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解魅力如何發揮作用之前，我們要進一步對其進行定義。如果魅力也同幽默一樣，可以引發某種可識別的情緒反應，那麼這些情緒又是什麼呢？如果魅力是一種非語言修辭形式，那麼它又是如何說服我們的呢？
馬克思主義批判學家約翰·伯格1972年在英國廣播公司播出其系列片並出版配套圖書《觀看之道》（）中，提出了一個極具影響力的理論，他認為魅力會引發社會性嫉妒情緒，以此來促進商品銷售。伯格將「魅力」定義為「一種被嫉妒的狀態」。他認為，廣告圖片通過「向受眾展示明顯被美化的形象」來產生魅力，廣告上所展示的事物，已然被標榜為「令人羨慕的某種結果產物」。在這種觀點中，魅力是一種資本主義的惡性遊戲，在這其中，只有少數的贏家可以享有特權地位的副產品。而對於大部分輸家來說，更多的情緒就是嫉妒，因為更容易受到魅力的影響。伯格表示，「如果個人的社會化嫉妒情緒沒有成為一種共同而普遍的情感，魅力就不會存在」。
雖然伯格的描述捕捉到了魅力的變形本質，但他的一面之詞卻遺漏了很多最重要的訴求。他被嫉妒的情愫所蒙蔽，將其與慾望混為一談。嫉妒，毫無疑問，也是慾望的一種存在形式——希望擁有別人所擁有的東西。而伯格在他的分析中所強調的社會地位也是一種令人渴望的事物，然而這卻並非唯一的情緒。最重要的是，真正的嫉妒中包含的怨恨和敵意對於大部分形式的魅力而言並不存在。魅力或許是一種虛幻的想像，但是它並不是卑鄙的或惡性的，也沒有人願意為進入一種魅力狀態而遭受他人憎恨。魅力不是衡量輸贏的標準。相反，魅力對象——無論是人、地點還是事物——都是一種自我的改變。正如說唱歌手Jay-Z在說唱歌曲中所唱的：「當你看到我的時候，也就看到了自己！」某人或某物的魅力所代表的是「自己渴望成為的夢想自我」，是一面魔鏡，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變身了的自己。我們渴望自己可以成為心目中魅力的化身，或者可以與這些魅力四射的人談笑往來，而不是從他們身上搶奪那些我們所欽佩的特質。
以安吉麗娜·朱莉為例，這是最具有說服力的人物之一，因為她本身完全揭示了當代對於電影明星魅力的表述：在2009年《時尚芭莎》的一篇文章中，作家納奧米·沃爾夫寫道：「安吉麗娜的力量。」這篇文章並不是一個傳統的名人簡介——朱莉和沃爾夫之間並沒有任何會面，然而，沃爾夫在「生命的敘事」這個主題的討論中，指出朱莉是「精雕細琢」的。這篇文章已經被賦予了明確的指向，讀者還是很容易在沃爾夫的引領下一步一步相信其中的字字句句。在文章中，朱莉的力量在沃爾夫如親臨見證般的描述中得以證明：擁有窈窕身姿和美麗容顏（《美貌的神話》），參加高層公開辯論（《火線反攻》），放縱性慾之後並沒有遭遇譴責或不良後果（《混亂關係》），以及沒有遭遇麻煩或痛苦而成為母親（《誤解》）。「這些作品都是朱莉的自我表達嗎？」沃爾夫寫道：「她用自己的生命和行動來證明你可以擺脫這一切，所有的一切。」
這不是社會化的嫉妒。這更像是一個小女生的暗戀情緒。從一個方面來說，在沃爾夫的工作中，體現了作為兩個孩子的離異單身母親，她渴望在重塑朱莉的經典魅力形象的同時，用朱莉的信念來鼓勵自己：
我想到的是飛機的比喻。女性往往習慣於依賴別人（尤其是男人），打個比方，比如去哪裡，或者怎麼去。乘坐私人飛機是選擇自己的方向的經典比喻；通常，這是一個人的事情，而朱莉，則戴上了她的飛行員眼鏡，學習飛行課程，因此，她可以獲得4歲兒子的心。這就是單身媽媽最終應該學會的獨立。
飛機和飛行員都是現代魅力的試金石，而在這裡，沃爾夫卻改變了其中的含義。她將飛機從一種普遍意義上自由、控制和逃離的表徵變成一種以孩子為中心的配件，以此來展示「單身母親的獨立」。在這個過程中，她把朱莉形容為一個騎著摩托車的動作女星——一個「女漢子」，同時也含蓄地以一個更為自給自足的女飛行員原型取代了已婚無子女的阿梅莉亞·埃爾哈特。
與伯格的定義相反，沃爾夫並不羨慕朱莉光鮮的生活，更不貪戀朱莉的社會地位。相反，她敬佩這位女演員並渴望同世界分享她的想法，事實上，她也希望世界上其他的女性也可以同她一樣。「朱莉的形象並不只是反映自己的一面鏡子，」她總結道，「更是女性理想生活的放大鏡。」一位粉絲可以投射這麼多不同的憧憬到自己的偶像身上，來說明為何朱莉會是這樣的代表。在多種渴望同時出現在同一個對象身上時，魅力的力量是無比強大的。
