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學的研究者一般都注意到了北京文學的平民氣，從老舍到王朔，都被看成「市民精神」的代表。然而如果仔細研究北京文學所表現出來的平民氣，特別是與其他城市文學的平民氣進行比較的話，就會發現，北京文學在平民氣之外，或者說背後，還有著強烈的貴族氣。這不但是北京文學區別於其他城市文學的重要標誌，而且也是北京文學的平民氣與眾不同的重要標誌。
本文所說的北京文學是廣義的，包括京派文學與京味文學，以北京人身份進行創作或者以北京生活為題材的文學。本文所說的貴族氣指超越於平民日常生活之上的以精神生活追求為核心的人文氣息。
京派文學的貴族氣似乎不需要過多證明。魯迅論京派和海派時早就指出，京派近官而海派近商。「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京派」與「海派」》）京派文學的作者大多不是北京人，但他們喜歡在北京當教授和文人。他們喜歡北京比較舒緩的生活節奏，用欣賞的態度來描寫北京的生活。他們最重要的作品不一定是北京題材，沈從文、蕭乾、汪曾祺都以「鄉土文學」馳名。但他們那些「鄉土文學」的特色恰恰在於是以北京文化人的視角來創作的。魯迅把這類鄉土文學叫做「寄寓文學」。他們已經脫離了自己所描寫的鄉土，他們身在文化的中心，遙想著那田園色彩的鄉土。那鄉土不是現實，而恰恰是表現他們貴族姿態的一種手段。沈從文所描繪的如歌如夢的湘西，只存在於他的記憶和幻想之中（參見拙文《沈從文的自卑情結》），他的湘西世界是作為罪惡的都市世界的對立面而存在的，是沈從文批判現代文明的參照系。如果失去了這個意義，那就有理由說沈從文《邊城》一類的小說是虛偽的。他們描寫的是下層社會，但關心的卻是人類文明走向的形而上的問題。正如陶淵明雖然「種豆南山下」、「戴月荷鋤歸」，但他的思想境界仍然是貴族的。魯迅戲稱他們為「京派大師」，就是準確地看到了他們貴族氣的一面。貴族也關心平民疾苦，或者說正因為他們是貴族，他們才關心平民的疾苦，重要的不是「疾苦」，而是「關心」，貴族的姿態就從「關心」上展現出來。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非常關心炎熱的暑天里的窮人，但小說的閱讀效果卻很爽快。凌叔華的《綉枕》非常關心平民女子的命運，但小說的筆調是那麼優雅。正像通俗小說經常描寫王公貴族的富麗堂皇的生活，卻恰恰因此暴露出自己的世俗氣息。京派文學正是用一種「垂青」的態度，俯瞰人間的態度，使人覺得其高不可攀。京派文學表面的輕鬆里，蘊藏著深厚的自負，彷彿和藹可親，實則距離明確。京派文學的個人性十分突出，雖稱一派，但互不統屬互不瓜葛，語言風格也「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沈從文使用自己苦練出來的長短不齊的經常不合規範偶爾還有病句的抒情性語言。廢名喜歡使用枯澀簡潔模擬絕句表達方式的略帶病態的短語。汪曾祺雖然不是北京人（籍貫江蘇高郵），卻最喜歡模仿北京口語，他使用一種描述性極強的又富於抑揚頓挫韻律的語句。例如小說《八月驕陽》里的一段對話：
「還有個章法沒有？我可是當了一輩子安善良民，從來奉公守法。這會兒，全亂了。我這眼面前就跟『下黃土』似的，簡直的，分不清東西南北了。」
「您多餘操這份兒心。糧店還賣不賣棒子麵？」
「賣！」
「還是的。有棒子麵就行。……」
他們的選擇都是不能相互取代和複製的，具有「藝術精品」的特徵。他們也因此而藐視敘述者距離生活太近的海派和其他派，以「潔身自好」的風度高蹈於文壇。從接受的角度來看，他們的讀者也是很少的，大體限於知識分子階層。他們所關心的平民是看不到也看不懂他們的大作的。京派文學家大多是平民出身，但京派文學卻是徹頭徹尾的貴族氣文學。這是由於京派作家在文化上成了地道的北京人，他們過著被哲理和詩意點綴起來的文化生活。易中天教授在《讀北京》一文中寫道：
……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學的，也是詩意的。因為中國哲學是一種人生哲學。它並不來自邏輯推理，而來自人生體驗。體驗只能用詩來表達，生活也只有詩化以後才有藝術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滿藝術性，就因為他們總在做詩。或者說，總在做夢。做詩和做夢，有時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如果說有區別，也就是夢有噩夢，而詩則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夢和史詩之中。