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講一講關於文學觀念的一些事情。
很多時候大家覺得文學寫作是一個技術或技巧的問題，比如文學作品的語言和形式問題等。在座的各位都有較長的寫作經歷，短則十年五年，長則二十年三十年。但是，在不同的寫作經歷中，每個人對文學作品的領悟，完成的作品所達到的水準，又是參差不齊的。
原因是什麼？僅僅是技術問題？如果是技術問題那其實是個很好解決的問題。但文學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它特別整體特別綜合（它具有整體性和綜合性的特徵）。寫作達到一定程度後，形式問題、技術問題固然重要；藝術永遠需要創新和探索，而文學作品歸根結底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形式問題。我們創造不同的文學形式，小說、詩歌、散文還是戲劇，都是在表達我們對社會的觀察、對人生的體驗、個人對社會生活的判斷和看法。所以，文學是內容的問題而不是形式的問題。
大多數時候，我們對文學的理解，特別容易從技術的角度入手去考慮。但是當表達達到一定水平的時候，技術問題成了第二位，甚至第三位。我們所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在面對歷史、面對當下社會、面對自己的生活體驗時，作為一名作家要通過這些內容表達什麼。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尤其是有些地方的人，他們的文學有自己的表達傳統。比如內地的漢族作家，他們面對的現實幾千年以前就被不斷書寫，已經形成比較熟悉的路徑。但是，真正面對甘孜、阿壩今天的社會現實時，會發現在中國過去的文學經驗里，對其是缺乏書寫和表達的。這一缺乏表達和書寫的現象，用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一部小說的名字來概括叫作「未開墾的處女地」。所以之前出「康巴作家群」書系並讓我作序的時候，我在序中說到，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在一個沒有用現代文學手段書寫過的地方開始書寫和表達的時候，就面臨一個問題：我們很難有直接的經驗可以沿用。有的人藉助別人的經驗，但是這個經驗表達的是別人的生活經驗。比如《紅樓夢》所表達的是一個離我們很遠的生活，如何將其中的創作經驗轉變為我們可以使用的，這其實是有困難的，是需要我們做很多努力的。對於創新性的工作，簡單的模仿是很難達成的（是行不通的）。比如美國作家福克納，他寫美國南方的鄉村生活（對美國南方鄉村生活書寫很成功），但那畢竟是美國的鄉村生活，和我們的不同。它有自己的文化符號——宗教背景，並且是新教。這和藏傳佛教文化背景截然不同。所以美國鄉村的組織方式，和我們也是不同的（所以我們不能照搬美國鄉村的組織方式）。
我在「康巴作家群」書系序裡面說到，寫人是基於幾種關係的。第一是社會關係，社會關係首先是生產方式組成的關係，族群的關係。美國也是一個不同民族混合在一起的社會，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也是這樣。但是他們的相處狀態又和我們的截然不同，我們又該怎樣來轉移這種語言、表達這種經驗？這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所以這種書寫經驗的建立，需要我們比別的地方的作家付出更多的勞動和思考。而就付出更多勞動和思考的唯一路徑而言，只讀文學作品大概是不夠的，還要對這個世界上很多新興學科達到的前沿思想、標準有所了解。比如想寫宗教方面的文章，全世界有對具體宗教的研究，也有對於普遍性宗教的研究。既有對宗教教義內部本身的研究，也有對不同宗教之間關係的研究。而且宗教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藏傳佛教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從最早的七世紀、八世紀、九世紀發展到今天，它的面貌本身也有巨大的變化。但我們是否對這種變化有足夠的認知和研究？作家需要的不是信不信仰宗教的問題，而是需要以最先進的社會學觀點來看待這些事情和思想現象。我們生活在多民族生活的地帶，也需要新的認識。
有關於對民族關係的最新表達，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間的交流、衝突，衝突、交流，是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怎麼看待這種事情？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一個樸素的、簡單的、與任何老百姓一樣的個人做一些簡單的情感式的反應，高興或者不高興，對某種現狀的理解或者不理解；但是當我們寫作時，只做一般老百姓的普通反應是不可以的，也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掌握思想武器。民族關係問題、文化之間的關係問題，歸於今天全世界最重要的問題之林。