在一項早期的好萊塢魅力分析中，1939年出版的圖書《電影美國》（），研究員瑪格麗特·法蘭德·索普將電影魅力定義為「性吸引力……再加上奢華，加上優雅，加上浪漫」，她認為這個難以捉摸的特徵是以上元素的混合體。正如作為一種混合型液體的香水，魅力也是被這些層層交疊的元素所豐富，每一種元素都會喚起一種不同的情感共鳴。「『高雅』似乎帶有些許的虛妄，而『浪漫』又是一種有些委婉的表達。」時尚史學家瓦萊麗·斯蒂爾在回應索普的觀點時寫道。斯蒂爾認為，混合的「魅力」和帶有諷刺性的模仿者「華麗」都是對魅力的曲解，魅力「永遠不是指優雅或是淑女」。這種觀點認為，魅力無關於優雅。魅力是性感和奢華——這兩點越突出，魅力值就會越高。然而，將魅力等同於浮華的性感和太多閃光的鑽石，就如同將魅力定義為嫉妒一樣狹隘。
格蕾絲·凱利這位被譽為「在時尚歷史上公認的魅力形象」，是閃閃發光並且優雅不凡的，她既性感又優雅。傑奎琳·肯尼迪作為另一位魅力的代表，穿著如同盔甲一般的西裝來隱藏她迷人的身軀。「保護我。」她在給設計師奧列格·卡西尼的信中寫道。而葛麗泰·嘉寶的性感則出現在其神秘而對世俗的冷淡中，並非華麗的裝飾。魅力的合理化定義，必須要包含這些代表人物，正如當我們提到肌肉男的代表時，我們就會立刻聯想到詹姆斯·邦德、史蒂夫·麥奎因以及加里·格蘭特。
對象以及渴望的來源通常會呈現的奢華和性感，是創造魅力的強大元素。然而，並非每一種奢華和性感都能成為魅力。神秘感也是必備的要素，最具有魅力的對象往往會帶有拒人於千里的誘人元素，正如影評人曼諾拉·達吉斯在讚揚當代中國電影時表示，「耐人尋味的電影」，會打造「一種由釋放與壓制之間生髮出來的非凡魅力」。魅力讓我們意猶未盡。
而更重要的是，性感與奢華並不是僅存的吸引力，甚至更不是常見的單一因素。與斯蒂爾的觀點相悖，索普並沒有用浪漫這個詞來將性感含蓄化——她明確地指出了性感這個要素，而對一種以女性為主體的受眾群體而言，這種因素同樣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她認為，這便是浪漫愛情的理想化。電影讓觀眾通過放大和偏重於其中的部分內容來展開想像，從而弱化了現實生活中的單調而充滿博弈的真實關係。
「典型的美國成年女性希望從電影中獲得的是一種機會，一種從無聊的現實生活中逃離的機會。」索普寫道。這些影視作品的受眾所渴望的是一種比奢侈品更為珍貴的東西，她表示：「女性們希望自己被讚賞，是大聲說出來，而不僅僅是含蓄暗示。」
她們的理想化狀態，依然是像在維多利亞時代，完美的丈夫會在每天的早餐桌上對她們甜言蜜語，告訴她們她們對自己有多麼重要，而這種浪漫情人早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消失了，美國男人對於模仿毫無興趣。他們隱藏起自己深沉的情感，不僅在早餐時沒有連篇的情話，在一天的其他時刻，他們都對此閉口不談。因此，作為他們的妻子，便也只能把午後的浪漫時光寄託於電影了。
在電影里，妻子會發現，每天精心籌備一頓晚餐是一件物有所值的事情，因為自己的丈夫，至少在甜點時間，一定會在這張親密又有距離感的餐桌上握住自己的手，深情告白：「親愛的，你真是一天比一天更惹人憐愛。」
在如今這個感情外露的時代里，我們依然不能否認老電影里奢華和閑適場景所帶來的吸引，卻忽視了自己婚姻的魅力所在，無論這種魅力是源自親密的撫慰還是迅忽如星火的深情戲謔。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電影情節，都不過是生活的縮影，而不是完整的敘事。我們將要在第4章里為大家揭示的，好萊塢魅力的發散，並不是源自那些既定的情節細節，而是源自電影中那些耐人尋味的影像和觀點，在觀眾的幻想中不斷縈繞，混雜在他們的記憶中，甚至在他們已經忘卻了整個故事情節之後，這些幻想依然不曾消逝。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關於何為魅力的一個答案。它為慾望的滿足提供了清晰的窺見——如果生活可以是那樣，如果我們可以生活在其中，如果我們能夠像他們一樣，這其中的所有因素，物質的、基本的和無窮的慾望魅力，都是源自情感的需求。
像伯格這樣的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