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腦上敲下這個題目的時候，我自己差點啞然失笑。但我還是樂於來做這個由論壇命題的演講。
之所以差點失笑，是因為乍聽之下，這個題目屬於經濟學家或工程技術專家，只有他們才心甘情願把自己緊縛在隆隆前行的時代列車之上。這輛列車由技術與經濟的力量推動，前行的速度越來越快，而我這樣的人，在這輛風馳電掣的列車上卻時常會產生失重之感，眩暈，不適，想半途下車，想看清楚因為速度太快而從眼前一掠而過的那些景物與圖像，更想看清楚，是不是有人在銅管樂隊高奏的進行曲聲中，被前進不已的時代拉下了。但是，大多數時候我們還是留在車上，即便偶爾在某個中途站點下車停留盤桓一陣，好像也不是為了離開，而是為了等待另一條路線上的列車疾馳而來。
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非常簡單，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東方國度，一個曾經深受那些在某個歷史時期走在了前面的國家或大公司所剝奪、所傷害的國度，每一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落後恐懼症。這種恐懼症曾被一個英明的政治家總結成一句非常通俗的話：「落後就要挨打。」
這是一句被所有中國人高度認同的話。
雖然說如今是民主觀念大行其道的時代，但真正的實行還是在單一國家的某些政治實體的內部，而超越出這個尺度時，「落後就要挨打」還是世界政治格局的一種真實寫照。中國人也將此理解為對個人境況的一種描述。從很遙遠的古代起，中國的知識分子常常把國家這個詞的構成調換一下位置，叫作「家國」。大多數時候，他們並不是要強調先家後國，而是家在國中，家賴國存的意思。如此一來，社會的進步被視為個人生存與發展的前提也就順理成章了。
我們成長於這樣一種文化中間，歷史的經驗也強化著這種差不多是與生俱來的觀念。所以，作為一個中國作家，非但不會自外於社會的進步與發展，而且會把自己所得到的種種發展機會，包括越來越充分的文學表達的可能性，視為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一個結果。
作為一個中國的少數族裔的作家，這種經驗無疑更加牢固。
我們的父輩，或者再上一輩，除了自己生存的那一方小小的土地，對廣大的世界一無所知。就在五十多年前，我家鄉深山中的一個部落首領，還問一個代表中央政府的官員：「中國大，還是我的領地大？」
這個部落首領不過統轄著一片兩三千平方公里的山地，和這塊山地中生活的幾千更加蒙昧的子民。但他還是很驕傲地向中央政府的官員發問「中國大，還是我的領地大」。在社會的閉鎖沒有鬆動以前，這個部落就是我的部落，這個人天生就是我們部落中最為英明、最為偉大、最為智慧的人。
如果這種閉鎖的社會沒有被打破，那麼，我今天最大的可能就是替世襲了這位首領位置的他的後代，放牧一群羊。我所熟悉的就是我的爺爺、我的外公他們也非常熟悉的幾座雪山，一條河流，和這些雪峰與河流之間的那些高山牧場。如果我運氣再好一些，那麼，可能出家成為某一個寺院里的一個喇嘛。除了熟練地誦讀一些經文，我的所知也不會更多。至多是因為不用出汗勞作，而產生出一種虛妄的高貴之感罷了。
所以，我肯定是一個對社會進步與發展抱持著讚賞態度的人。
前些年，我的一本書在美國出版。不久後，出版社給我來了一封信，說一個美國的人類學家對這本書感到失望，不只是失望，簡直就是憤怒。因為他看到一個在過去時代里長期固化的文化標本產生了變化；而作為這個標本中一個微小的構成的人，非但沒有對此強烈抗議，而竟然對這樣的變化表示了讚許。
我的回應很簡單。我希望持這種論調的人復甦一個人最基本的「理解的同情」。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兩個人互換一下位置。這個人來做我，我來做他。如果他如我一樣來自於一個蒙昧已久的社會，而到這一代人時，他們面前終於出現了種種新的可能性，我會替他慶幸。或者，讓我的兒子去美國做教授，讓他的兒子到西藏放羊。這個世界，不同的人，不同的國家，都有發展與進步的權力。而不是基於某種叫作「文化」的理由，任一些人與國家時時進步，而要另外一些人與社會停滯不動，成為一種標本式的存在，來滿足進步社會中那些人對所謂「文化多樣性」的觀感。
