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在現代文學研究界還是在普通的閱讀接受領域，老舍一向被當作所謂「魯郭茅巴老曹」這六大巨頭之中的一個得到較高的尊崇。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三大「新貴」的座次直線上升，此外艾青、馮至、穆旦這三大詩豪也身價倍增，再加上趙樹理、丁玲乃至張恨水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六大巨頭的「常任理事國」地位有所動搖。特別是「郭巴」兩位似乎被認為不具有「永恆的藝術價值」而準備在恰當的機會將他們列入「甲B」的二流集團，而茅盾的長篇小說「大哥大」的寶座也搖搖欲墜。在這樣豪傑並起的境況艱難中，老舍不但沒有貶值，反而有凌越於茅公巴老之上，與沈從文錢鍾書平起平坐、蟬聯現代小說大師「後三雄」之勢。這一微妙的局面未能引起人們應有的關注，原因是老舍並不處於全局之中的「亮點」。而當我們在鎂光燈刺眼的閃爍之餘稍微去注視一下老舍時，則或許會產生一些有趣的思考。讓我們理清一下思路，再做幾個簡單的結論。
首先我們來看，在所謂「魯郭茅巴老曹」這六大巨頭之中，老舍明顯是個「異類」。魯郭茅3位都是「五四」新文學的開創者，吶喊的吶喊，涅槃的涅槃，為人生的為人生。巴金可說是五四精神在小說領域的代表，一句「我控訴」，就喚起了多少熱血青年的心。他描寫魯迅式的「吃人」，追求郭沫若式的「新生」，學習茅盾式的「三部曲」而發揚光大。曹禺則是「五四」精神在話劇領域的代表，雖然主觀上沒有那麼強烈的「五四」創作思想，但是他的每一部劇作都正好呼應了時代對新文學話劇的要求。他的《雷雨》被解讀成話劇里的《家》，他的《日出》被解讀成話劇里的《子夜》，他自己也心甘情願追隨新文學的車輪一同前進。這5人中，從學者、思想家、理論家，到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散文家，應有盡有，按照中國人的「數字審美學」，已經可以組成一個圓滿的「五虎將」陣容。可人們不知從何時起，非要加進一個老舍才覺得「六六大順」。殊不知，老舍跟他們，用老舍式的話說：「是八杆子也打不著的親戚」。彷彿推選6大高僧，混進了一位老道，雖然也是出家人，但念的根本不是一本經。看看名字就覺得彆扭，人家的名字都有比較深刻的意義，「魯迅」是「雖魯而迅」，「沫若」是家鄉之二水，「茅盾」是戴了草帽的「矛盾」，「巴金」是「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曹禺」是「萬分」（雖然他們本人未必承認）。只有這個「老舍」，是取本名「舒慶春」的「舒」字的一半。看字面，既不新潮又無深意，是「五百年的舊房子」還是「一年四季開粥廠」呢？不管哪個意思，都透著俗，這是一個標準的舊派文人的筆名，當然比起什麼「泣珠生」、「春來瘦」一類的名字要高雅大方多了。
老舍跟其他5位大師最大的區別在於，他不是吃「五四」飯的。雖然六巨頭中他是惟一生長在「五四」運動策源地的正宗北京人，但他彷彿身處風暴眼，那風暴跟他沒關係。「五四」時期那七八年，老舍忙著養家糊口，當過一陣小學校長，還當過一陣勸學員。後來雖然到燕京大學旁聽過，但那是為了給出國混事打基礎，他跟大學裡的風潮、派系基本上沒瓜葛。想要用「五四」給老舍臉上貼金是比較困難的，老舍在1957年寫了一篇《「五四」給了我什麼》，想給自己貼點金，可是啰嗦了半天，都是人人能說的廢話，無非是「五四」讓他懂得了反帝反封建和使用白話文。我們頂多可以說一句他是「五四」運動的支持者。但這也很難講，因為後來老舍成為大作家後，除了在官樣場合，他很少提到「五四」。老舍在對待「五四」的態度上，跟一個普通的北京市民是極其相似的：熱烈擁護，堅決支持，但到底擁護的支持的是什麼玩意，自己並不大清楚。
老舍殺入文壇，也跟別人不一樣。老舍一不為什麼主義，二不湊什麼熱鬧，三沒有什麼集團。他1924年到1929年在倫敦大學的東方學院教書，閑居無事，就在一本練習本上寫著玩，寫完了便乘興寄給《小說月報》。沒想到一出手就「文章驚海內」，不幾天就「書札到公卿」。幾部大作問世後，他輾轉回到祖國，一上岸才知道，自己已然是著名作家，幽默大師了。他的創作態度好像是「遊戲消遣」式的，但他又與鴛鴦蝴蝶派不同。鴛鴦蝴蝶派一是成幫結夥，二是愛趕時髦湊熱鬧，三是立場多變。而老舍雖然朋友滿天下，但不入幫，不結黨，除非形勢所迫，不參與別人發起的什麼運動，而且一貫以自己的思想指導自己的創作，很少隨波逐流。他就這樣誤打誤撞地成了新文學的小說大師，文學界和他自己都順理成章地接受了這一現實，沒有人覺得有什麼不和諧。
