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社會裡，要獲得上層身份異常困難，但值得欣慰的是，上層身份一旦獲得，就不易喪失。要想使一個貴族不再成為貴族，其難度不亞於使一個下層民眾不再成為下層民眾，雖然兩者地位懸殊，但情形相通。決定因素在於家庭出身，而不在於一生中通過發揮才智獲得了何種成就。關鍵在於你是誰，而不在於你做了什麼。
現代社會的主要慾望卻使這一情形完全顛倒過來，廢除世襲的特權身份和天生的下層身份，從而使社會身份完全取決於個人成就——主要指經濟方面的成就。社會身份現在很少取決於恆定不變的世襲頭銜，而往往取決於一個人在發展迅速、變化莫測的經濟體系中的表現。
由於經濟體系的性質，獲取社會身份的奮鬥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那就是不確定性。我們對未來的思考總基於各種憂慮：可能被同事或競爭者打敗，可能缺乏實現既定目標的能力，或可能在市場的浪潮中迷失方向、誤入歧途——這一切失敗可能因同行的成功而變得更加糟糕。
焦慮是當代慾望的伴隨產物，因為生計與名譽均受至少5種無法預測的因素的制約，這5種因素構成5個原因，可以用來解釋如下問題，即：我們在等級社會裡為何無法穩妥地獲得或持有一個自己渴望的位置。
1.受變幻無常的才能的制約
如果我們的身份取決於我們的成就，那麼人們普遍認為，成功所需的就是才能以及——當心靈的寧靜上升到重要位置時——對才能的可靠把握。但在多數活動中，才能並不能供我們隨意支配。它可以在一陣時間出現，然後徑自消失，丟下一個爛攤子。我們不能隨意召喚我們身上最優秀的品質。我們遠遠不能擁有自己偶爾展現的才華，我們的成就大多好像來自於某種外界力量所施的恩惠，而這種外界力量的出現與消失決定了我們的生活軌跡和達成目標的能力。
古希臘人通過塑造繆斯女神，創造了一種極為深刻的形象，來表現我們與才能之間的痛苦而多變的關係。根據希臘神話，總共有9位繆斯女神，每個女神執掌某種才能，並隨機將其賦予世人。這9位女神分別負責史詩、歷史、情詩、音樂、悲劇、聖歌、舞蹈、喜劇和天文。這些領域的任何勝利者都謹記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才能並非他們自己真正所有，只要這些敏感的女神們改變了主意，她們就可能在舉手投足之間把這些才能悄悄地收回。
雖然希臘女神活動的領域很難說就是反映了當前人們的關注對象，但這種神話觀念依然在揭示著一個深刻的道理：我們很難對成功所需的能力進行把握，因而我們在與未來相關的事務中被迫處於一種屈從和焦慮的狀態中。
2.受運氣的制約
我們的身份有賴於一系列可以被粗略地概括為「運氣」的有利條件。可能恰是緣於運氣，我們正從事合適的職業，具備合適的才幹，處於合適的時機——同樣，可能正是緣於坏運氣，我們喪失了這些優勢。
但令人遺憾的是，拿運氣作為對我們一生得失成敗的解釋，已經變得難以為人接受。在科技不發達的時代，人們崇拜神靈的力量，震懾於大自然捉摸不定的脾氣，認為自己和他人對世事缺乏控制的想法非常普遍。感恩和責難的對象往往是外界力量：魔鬼、小妖、精靈和神靈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總是被反覆提及。例如《貝奧武甫》（約公元1100年）全文表達了這樣一種思想：人類的成功取決於基督教上帝的意志。當貝奧武甫在描繪他打敗格倫德爾的母親時說：「假如我沒有上帝的保護，戰鬥很可能早已結束。」
但是隨著人類控制環境和預測環境的能力大大提高，運氣或神靈庇佑等觀念已經喪失了其影響力。雖然我們在理論上依然承認運氣影響著事業的發展，但在實際生活中，對一個人的評價往往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他對自己的生平應該承擔基本責任。把成功歸結為「好運氣」顯得過度（甚至令人可疑地）謙虛，而更為嚴重的是，把失敗歸咎於「壞運氣」則顯得可鄙。成功者自己製造運氣，現代格言如是說。這種想法肯定會讓命運女神在古羅馬的崇拜者或《貝奧武甫》中虔誠的英雄難以理解。
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偶然因素之上固然令人恐慌，但在一個以理性控制為主要特徵的世界裡，幾乎不能用「壞運氣」對失敗提供可信的辯解，生活在其中恐怕要更加困難。
3.受僱主的制約
因為另一種可能性的存在，我們生活狀態的不可預測性變得更加糟糕，那就是我們的身份不得不受僱主優先的制約。
