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一、「人」在何處
怎樣解釋金庸小說與20世紀中國新文學的關係，怎樣在與新文學的比照中為金庸武俠小說定位，是談論和研究金庸小說者無法繞過的問題。尤其對於金庸小說的肯定、推崇者來說，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有個說法。認為金庸武俠小說雖屬「舊文學」傳統，但仍應在文學史上有一席之地，是一種說法（如錢理群）；認為金庸武俠小說正因為堅持了「舊文學」傳統（或曰「本土文學傳統」），所以在文學史上具有特別的意義，也是一種說法（如劉再復）。這兩種說法雖差異甚大，但都承認了金庸小說與新文學的異質性和對立性，都是在將新文學作為參照的前提下肯定或推崇金庸武俠小說的。在這個意義上，二者可歸入同一類。另一類金庸小說的肯定和推崇者，在這個問題上卻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即將金庸武俠小說新文學化，否認金庸武俠小說與新文學有著本質性的差異，宣稱金庸武俠小說不但是新文學，而且是最好的新文學，因而在與新文學對立的意義上看待金庸武俠小說，是不合理不合適的。所謂「新武俠小說」就是在這種意義上提出來的。
「新武俠小說」是相對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等為代表的武俠狂潮而言的。在一般的表述中，「新武俠小說」不僅指金庸的小說，而是指以金庸、古龍、梁羽生為代表的20世紀下半葉在港台出現的新一輪武俠小說狂潮。在這個潮流中，知名的寫手還有蕭逸、溫瑞安、卧龍生、諸葛青雲等一大批人。如果「新」僅僅是時序上的一種判斷，那當然不會引起什麼疑問。但「新武俠小說」的肯定和推崇者們在使用這一概念時，卻往往是在強調這新一輪的武俠小說的本質之新，借用一對陳舊的概念，即強調它們從「形式」到「內容」都與「舊武俠小說」有了本質的不同，因而不能用看待「舊武俠」的眼光來看待「新武俠」。例如，嚴家炎先生在《以平常心看待新武俠》（載《中華讀書報》2000年6月28日）一文中，在對武俠小說做了一般意義上的肯定，在對過去關於武俠小說的批評來了一番「撥亂反正」後，說：「並不是說武俠小說的意識內容全都健康。由於舊武俠作品產生在長期封建社會中，確實不同程度地帶有熱衷仕途、嫉仇嗜殺、迷信果報之類封建性烙印。也正因為這樣，新派武俠小說的出現就很有意義。新派武俠小說之所以為新，在於富有現代人文精神和藝術上的新成就、新創造。」緊接著，嚴家炎「以金庸為例」，更具體地說明了「新武俠」異於「舊武俠」之處。既然「意識內容」未必「全都健康」的「舊武俠」都被嚴家炎先生在一般的意義上予以肯定，那大大地「進步」了的「新武俠」就更應該在整體上予以稱頌了。所謂「富有現代人文精神和藝術上的新成就、新創造」，是嚴家炎先生對新一輪的武俠狂潮的總體評價，邏輯上適合於所有的新一輪的武俠小說。在總體肯定「新武俠」的前提下，嚴家炎先生更加推崇金庸，因為金庸是「新武俠」的典型代表。
同樣使用「新武俠小說」這個概念來稱呼20世紀下半葉出現的武俠狂潮，同樣為崇拜金庸尋找理由，但有人在策略上卻與嚴家炎先生有所不同。例如，也任職於北京大學的孔慶東博士，在《金庸小說的文化品位》（載《通俗文學評論》1997年第1期）一文中對從「舊」到「新」的武俠小說所作的一般性的評析，就讓人覺得僅僅「新」，還不能說明什麼問題。與嚴家炎先生對「民國舊武俠」採取總體肯定的態度不同，孔慶東對那時期武俠小說是很鄙薄的，認為「從讀者、作者兩方面看，其文化品位都是很低的」。至於對「新武俠」，孔慶東有這樣的界定：「所謂新武俠，從思想觀念到藝術形式都受到新文學影響，拋開傳統的章回體，運用現代小說敘事方法，有時甚至在形式上更加奇特，如古龍、溫瑞安等人的作品，它們徹底擺脫忠孝節義觀念，寫現代人性，作者也自視甚高。」然而，孔慶東同時指出，這種「新」，並沒有使得「新武俠小說」的總體品位有一個質的飛躍：「儘管新武俠比舊武俠高，但大多數仍是文化品位較低的，其中有大量的誨淫誨盜之作，甚至包括古龍的若干作品。」對古龍、梁羽生，孔慶東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但評價仍不高。「對新武俠小說」總體上的否定，是為了顯出金庸的出類拔萃。儘管同屬「新武俠小說」，但包括古龍、梁羽生在內的其他所有「新武俠」都還談不上有很高的「品位」，都還「無超越可言」。