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洪庚
英國作家阿蘭·德波頓在他今年出版的新書《工作頌歌》（The Pleasures and Sorrows of Work）中，以旁觀者的角度近距離冷眼觀察當代職業的種種景況。
工作佔去一個人一生中最有活力、最具創造性的大部分美好時光。的確，除去少數「出生時嘴裡即含著銀湯匙」的幸運兒，為了生存下去便要工作，這是地球人都明白的常識。「境由心生」，倘若有一良好心態，不僅僅將工作視作眼下謀生的手段和未來養老的保障，而且還在平凡的體力腦力勞作中發掘出意義或意趣、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人們就完全可以從工作的過程和結果中找到極大的樂趣。除維持生命的生理與安全需求以外，馬斯洛的人本主義人格發展理論的其餘5個層次的需求均與工作有關聯，諸如隸屬與愛的需求、自尊需求、知的需求、美的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主體的主觀感受實為自由人處世的唯一評判標準，這大概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自得其樂」。曾經飽受磨難、從事過多種工作的高爾基亦認同此種主觀感受：「工作是快樂時，人生便是幸福。工作是義務時，人生便是苦役。」
工作也即生活，這就是《工作頌歌》的啟示。
在某種程度上，德波頓的新書可看做是18世紀啟蒙主義作家伏爾泰的哲理小說《老實人》（1759年）的「互文」。伏爾泰批判盲目的樂觀主義。他認為人世遠非完美，「黃金國」亦非樂土，因此借主人公康迪德之口說出為許多人認同的大實話：「還是種咱們的園地要緊。」
250年歲月匆匆流逝，如水、如梭、如青山之巔的浮雲，一如伏爾泰，德波頓亦對工作寄予深情，只是視角已有些許改變，他著眼於工作帶來的種種「喜悅與悲哀」。
在德波頓這裡，工作以及具有「副業」性質的業餘愛好雖然極具挑戰性，有挫折、有艱辛，卻是人生最享受、最持久、最有益的樂趣，而且與資產階級的、新教倫理的看問題角度大相徑庭。
「工作能夠轉移我們的注意力，給我們一個美好的氣泡、讓我們置身於其中，去使人生臻於完美。」
顯得很頹廢的詩人波德萊爾發表過類似的觀點：「考慮過所有因素後，人們發現，與取樂相比工作並不那麼枯燥乏味。」
伏爾泰的康迪德認為工作可以使人免除無聊、罪惡和匱乏三大惡事，德波頓則發現工作還有鴉片煙之於癮君子的功用：「倘若還有等待完成的工作，人便很難惦記著死亡……」
他承認，人類對工作的熱情是一種「……盲目的意志力，同一隻蛾子艱難地爬過窗檯一樣感人至深。這隻蛾子在匆匆掠過的油漆刷子留下的一團油漆前繞行，不願去細想更宏大的未來規劃，其中也包括它自己將在午夜到來之前死去」。
這令我們想起2000多年前，餐風宿露、歷盡艱辛帶領弟子周遊列國的孔子的自我定位：「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書評家凱萊布認為德波頓在書中樂此不疲地取笑勞作者就像關在圍欄里的犯人一般，有失忠厚。德波頓自己曾辯解說，寫作該書的目的是介紹很少有人以藝術手法去表現，卻有時很吃力、很令人沮喪的工作。「我從碼頭上那些人那兒得到啟示，想寫一本書讚美現代工作場所體現的睿智、特性、美好與醜陋的一切。」其實他只是表現出英國人的氣質而已：幽默，有時甚至尖酸刻薄；優越，有時甚至有幾分狂妄自大。譬如他揶揄一位四十多歲、有志於在自己出生的村莊里開一家茶館的公司女僱員的創業計畫：「成功與否並不取決於你能流利地宣稱『我能移動大山』。」
第五章中對火箭發射後一位主持人的細緻描寫亦入木三分：
