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物質層面看，在社會等級中位居低層，此般境遇少有快樂可言。但從精神層面看就不盡然，低層的人不一定總得無時無地苦不堪言。在很大程度上，貧困對自尊的影響取決於周圍的人對貧窮的理解和看法。
過去的兩千年，西方在物質層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無可否認的；然而在現代社會，對一個人為何貧窮，一個人之於社會的價值是什麼的解釋明顯變得富有「懲戒」意味，在情感上也讓人覺得更加難堪。現代社會的這種變化對因身份低下而造成的焦慮提供了第四種解釋。
從大約公元30年（那時主耶穌剛誕生不久）到20世紀下半葉，在西方社會最底層一直流傳著三個關於人生價值的故事，並為他們所接受。這三個故事也使他們得到慰藉，少卻許多焦慮。
第一個故事
窮人生活貧窮，這並非是他們之過，窮人對社會貢獻最多。
在中世紀或任何現代社會之前時代里的人們，如果被問及為何社會主要分為富人和窮人，農民和貴族，回答者很可能覺得這提問本身就奇怪：因為這樣的區分是上帝的旨意。
儘管人們普遍接受社會應該有農民、牧師和貴族的等級之別，且對等級制度的正當性堅信不疑，但在中世紀也存在一種社會共識，那就是不同的社會階層是相互依存的，都是社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即便最貧困的底層人士也應受到社會的敬重。基於這種相互依存的理論，農民階層的重要性並不亞於貴族和牧師階層，人們也並不認為他們就比貴族和牧師階層缺少尊嚴。農民們的生活也許非常艱苦（而且是一成不變地艱苦），但沒有他們，貴族和牧師階層便失去存在的基礎，就會轟然坍塌，這是一種社會共識。索爾茲伯里的約翰曾把窮人比作是人的雙腳，而富人則是人的頭部。這一比方似乎還不夠強調窮人在中世紀社會裡的重要性，甚至還可能認為他對窮人不夠尊重，但這一比方至少在時時提醒那些富有者，只有善待窮人方可維護自身的生存境遇，正如一個人須得珍惜自己的雙腳才能正常行走。
富人應該資助窮人，甚至還應該像父母一樣愛護窮人。富人視窮人如小孩，富人就應該擔當起慈愛父母的職責。在中世紀的藝術和文學作品中不乏對農民階層的熱情讚頌。上層社會也許把這些稱頌視為對窮人的恩寵，但人們也從未忘記他們的主耶穌就是一位地位低下的木匠。
恩山修道院院長，阿爾弗里克在《談話錄》（約1015）一書中堅持認為農夫才是社會的中堅，原因很簡單，沒有貴族和牧師階層，一個人尚能生存於世，但倘若沒有農夫，我們就沒有果腹之物，誰也休想活命。1036年，康佈雷的傑勒德主教在一次佈道時說，農夫們的工作的確艱苦乏味，但正是他們這艱苦乏味的工作才使得其他需要更多智識的工作成為可能。因此，一個有教養的人必須敬重農夫們的勞動。有不少詩人有感於農夫的辛勞和偉大，寫下了許多詩歌來讚頌「高貴的農夫」。紐倫堡的漢斯·羅森普呂特 就是這樣的一位詩人。1450年，羅森普呂特在他的一首詩《讚美農夫》中堅持認為農夫才是上帝的造物中最為尊貴的：
農夫扶犁拖耙，備受苦辛，
他們的勞作養活了世人；包括貴族、藝術家，還有普通市民，
設想這世上沒有農夫，我們的生活該是何般凄涼慘景。
當然這些頌詞並不能使農夫耕作的土地變得鬆軟，但是，這些字句及其所反映的社會氛圍則能使農民階層認識到他們在社會上是受人歡迎的，從而有助於他們建立起一種自我尊嚴。
第二個故事
身份低下並不表明道德低下
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它直接源於《聖經》。以基督教的觀點，窮和富都不足以作為衡量道德水準的標尺。耶穌貴為萬人之主，最受上帝的寵愛，但在塵世時他卻非常窮窘，這一事實就足以說明塵世里的地位同道義的真確性之間不能簡單地划上等號。
基督教對金錢並非持中立態度，其教義認為人的善惡主要取決於他在多大程度上認為自己是依賴上帝的。因此，基督教對窮人更為有利。任何東西，只要它讓人覺得他可以不需要上帝就可以過上心滿意足的生活，這東西就是罪惡。而金錢能給人帶來物質的享樂，也能給人某種自由的感覺，因此，金錢似乎難脫其咎。
窮人生活困頓，因而更有可能祈求上帝的幫助。在《新約聖經》中有不少讓窮人得到安慰的故事，故事中窮人們親眼見證了富人難以穿過針眼，從而表明他們的吝嗇使他們無法進入天國。而且窮人們被告知他們將統治整個地球，他們也將是最早一批通過天國之門的人。
第三個故事
富人們腐朽墮落，惡貫滿盈，他們的財富來自掠奪窮人
第三個故事更能讓人忍受生活窮困和地位低下的折磨。從約1754到1989年，這種理論發揮了最大的社會影響。這個故事告知窮人，富人是墮落的，是慣偷，他們不是憑藉自己的才學德行來獲得他們的特權，相反，他們使用的是欺騙的伎倆和掠奪的手段。更為糟糕的是，富人們完全掌控了整個社會，窮人們無論如何聰明和努力，他們都不可能憑一己之力改變困境。他們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大規模的群體抗爭和革命。
