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時，沒人在意我們的所作所為，我們可以無條件地受人寵愛。我們可以吃得打飽嗝而毋須顧忌，可以狂喊大叫而不顧他人感受，也可以不掙一分錢，不交一位有權有勢的朋友，但是，我們還是周圍的人關注的中心。
一旦成年了，就意味著我們得在這滿是勢利鬼和冰冷麵孔的世間爭取一個位置，這些人的影響是使我們產生身份焦慮的關鍵所在。儘管也有朋友和愛人承諾說永不拋棄我們——即便在我們破產和名譽掃地之時，他們也會和我們共同度過（有時候我們會真的相信他們）——現實卻相當殘酷：我們身邊多的是勢利小人，我們無時無刻不在他們勢利的眼神下生活。
在英國，「勢利」一詞最早出現在19世紀20年代。據說它的產生還同當時牛津、劍橋大學的一種習慣相關。那時，牛津和劍橋大學通常會在考試名冊上有意識地將普通學生同貴族子弟區分開來，習慣上在普通學生姓名旁註上「」 ，簡略為「」。
「勢利者」一詞的本意是指一個沒有顯耀身份的人。但這種詞義在現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與當初的意思幾乎完全相反，指一個因為他人沒有社會地位而瞧不起他人的人。顯然，人們使用它時賦予了它很強的貶義色彩，用它來描述一種對他人的歧視，而這種歧視又是極為錯誤，應當受到譏諷的。威廉·薩克雷的《勢利人臉譜》（1848）是最早涉及這一話題的著述之一。他在文中指出，25年來，勢利者「已如鐵路般延伸到英倫的每個角落。現在，在這個所謂日不落的大英帝國，你隨時隨地都能碰上這些勢利鬼，並一眼就能認出他們」。但實際上，勢利並非是什麼新生事物，平等精神才是；在平等精神的觀照下，傳統的帶有等級歧視的做法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至少在像薩克雷這類的知識分子看來是不合時宜的。
自那以後，人們開始越來越普遍地將勢利者定義為那種帶有過分社會和文化偏見的人，他們可以宣稱一類人、一段音樂或一種葡萄酒優於另一類。基於此種理解，勢利者包括一切過分強調一定價值觀念的人。
然而，把勢利的意義限定為判定哪些人和事值得尊重的特定方式，這樣或許更為準確。勢利者最明顯的特徵其實並非是簡單的社會歧視，而是在社會地位和人的價值之間完全畫上等號。
從傳統意義上看，儘管勢利者對貴族階級興緻盎然（這也難怪，因為「勢利」一詞出現在語言中的時候，貴族階層正處於社會金字塔的頂層），但如果僅僅把對騎獵和紳士沙龍的熱情視為勢利的特性，這會極大地縮小勢利這一現象的豐富內涵。在人類歷史上，勢利者對他們時代的所謂傑出階層多有奉承，這些階層包括士兵（斯巴達，公元前400年）、教士（羅馬，1500年）、詩人（魏瑪，1815年）和農民（中國，1967年）等等。勢利者最關注的無非是權力，一旦權力的分配發生了改變，他們所崇拜的對象亦會自然迅速地隨之改變。
與勢利者相處，可以使我們惱怒，也可以使我們緊張和氣餒，因為我們會感覺到內心深處的自我如此渺小，也就是說我們身份之外的自我如此渺小，我們根本無力改變勢利者對我們的歧視。我們也許有所羅門的智慧，有奧德賽的足智多謀，然而，只要我們不具備一種社會認可的身份和地位，我們所有這些優點都形同虛有，勢利者只會漠視我們的存在。
年幼時，人都是赤裸裸地來到這個世上，一無所有，但他們仍受寵愛，而作為嬰兒，他們是無法用世俗或物質的方式來回報那些愛他們的人。他們被寵愛、受呵護，而他們一無所有；他們可能不聽話，大聲嚎叫且使性子，但他們仍被寵愛。本質上，成人階段的愛同幼年時期從父母那裡獲得的那種絕對的無條件的愛並無差別，正因為如此，勢利者以身份取人的做法會讓我們難於接受。
我們長大成人了，我們獲得的愛轉而取決於我們的成就：我們得彬彬有禮，在學校必須成績優異，而後又須在社會上獲得一定的地位和聲望。這些努力也許能吸引別人的注意，但其動機和渴望其實相當平實，無非就是試圖找回那種我們兒時曾有過的充分的、無條件的寵愛。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努力爭取的那些輝煌的成就，同兒時睜大無邪雙眼，胖乎乎地坐在廚房地板上努力拚搭積木的行為並無二致。