唯一情緒平靜如常的人便是那位香港電視主持人，她悶悶不樂地坐在桌旁，將盤裡的蝦撥來撥去。她無力地微笑著說發射令人失望，還說她已開始自己的倒計時、盼著回到俯瞰維多利亞港的公寓里去。她唯我獨尊的意識受到傷害，大概因此感到不快。唯一使她愉快的話題似乎是蚊子。雖然別人講述挨蚊子叮咬的故事如同複述做過的夢一般乏味，她卻大肆詳談如何在發射時被蚊子吞噬，還把腳踝亮出來給大家瞧，試圖借如此多的小生物對她發生興趣最終證明她的魅力銳不可當。那時我才意識到，真的有人會吃一枚火箭的醋。
作者對工作與人生之間關係的表述嚴謹而富於哲理，令讀者感悟到一位當代哲人的睿智；然而在談到業餘消遣時作者展示出真率自然、懷有詩人般的赤子之心的另一面。他細緻描寫處於後現代主義時代的人們匪夷所思的種種業餘消遣以及所帶來的樂趣：譬如有人傻站在雨里獃獃地望著一艘貨船、猜測它再度起錨後將要駛向何處；有一位高壓輸電線塔鑒賞協會的成員伊恩，樂此不疲地利用閑暇時間沿著高壓輸電線路跋涉；又有一位郵局職員泰勒，花費幾年時間躺在東英吉利亞的一塊麥田裡為一棵橡樹「畫像」。這類消遣完全不同於國人熟悉並予以廣泛、深度認同的休閑方式：品茗飲酒、吟詩作賦、繪畫習字、撫琴吹簫、出門旅遊、侍弄花草、養貓養狗、下棋打牌、壘方城看電視侃大山睡懶覺……在我們看來，德波頓在書中仔細描寫的這類愛好消遣性不強，甚至有點「冒傻氣」。
由於古老的農耕社會生產力低下，使中國人不得不臉朝黃土背朝天、日復一日地艱苦勞作，所以他們仍習慣「偷得浮生半日閑」式的娛樂方式。林語堂說過，中國人是「偉大的悠閑者」，而「時間之所以有用乃在時間之不被利用」。
早已享受到工業革命果實的西方人士對於閑暇和如何利用閑暇的看法卻與中國人不同。英國藝術教育家赫伯特·里德認為，只有當消遣是積極的、消遣者親身參與的活動時，它才能被稱作遊樂、才是一種對閑暇的正常支配。因此，「一個人的職業或工作往往是另一個人的娛樂或遊樂……既然我們的所有時間都必需為這種或那種活動所佔據，那麼工作與遊樂之間的區分就沒有多大意義了，而我們提到遊樂時所指的也不過只是職業的轉換。我們從一種活動形式轉到另一種……」可以想見，正是對「閑暇」的恐懼使那位郵局職員成為業餘畫家。
工作也即生活，包括轉換為另一種形式的工作，即業餘消遣。
德波頓有「英倫才子」之美稱，少年老成，行文頗有古風。他善於觀察生活，見微知著，遂以十分犀利的筆觸信手拈來，自然、風趣、耐人尋味。竊以為德波頓成功的秘訣在於集文學家的豐富想像力和文采、哲學家的理性思辨和睿智、社會學家的深邃洞察力和批判意識以及傳統意義上大學者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於一身，博聞強記，因而可以汪洋恣肆、揮灑自如。
泰勒的努力令作者聯想到藝術蕩滌人的心靈的作用：
偉大的藝術作品有一種令人浮想聯翩的特質。它們會使人關注那些轉瞬即逝的東西，譬如在一個無風、炎熱的夏日下午，一棵橡樹給人帶來涼爽的樹影，或是初秋金棕色的樹葉，或是在火車上瞥見的、憂鬱的灰暗天空襯托下一棵枝葉光禿的樹所表現出來的堅忍和悲傷。與此同時，繪畫似乎還能夠喚醒某些已被忘卻的心靈中的往事，讓人在冥冥之中再度聯想到它們。這些樹或許會驀然喚醒我們未曾說出的訴求，而在夏日天空那一層薄霧中，我們再度看到正值翩翩少年時的自己。
譯者在工作中遇到二十餘處不能確定的疑惑或無法解決的困難，曾經通過電子郵件請作者本人解答疑難。譯者必須說明，德波頓先生並不主張在譯本中過多添加譯者注釋，唯恐注釋會干擾甚至誤導讀者的解讀，因此譯者在付梓前已將譯註數量削減至方便讀者閱讀之最低限度，譯者在此衷心感謝德波頓先生的慷慨幫助。
譯者在以往的譯事中甚少有過翻譯此類文體的經驗，倘有疏漏之處，尚祈海內外方家不吝指教。
2009年12月1日於蘭州大學夢蝶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