這使他們雖然難免不切實際，但也確乎大氣磅礴；雖然難免自以為是，但也確乎圓潤渾成。北京人是有點油，但不淺薄。他們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話，也有歷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層的市井小民，也顯得（當然也只是顯得）相當有智慧有學問。甚至就連他們的世故，也因為是哲學詩，以至於最世故處反倒顯不出世故來。豈止是顯不出世故？沒準還有幾分天真可愛。北京人畢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傳者。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怎麼也掉不了價。
而哲理和詩意，正是京派文學的精髓。如果說從京味文學中不容易看出貴族氣來，那麼從京派文學中是不難感受到那種「圓潤渾成」的。
京味文學有兩層含義。一是題材的京味，即傳神地描繪北京地區的文化風俗。二是語言的京味，即使用純正地道的北京口語。這二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特別是描寫北京地區的風俗時，如果離開了北京語，就難以奏效。有些寫北京的散文，雖然事實都對，感情也真，但就因為缺少生動的北京語，或者對北京語表現得有問題，於是就不能列入「北京文學」的家族。例如林語堂的《說北平》，講了北平的許多方面，但就是沒有講北平的語言，結果等於是寫了一座「無聲的北平」，文章的價值大打折扣。郁達夫的《故都的秋》倒是寫了北京的語言，但是把北京人說的「一場秋雨一場涼」寫成了「一層秋雨一層涼」，還自以為很會欣賞北京話，真是大煞風景。江浙一帶的作家大多不能體會北京話的妙處，郁達夫如此，不懂裝懂的徐志摩也如此。其他如魯迅、周作人、茅盾、朱自清則老老實實，乾脆不寫。所以京味文學的作者主要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或者長期住在北京的人。否則，對北京生活沒有深厚的體會，是難以「知味」的。
有些京味文學與京派文學是一體的。例如汪曾祺就既是京派也是京味，林斤瀾也似乎二者都沾邊。很多作家只要跟北京有點關係，就有被列入京味或者京派的可能。事實上像劉紹棠這樣的作家不應當屬於京派或者京味的範疇，他所主要描寫的運河文化在嚴格的意義上不屬於北京文化，他最接近京味題材的作品可以說是《京門臉子》，但京門臉子畢竟還在北京的大門之外，「一出北京城圈兒，直到四十里外的北運河邊，都叫京門臉子」。而且他使用的也不是北京語，而是京東地區的俗語。只有像鄧友梅、蘇叔陽、陳建功、劉心武、韓少華、趙大年等人的創作，才是真正的京味。至於老舍和王朔，已經超越了京味而以一人成為一派，自應另當別論。
京味文學既然是主要描寫北京日常生活的，那麼它的平民氣自然首先會引起人們注意。除了作品內容的日常性以外，作家姿態也充滿平民氣。京味作家不但出身平民，而且為人處世和寫作風格也具有平民色彩。除了曾經做過中學語文教師的劉心武，一般不使用官方話語。鄧友梅、陳建功都是作家協會的領導，但他們都很注意話語方式的隨和以及個人性，劉心武也逐漸擺脫官方話語的痕迹，追求自成一家。因此平民精神的確是京味文學的要素之一。
然而京味文學的平民氣，與其他城市文學的平民氣有何不同呢？比如寫天津的馮驥才，寫西安的賈平凹，寫武漢的池莉，寫哈爾濱的梁曉聲，他們也被視為平民作家。相比之下，京味文學的平民氣，就顯出不是一般的平民氣，而是在平民氣的背後，透露出一股貴族氣。
京味文學的貴族氣首先表現在，對文化生活的眷戀以至迷戀成為作品的主要內容。以鄧友梅的《那五》、《煙壺》為代表，作品所寫雖是日常生活，但卻不是著重於柴米油鹽的物質方面，而是著重於精神方面。這種精神追求並不是「倉廩實而知禮節」式的物質滿足之後的追求，而是與物質生活水平無關的集體癖好，甚至倉廩不實也要知禮節，即越窮越要擺譜，用老舍的話說：「我們創造了一種獨具風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正紅旗下》第二章）例如韓少華的《遛彎兒》中寫道：
「這遛彎兒，敢情不光圖個舒活腿腳兒。遛這麼一趟，見識多少東西呀，」一位退休多年的鄰居，昨兒個從地壇遛回來，說：「越遛，我就越開眼，開心，開竅兒了……」
類似遛彎這樣的日常活動，在京味文學裡是作為文化內容來描寫的。再如蘇叔陽的《居住最高處》中寫道：
那以後，調了學校。學校聲言沒房可分配，我就當了妻的家屬，住在有平房可供教師居住的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