而只有金庸，不但「超越」了「舊武俠」，也超越了同時期的「新武俠」：「所以金庸小說超越了武俠小說。超越不等於『不是』，而是說其精髓已不在武俠，所以，關於武俠小說的泛論是不適用於金庸的。」同樣是從「舊武俠」說到「新武俠」，最後才突出金庸，孔慶東的思想與嚴家炎頗為異趣。嚴家炎採取的是層層推進的方式，先對「舊武俠」基本肯定，再在這個基礎上更加肯定「新武俠」，在對「新武俠」總體肯定的基礎上，最後烘托出作為「新武俠」之「傑出」代表的金庸。而孔慶東採取的可謂是層層剝筍的方式，先對「舊武俠」嚴厲否定，繼而對「新武俠」也予以總體的拒絕，最後讓金庸一峰獨秀。在孔慶東看來，金庸的武俠小說當然也是「新」的。但金庸的「新」，不僅指「超越」了「舊武俠」，而且更在於也「超越」了「新武俠」，甚至「超越了武俠小說」本身。
儘管不同的「金學家」在對從「舊」到「新」的武俠小說的總體評價上有差異，儘管突出金庸的策略也有所不同，但好在目標是一致的，即都是為了證明金庸的「突破」和「超越」，都是為了強調不能用看待「舊武俠」的眼光來看待金庸武俠小說，不能用評價一般武俠小說的尺度來評價金庸的武俠小說。在對金庸武俠小說之「新」的認定上，嚴家炎、孔慶東以及其他一些「金學家」也基本相同。
孔慶東在《金庸小說的文化品位》里，是這樣來概括金庸小說之「新」的：
相比之下，金庸集舊、新武俠之大成，融會了還珠樓主的神奇浪漫、宮白羽的世態炎涼、鄭證因的詩化武功、王度廬的悲劇俠情及梁羽生的「宏大敘事」，形成自己博大深沉又壯麗多姿的風格。他武打寫得好，俠義寫得好，但又遠遠不止這兩點，他寫情——男女之情、兄弟之情、親子之情，寫歷史、寫政治、寫風俗、寫文化，均是上乘。最重要的是寫人物，梁羽生、古龍也寫，但金庸寫得更好，成功的更多，形成了一個整齊的人物家族系列。金庸寫出了一個完整的中國文化的藝術世界，他把武俠精神提升到了人性普遍意義的高度。
下面先對孔慶東的觀點做些辨析。
所謂寫歷史、寫政治、寫風俗、寫文化，不過是金庸給故事注入的一點調料，給作品抹上的一層油彩，骨子裡是對現存文化的一種「利用」。這一層，在上一章里，我曾援引方愛武《「文化工業」與金庸小說》（載《世界華人文學論壇》1999年第1期）一文中的觀點予以分析。孔慶東這段話的關鍵，還是寫人性、人情的問題。所謂「寫人性」，也是金庸所一再自我標榜的。例如，在《笑傲江湖》後記中，他便說：「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金庸的自我標榜，往往成為對「金學家」的命題作文。金庸標榜說自己要「寫人性」，就有許多人熱衷於談論和研究金庸小說的人性描寫。對此，方愛武的《「文化工業」與金庸小說》中也有很精彩的評說：
至於一部小說是不是寫人性，或者說是不是寫了人，並不是說你有個「人」的名頭就可以了。寫人或寫人性，這是一個歷史概念。當人對「人」的理解達到一定層次，我們的作品就會出現這一定層次上的「人」，我們便可以說這個作品中有了人。所以古希臘的神是神話時代的人，古羅馬的英雄（半神的人）是英雄時代的人，中世紀的騎士是騎士時代的人，到了文藝復興以後，人又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先是貴族式的，再是道德式的，再是平民式的或稱普通人。今天我們看神話時代的人，我們便不說它是人而說是神，我們也把道德式之前的人合稱為英雄。當尼采說「上帝死了」，人便成為普通人，英雄也與上帝一道遠離人群。武俠小說有的是英雄或俠，人是不見的。這種毫無現實性的創作我們怎麼可以把它稱為「人」？
金庸小說中那些武功或高或低、品性或正或邪的角色，的確不能算作通常意義上的「人」。他們來無影、去無蹤，人類生存的種種現實性制約對他們都不存在。他們有時像神仙，有時像妖魔。他們是另一類動物，是金庸虛構出來的一群怪物。這樣的動物從來不曾真正地存在過，也沒有絲毫現實存在的可能性。馬俊華在《胡鬧里的一片小小花絮》（載《文學自由談》1999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金庸小說構造了「武林」這樣一個簡單的生活世界，混跡於這個世界的「人」，「整日正事不幹，專門打架鬥毆，談情說愛」，「生活在這樣一個虛構的武林世界的俠客們，不是一般的俠客，而是一些有特異功能或身懷絕技的人——他們不僅不需要勞動，不需要日常生活的忙忙碌碌，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