1907年在美國，一本叫《三英畝地與自由》的書激發了閱讀大眾的想像力。作者博爾頓·霍爾理所當然地認為，必須為他人工作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以此為出發點，他告訴讀者一種可以獲得自由的方法。他的方法是離開辦公室和工廠，在中美洲以適當價格購買三英畝土地。這三英畝土地很快就能使他們為一個四口之家提供足夠的食物，並建立一個簡單舒適的家園，從而使他們再也沒有必要對同事和上司拍馬溜須或同他們爭權奪利。這本書以大量的篇幅詳細介紹如何種植蔬菜，如何建造溫室，如何經營果園，如何購買牲畜（霍爾認為，一頭奶牛就可以供應足夠的牛奶和乳酪，而鴨子肉要比雞肉更有營養）。《三英畝地與自由》表達了一種思想，這一思想在19世紀中葉以後的歐美思潮中不斷為人提及：要想過上幸福生活，一個人就應該努力逃脫對僱主的依賴而直接以自己的節奏、為自己的幸福工作。
如果說這一思想在《三英畝地與自由》發表之時逐漸盛行起來，那是因為在這一歷史時期，不在自家農田或小型家庭作坊工作，而靠出賣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來換取他人支付的工資的人在歷史上首次佔到多數。在1800年，美國勞動力的20%受雇於他人；到1900年，這一數字是50%；到了2000年，這一數字是90%。另一方面，僱主也在逐步僱傭更多的人。在1800年，美國勞動力不足1%的人受雇於有500人或更多人的機構；到了2000年，這一數字變成了55%。
在英國，從一個以小規模的農業勞動者為主的國家向一個以僱傭勞動者為主的國家的轉化是由公共土地的匱乏促成的。公共土地在過去養活了一大部分的人口，他們在此為自己種植食物，放養動物，如放養牛或鵝。從18世紀起，大多數英國「開放」的土地都被勢力強大的地主用圍牆和籬笆圈了起來。從1724到1815年之間，大約有150萬英畝的土地被圈。在傳統馬克思主義論述中（雖然遭到歷史學家的嚴厲反駁，但仍然具有很強的揭示意義），圈地運動導致了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的誕生，而工業無產階級是指那些無法依靠自己的資源生活，別無選擇地向僱主出賣勞動力，來掙取一定工資的勞動者，而且他們的勞動關係嚴重偏向僱主的利益。
作為一個僱員，其痛苦不僅來自於對不能被長期僱傭的擔心，而且來自於各種工作模式和運作機制所產生的羞辱感。幾乎任何機構都具有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其中最底層的廣大員工受制於上層的管理人員，誰將受到獎勵，誰將受到處罰，變成了工作中最令人壓抑的問題之一。和其他各種焦慮一樣，這種焦慮也源於不確定性。因為在多數領域中，對成績很難進行準確評估，因此升遷之路或貶謫之途具有明顯的偶然性。各種機構的金字塔中，成功爬到頂端的並不一定是工作中的佼佼者，卻往往是那些精通權術之人，而權術在文明生活中很難得以傳授。
儘管現代企業和皇室宮廷表面看來大相徑庭，但對如何在現代企業中生存，最一針見血的建議或許莫過於一批眼光犀利的貴族所傳達的經驗。他們在15世紀和17世紀之間的法國和義大利皇室宮廷中有過豐富的經歷。這些人在退休之後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一系列憤世嫉俗的文章，這些文章大多筆觸辛辣、措辭精鍊，而且能夠進一步降低他人言辭在我們心目中的可信度。例如馬基雅弗利（1469—1527），圭恰爾迪尼（1483—1540），拉羅什富科（1613—1680）和拉布呂耶爾（1645—1696）的著作可以給我們的行為提供指南，工人們除了明確的日常工作之外，可以用它來指導其他方面的行為，以期獲得事業上的發達。
對同事保持戒心的必要：
「人類非常虛偽和陰險，善於欺騙和詭計，他們熱烈追求自己的利益，卻完全漠視他人的需求，因此，只要你不輕信任何事，不信任任何人，你就不會犯錯誤。」
——圭恰爾迪尼
「跟敵人相處，我們應該時刻想著有朝一日敵人會成為朋友；同朋友相處，我們應該時刻想著有朝一日朋友會成為敵人。」
——拉布呂耶爾
撒謊和誇大事實的必要：
「世間獲得獎勵的不是美德自身，而是美德表現出來的特徵。」
——拉羅什富科
「如果你在做一些重要事情，你必須隱藏失敗，而誇大成績。這雖然有欺騙之嫌，但既然你的命運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