由於我們對愛的渴望如此明顯，所以只有那些最笨拙的勢利者會承認他們交友是受到對方權力和聲望的吸引。把對方的權力和聲望作為邀請對方共進午餐的理由，不但顯得不足信，而且會使對方覺得受了侮辱，因為一個人的權力和聲望是我們最本質最難以去除的身外之物。雖然無須等到我們離世，我們就可能失去權力，變得寂寂無名，但我們如孩童般對愛的渴求卻永不停歇。聰明的勢利者則清楚他們應該讓被奉承者知道他們在意的並不是被奉承者現有的尊貴身份和地位——如果說他們可能也注意到這些被奉承者作為外交大使時使用的轎車、報紙上關於他們生平的報道或者他們在公司里的董事頭銜，那純粹只是一種巧合，僅僅是他們對這些被奉承者深沉的、純粹的、敬意的表徵而已。
然而儘管這些勢利者挖空心思，曲意奉承，但那些被奉承者很可能看出這些堂皇頌詞背後的變化無常。因此被奉承者會離開勢利者，因為他們害怕有朝一日，自己那與身份完全無關的真正的自我會被他們摸透。
勢利者關注的只是他人的聲望和成就。一旦他相熟的人的聲望和成就有所改變，這些勢利者很可能聞風而動，重新排定他所謂最親近的朋友，從而上演一出出悲喜劇。
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1922）一書中，在19世紀末的巴黎，一個霧罩的傍晚，身為中產階層的敘述者趕往一家非常高級的餐館去和他的一位貴族朋友共享晚餐。他的朋友是德·聖盧侯爵。他先到了餐館，而他的侯爵朋友稍稍來遲。他到餐館時，餐館的招待見他穿著寒酸，聽姓氏也非名門望族，斷定是一個小人物來到了他們的地盤。他們表現得相當倨傲，把他領到一個在寒風口的桌位，對他的服務一點也談不上殷勤。
大約一刻鐘後，侯爵到了，認出了他的朋友，在餐館工作人員的眼裡，敘述者的地位迅即上升。餐館經理開始對他深鞠躬，幫他打開菜單，並討好地用華麗的辭彙向他介紹當天的特別菜肴，甚至還稱讚他的衣著，竭力地想讓他不要將這些特別的殷勤同他和侯爵的關係聯繫起來，有時還莞爾淺笑，似乎想表示這所有的殷勤都是源自內心對敘述者的尊敬。當這位敘述者想要一些麵包時，餐館經理立即雙腳併攏，大聲說道：
「『沒問題，男爵先生！』『我不是男爵，』我對他說，語帶嘲諷，也有一絲悲哀。『哦，該死！沒問題，伯爵先生！』我還沒來得及作第二次申辯，他就走開了。可以想見，如果有了第二次申辯，我一定會晉陞到侯爵了。」
不管餐館工作人員對這位敘述者的態度的轉變看起來是多麼令人滿意，其意義還是微乎其微，因為餐館經理根本就沒有改變他極為勢利的價值判斷。他只是在他的殘酷的標準之內作了一些變通——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很難有機會碰到一個德·聖盧侯爵或什麼魅力十足的王子來向世人證明我們一樣有高貴的心靈。我們在更多的時候是要坐在寒風口的桌位上「享用」我們的晚餐。
報紙會使這一情況變得更加糟糕。勢利者通常並無獨立的判斷能力，他們無非是撿拾那些所謂的社會名流的牙慧。因此，勢利者的觀點和立場在極大的程度上受報紙導向的影響。
薩克雷曾指出，英國人對顯耀身份和貴族特權如此看重，從英國的報紙中可見一端。英國的報紙每天談論的不外乎是貴族及名流的地位和聲望，同時暗示普通百姓生活的瑣屑和無聊。他覺得最荒謬的莫過於這些報紙中的「宮廷活動」版，總是虔誠地刊載關於舞會、假日的消息，或者是「上流社會」何人喜得貴子，又有哪家成員去世之類的報道。例如，就在他1848年10月發表《勢利人臉譜》一文的那幾天，《晨郵報》的「宮廷活動」版刊載的消息就包括：布魯厄姆勛爵將在布魯厄姆莊園舉辦遊獵晚會；阿格尼絲·達夫夫人即將在愛丁堡分娩；喬治娜·帕克南小姐和伯利勛爵舉行了婚禮，並詳細地描寫了喬治娜婚禮時的情形：「她光彩照人，穿的是有荷葉花邊的緞子禮服，還有不少飾花。毫無疑問，她看上去極為尊貴。」
「如果你天天閱讀的就是這樣一些夢囈一般的東西，你又如何能不成為一個勢利者？」薩克雷批評說：「扔了吧，扔掉這些報紙！這些勢利的發動機和鼓吹者！」如果我們把薩克雷的觀點更推進一步，如果這些報紙能夠少刊登一些諸如阿格尼絲·達夫夫人和她即將出世的嬰兒的無聊話題，代之以發掘日常生活中的不平常意義，我們所有人對自己身份的焦慮將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緩解啊！
深藏在我們內心的害怕其實才是勢利產生的惟一根源，看清了這一點，我們也就能對勢利有清楚的認識。對那些對自己的地位非常有把握的人來說，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