從純理論的角度出發，我也是一個文化多樣性的擁護者，也非常強烈地希望在社會進步的同時，傳統的文化能受到更多珍視與傳承。可是，發軔於西方並席捲全球每一角落的全球化，並不只是一場跨國跨洲跨文化的經濟洪流；同時，它也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全球在同一種經濟規則與政治規則下總體運行的構想，就來自於一種對進步與發展高度迷戀的文化。這種文化造成的結果，就是這個世界沒有人敢於停下腳步，包括創造了這種文化的文化中的那些人。這種取得了種種優勢，包括道德優勢的文化來勢兇猛，迫使所有文化都來參與「對話」。這種對話，唯一的結果就是弱勢的文化被「說服」。今天在這裡，我也是來「對話」的，但我的意見會真正被傾聽嗎？所以有這樣的疑問，當先行的文化給這個世界規定了統一的標準，還有文化能真正自外於「進步」，而遺世獨立嗎？
近百年來，一代代中國作家都在呼籲，讚許社會的進步。還有相當多的人身體力行，傳播社會進步的思想，積极參与推動社會的進步。其中，創造了新的白話文學的最優秀的那些作家，大多數都是先在西方接受了教育，然後，回到自己的國家，以在西方接受的種種思想觀念來觀察中國這個停滯已久的社會。他們都無一例外地支持社會的變革，渴望社會的進步。
甚至中國近代的革命，也首先始於文學方式的革命——語言的革命與內容的革命。雖然這些發起文學與思想革命的作家們，分屬於不同的政治陣營，各自秉持不同的政見，也就是對社會發展與進步路徑的看法不同，但不會有人反對發展與進步。我們甚至可以說，自近百年以前的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作家就是這個國度里最為追求進步的一群人。作為他們的後輩，我們這一代作家身上自然流淌著他們的熱血。
如果說我們和前輩有所不同，那就是當中國在政治上獲得了真正的獨立，經濟上也取得了超乎尋常的發展，我們不會再一味呼喚與期待進步，也不再一味為每項具體進步而歡呼；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向在這個高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種種問題。
歷史地看，由哥倫布們開始的大航海時代以來，這個世界上一些國家與族群的進步與繁榮的前提，是另一些國家與族群被剝奪與犧牲。同樣地，即便是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過程中，在其社會的內部，大致相同的情況還會上演。那就是國家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理由，而忽視一些個人的權益。進步的時代，也會有悲劇產生，那是個人的悲劇——沒有搭上飛速前進的時代列車的人的悲劇，或者是不能適應高速運行速度的個人的悲劇。有些時候，這樣的悲劇甚至是群體性的，一些少數族裔，一些特殊的社群，一些地區，都可能被作為進步的「代價」，被忽略，被遺忘。
我的長篇小說《空山》，就表現了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的破碎與犧牲。
這種破碎是倫理的、文化的、環境的，更是關於人心的、情感的。在社會進步的同時，失去穩定的社會，人們情感的荒蕪，以及對個人命運失去自主，都讓我們不再對社會進步一味保持樂觀肯定的看法。
作為作家，有責任提醒這個社會，真正的進步是所有人共同的進步與發展。也有責任使公眾注意，真正的進步不只是經濟與技術的，更應該是政治與文化的。歷史地看，假進步與發展之名，一些國家與民族被剝奪；現實地看，一些民族與國家的進步，並沒有充分地從歷史中獲得經驗，繼續以進步與發展的名義，犧牲環境，犧牲一些特定的人群。一個作家，特別是一個後發國家的作家，在贊同並參與社會進步發展的同時，有責任用自己的寫作提醒這個社會，進步與發展，不能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勝利。無論是個人還是文化，都應該被珍視，被「同情的理解」所觀照。
當然，這樣的局面的出現，還只是一部分人的理想。但畢竟，我們已經懷抱有這樣的理想。
（2011年5月6日於羅馬亞非學院「中意文學論壇」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