔽了自己的本性。藝術作品——小說、詩歌、戲劇、繪畫或電影——可庄可諧，能夠在不知不覺當中，潛移默化地向我們揭示我們的生活狀態。它們有助於引導我們更正確、更審慎、更理智地理解世界。
鑒於最需要批判（或洞察和分析）的莫過於我們對身份以及如何獲得身份的態度，因此我們就會毫不奇怪地發現，古今中外有眾多的藝術家通過各自的作品，對人們在社會中獲得地位的方式提出質疑。藝術史充滿了對身份體系的不滿，這種不滿可以是譏諷的、憤怒的、抒情的、沮喪的或幽默的。
簡·奧斯丁於1813年春天開始動手寫《曼斯菲爾德莊園》，次年完成發表。小說主人公是芬妮·普萊斯，一個羞澀、謙和的年輕女孩。她的家在朴次茅斯，極其窮困潦倒。為了減輕父母的生活負擔和開支，她接受了姨父托馬斯爵士和姨媽伯特倫夫人的邀請，前往他們宏偉堂皇的家——曼斯菲爾德莊園，跟他們和他們的4個孩子一起居住。伯特倫家族在英國郡內地位顯赫，左鄰右舍在談到他們的時候充滿了敬畏之情；他們有兩個生性輕佻的女兒，瑪麗亞和朱麗婭，都是十幾歲年紀，有充足的錢用來購買衣物，每人都擁有自己的馬；他們的大兒子叫湯姆，傲慢自大、輕率愚鈍，把所有的光陰都打發在倫敦的俱樂部里，花錢交了一批酒肉朋友，期待著父親早點死去，這樣他就可以繼承家業和爵位。雖然托馬斯·伯特倫和他的家人都深諳英國上層階級慣常的自謙做法，但他們從來都不會忘記（當然也絕不允許別人忘記）他們顯赫的社會地位，以及擁有一個大型莊園所帶來的各種榮耀——在下午茶和晚宴之間的那段安靜時光里，可以看見鹿在他們的莊園上四處溜達。
芬妮雖然能夠同伯特倫一家人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但她永遠不可能與他們處於平等的地位。她所能享受到的一切都取決於托馬斯爵士的決定；她的表兄表姐對她屈尊俯就，一派居高臨下的姿態；鄰居們對她的態度比較複雜，既有猜忌，又不乏憐憫；家裡所有的人像對待侍女那樣對待她，雖然喜歡她做伴，但沒有任何必要在乎她的感情。
在芬妮到達曼斯菲爾德莊園之前，這個家庭對即將到來的寄宿者充滿了焦慮，奧斯丁讓我們偷聽了他們的談話。「我希望她別欺負我可憐的哈巴狗，」伯特倫夫人說。孩子們則很想知道芬妮穿著什麼樣的衣服，她是否會講法語，是否能夠背誦英國國王和女王的名字。雖然是托馬斯·伯特倫爵士本人向芬妮的父母提出的邀請，但他還是準備接受最壞的情況發生：「我們很可能會在她身上發現很多看不順眼的東西，我們應該做好思想準備，因為也許我們即將面對的是鄙俗無知、見解庸俗，以及令人沮喪萬分的粗野行為。」伯特倫夫人的姐姐諾里斯夫人認為，應該從一開始就告訴芬妮，她現在不是，將來也永遠不會是他們中的一員。托馬斯爵士主張，「我們應該讓她記住，她不是一位伯特倫小姐。我會很高興地看到芬妮和她的表姐們能夠融洽地相處，但她們不能平等交往。她們的地位、財產、權利和前途永遠都是大相徑庭的。」
芬妮的到來似乎證實了全家人對那些沒有在大莊園長大的人懷有的偏見。朱麗婭和瑪麗亞發現芬妮只有一條像樣的裙子，不會說法語，孤陋寡聞。「你想想，我表妹連歐洲的地圖都拼不到一起，」朱麗婭告訴她姨媽和她母親，「『她都說不出俄國最主要的河流，她從來都沒有聽說過小亞細亞——太奇怪了！你們聽說過這樣笨的人嗎？你們都想不到，我昨晚問她去愛爾蘭該怎麼走，她說應該取道懷特島 。』『親愛的，』諾里斯夫人回答說，『這確實很糟，雖然你和你姐姐有非常棒的記憶力，你可憐的表妹有可能一點記憶力都沒有。你得容忍她這樣，你得同情她的缺陷。』」
但簡·奧斯丁並沒有倉促下結論，到底誰有缺陷或在何種方面有缺陷，這個問題還有待於時間繼續往前推進才能明了。大約在10年左右時間裡，奧斯丁耐心地隨著芬妮穿行於曼斯菲爾德莊園的門廊和客廳，傾聽她在花園散步或在卧室休息時所說的話，閱讀她的書信，偷偷地觀察她的家人，密切關注她眼睛和嘴角的細微動作；奧斯丁還深入她的內心。就在這個過程中，奧斯丁逐漸明白了一種罕有的平和的美德。
不同於朱麗婭和瑪麗亞，芬妮毫不在乎一個青年男子是否擁有寬敞的房子或貴族頭銜，她因表哥湯姆滿不在乎的殘忍和無知而深受傷害，她在她姨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