每天打開電視，看到大量的新聞、大量的衝突都是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之間的問題。當然全世界有很多人在研究這種問題。但是我們看到很多的文學表達，還是基於一個普通人的立場和簡單的反應。如果文學只是做和身邊普通人一樣的普通反應的話，那這個世界是不需要這類文學的。我們經常說什麼事的存在都有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如果文學只是這種淺顯的反應的話（如果文學只是這種簡單的情緒性反應），文學的合法性就消失了。我為什麼要看你的東西呢？你的反應並不比我的更高明深刻。今天中國面臨的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怎麼對待和思考這個問題呢？作為一個寫作者的特殊身份我們應該站在一個什麼樣的角度，什麼樣的思想維度去書寫？如果我們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寫作技術再好，只是語言，只是形式，恐怕這樣的文學是沒有具體價值的。
我們今天的書寫，面臨巨大的困難，我們在藏區這個特殊地帶進行書寫會面臨更大的困難，給每個人獨立思索的空間很少。
首先，我們受特彆強大的意識形態的影響。一是顯性的官方的意識形態，我並不是講哪一種意識形態是可以的，哪一種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一個作家只是完全服從於一種規定性的意識形態的話，這種書寫大概是沒有什麼價值的。二是隱形的達賴喇嘛的意識形態。這兩個意識形態都是政治性非常強的，而我們文學到底有沒有政治性呢？它是有的。但是文學的政治性不是由另外的意識形態規定的。而我們現在所謂的藏區的現實，面臨的現實，某種程度上其實就是這兩個意識形態之間的博弈。那麼我們的書寫問題只是簡單地選擇一種意識形態，簡單地挑選了站在哪一邊就能解決的嗎？這是不可能的。文學是關於個人對社會的認知和體驗，這種表達有時是和意識形態重合的，但有時又是和意識形態疏離的。所以如果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的話，就會長期陷入表達的困難。如果只是用意識形態進行書寫，這些道理別人已經用更直接的方式表達過了，不管是官方的意識形態還是別人的意識形態，你再重複一次就沒有意義了。
在這種強大的意識形態下我們要擺脫是很難的，但是作家要有這種準備、能力，甚至要有勇氣來表達。這種勇氣並不是說和意識形態作對，而是在與意識形態不相吻合的時候也要有勇氣表達。這才是文學真正的價值所在，因為文學總是要傳達，意識形態傳達的是總體性的東西。如果我們只是整體的一部分，一個無機的局部，而不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中有生命、有特性的部分，沒有自身的文化特性，真是這樣的話，文學就消失了，文學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文學告訴我們：我們既是整體的一部分，同時我們也是獨立的個體，而不是像機器一樣，我們有自己的情感、情感體驗，有自己的感受和感受方式，有自己的生活經歷，有因這種生活經歷而建立起的個人對社會的反應方式。而文學要的就是這種特別的反應方式。
第二件事情，今天很多地區，其實不只是藏區，中國的大部分邊疆地帶，都是少數民族。我經常用邊疆文學來表達少數民族文學。現在的讀者，尤其是外部讀者對這個地帶的要求發生了變化。從古代到新中國成立之前，邊疆地帶都是被開拓的一個地帶。我們讀漢代的作品，唐代的邊塞詩，還有很多其他作品，我們看見了一種歷史的表達。甚至包括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第一代、第二代藏族作家的主要作品最早也是對這樣一個主題的回應——新邊疆的開拓、解放軍進軍……但在80年代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第一，這樣一個過程已經完成了。過去歷朝歷代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在邊疆建立過這麼直接的政權，現在直接政權已經建成了。清朝改土歸流，打了許多仗，也只是在少部分地方實行改土歸流，在大部分地方還是失敗的。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這個歷史迅速地結束了。80年代之後中國進入了消費社會，這時候的對邊疆地帶、少數民族地區的看法又發生了變化。二戰之後每個國家的邊界就確定了下來，今天中國和周圍國家的主要爭執還是因為過去邊界不確定。中國今天要確定一個邊界是很困難的，有海洋上的爭端、陸地上的爭端，到底這個地方原來該是誰的？現在這些地方對普通公眾來說，意味著什麼呢？比如西方人常用西藏代替整個藏區。今天藏區對世界而言意味著什麼？在過去整個藏區比較封閉的時代，從19世紀開始，許多外國人總想去西藏，卻不讓去，於是他們便偷偷地去，很多人還死在了路上。大家知道的，有個法國人大衛·尼爾，收了個藏族養子、化了妝長期待在康定，就是為了能找個機會偷偷溜到西藏去。到1904、1905年英國人說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