這個故事的較早版本源於讓·雅克·盧梭。盧梭聲稱那些有權勢的人從一開始就是通過強取豪奪來取得自己的地位：「誰第一個把一塊土地圈起來並想到說：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頭腦十分簡單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話，誰就是文明社會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樁或者填平溝壕，並向他的同類大聲疾呼：『不要聽信這個騙子的話，如果你們忘記土地的果實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屬於任何人的，那你們就要遭殃了！』這個人該會使人類免去多少罪行、戰爭和殺害，免去多少苦難和恐怖啊！」（《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1754）。
100年後卡爾·馬克思賦予了這個故事新的活力。如果說盧梭的論斷還只是對不平等社會發出的一聲抗議，那麼，馬克思賦予了這個故事科學的論證。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制度生來就具有一個剝削機制。每個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遠低於工人為資本家生產的產品的價值，資本家佔有了這一部分的「剩餘價值」，亦即他們所謂的「利潤」。資本主義社會的報章宣稱這部分的利潤是對資本家的「投資」和「風險」的回報，但馬克思認為，資本家所謂的「回報」只不過是「盜竊」一詞的委婉表述而已。
馬克思認為現代社會裡的資本家其實就是自從人類誕生以來一直不公正地統治窮人的統治階級的最新代表。不管資本家看上去如何充滿人性，但這不過是遮掩他們兇殘本性的文明面罩。在《資本論》第一卷（1887）中，馬克思以工人的口吻正告資本家：「你可能是一個模範公民，也許還是禁止虐待動物協會的會員，甚至還負有德高望重的名聲，但是在你我碰面時你所代表的那個東西的裡面是沒有心臟跳動的。」在19世紀的任何一個磨坊、麵包房、船廠、旅店和辦公室，我們都能發現資本家的冷酷和無情：工人們飽受病痛折磨，他們年紀輕輕便死於癌症和肺病，繁重的工作使他們無法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無暇理解和思考自身的境況，使他們終日焦慮，毫無安全感。「資本主義生產儘管非常吝嗇，但對人身材料卻非常浪費。」因此，馬克思鼓動人們站出來，反對統治著他們的資本家，並爭得他們應有的權利。在《共產黨宣言》（1848）中，馬克思發出了雷霆般的吼聲：「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共產黨宣言》發表前不久，馬克思的戰友恩格斯到了曼徹斯特，利用大量的一手資料寫成《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描述了工業革命後新興工業城市裡無產者的窮困現狀。恩格斯同意馬克思關於社會有貧富階級之別的觀點，指出富人之所以富足，是因為他們狡猾刻薄，而不是因為他們聰明勤奮或精力過人；窮人之所以窮頓，是因為富人在欺騙和虐待他們，並非是因為窮人懶惰、酗酒或愚笨。在恩格斯筆下，資本家冷酷之至，只顧賺得最多的好處：
「有一次我和這樣一個資產者在曼徹斯特街上走，和他談到工人區的惡劣的不合衛生的建築體系，談到這些地區的可怕的居住條件，我說我還沒有看到過比曼徹斯特建築得更壞的城市。他靜靜地聽完這一切，在走到拐角上和我告別的時候，他說：『但是在這裡到底可以賺很多錢。再見，先生！』英國資產者對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餓，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賺錢就行。一切生活關係都以能否賺錢來衡量，凡是不賺錢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實際，都是幻想。」
19世紀40年代曼徹斯特貧民窟的生活也許談不上愉快，但如果生活在這裡的窮困工人階級了解到是他們僱主貪婪和殘忍，是資本主義制度無處不在的貪污和腐化造成了他們眼下的困境（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