然而若是單獨看看老舍的前兩部作品——《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假如老舍不再繼續寫作的話，那麼僅憑這兩部小說，完全可以把老舍列入鴛鴦蝴蝶派的「滑稽小說家」中去。當然，這是比較高級的滑稽。假如老舍的這兩部小說不是發表在《小說月報》，而是發表在《紅玫瑰》或《新聞報》的話，那麼老舍無疑就是鴛鴦蝴蝶派新一代的滑稽小說領袖。在二三十年代之交，鴛鴦蝴蝶派的創作中心開始由南向北轉移，新一代的北方作家以改革的姿態成為大眾讀物領袖。在社會言情小說方面出現了張恨水，在武俠小說方面出現了還珠樓主，在滑稽小說方面出現了耿小的。耿小的雖然也號稱是「含淚的笑」，但跟老舍比，氣派和技巧都相差不止一籌。老舍能讓人笑得捧腹，也能讓人慾笑不能。《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完全可以說是鴛鴦蝴蝶派滑稽小說中興的里程碑。耿小的後來有一部《時代群英》，主題和內容與《老張的哲學》相似處甚多，主人公高始覺也是在自己開的學校里開商店，但閱讀感覺是惡噱過多，缺乏嚴肅的批判底蘊。而《老張的哲學》雖然老舍自謙是「搔新人物的痒痒肉」，但自有一股正氣和大家風度流佈於字裡行間，這也是老舍不可能與鴛鴦蝴蝶派為伍的原因。
除了風格之外，更重要的是《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在思想上也與新文學格格不入。老張並不是純然的舊派人物，對這個人物的諷刺並沒有多少「反封建」或者「個性解放」的意義。對老張進行的主要是道德批判，老張是被作為一個「壞人」受到盡情的嘲弄和挖苦的。而這種道德批判的出發點，則是傳統的，老張的惟利是圖，損人利己，都與「世風日下」的新思潮有關，在小說的敘事者看來，正是傳統社會的崩潰，才導致老張這樣的壞人橫行於世的。《趙子曰》則直接把矛頭對準了「五四」青年。在小說的敘事者看來，「五四」新青年的生活就是，不讀書、不上課，打老師、罵校長，穿著運動服睡覺表示時髦，背著冰刀去冰場，不為溜冰而只為勾搭女學生……這樣的觀點在「五四」青年和我們「五四」精神的繼承人看來，當然是誤解甚至是污衊，但不能否定的是，這其實正是廣大民眾的真實想法。老舍說出了民眾的心聲。在沈從文的《蕭蕭》里，也有一段敘述鄉下人怎樣看待女學生的文字。鄉下人認為女學生就是隨便花錢和隨便跟男人睡覺的一種女人。但沈從文並未以此作為自己的觀點，他只是以此來形容鄉下人的淳樸和愚憨。而老舍對新人物的這種看法，卻延續在他全部的創作里。
老舍知道自己成為新文學小說大家後，自然要收斂他的滑稽，寫出正經的貨色示人。這用北京話說，叫做「知道好歹」。老舍這樣的人，面子第一，你只要對他尊敬、和氣，讓他干多少活都行。他在1957年「反右」運動時寫了批判吳祖光的文章，其中一個道理是：「我的年歲比他大，精力比他差，也比他忙。但解放這些年來，我寫了好幾個戲，而他卻一個也沒寫。……他自己寫不出來，只好怨恨共產黨領導錯了。可也奇怪，我與他都在黨的領導下，我能寫而他不能寫，難道這真是黨的錯嗎？……吳祖光，回頭吧！」（《吳祖光為什麼怨氣衝天》）這段話今天看來頗為可笑，老舍理解不了吳祖光這樣的作家為什麼對共產黨有意見，在他看來，有這麼好的共產黨領導著，不好好乾活，真是「不知好歹」。這完全是一個樸素的勞動者的思想，而不是把黨的事業就當成自己的事業的「五四作家」的思想。所以老舍這樣的作家也跟著去批判吳祖光、批判胡風時，態度很真誠，但就是批不到要害上，有時還反而起到一種「攪混水」的保護作用。老舍其實一輩子都在「五四」之外，他不關心「五四」的那些核心話題，他雖然講授過《文學概論》，但自己對理論是不大感興趣的。他說：「使我心裡光亮起來的理論，並不能有補於創作」。（《未成熟的穀粒》一）他看重的是實際的寫作能力。他一生都在關心自己的寫作數量和種類，經常算創作賬，包括稿費。50年代他特別高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終於可以不用擔心養家糊口的問題而縱情高產了。他不但自己成為高產的「作家勞模」，而且衡量別人時也以此作為一個標準。他在1955年的《反對文人無行》這篇文章里講了三條意見，第一是反對作家怠工，第二是說作家經常創作等於工人農民經常勞動，第三才是籠統地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