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廷芳
中國的俗話說：一個成功的男人後面常常站著一個女人，這女人通常是他的賢妻。但終身未婚的單身漢卡夫卡背後站著的卻是一個男人——馬克斯·勃羅德！試想，如果沒有勃羅德，則卡夫卡未必能在成名前及時認識萊比錫的出版商羅沃爾特和柏林出版商庫爾特；沒有勃羅德，則卡夫卡的大量遺稿很可能被別的什麼人按照作者的遺願真的「付之一炬」了；沒有勃羅德，誰有作家的水平和眼力，付出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將卡夫卡大量散亂的遺稿一一收集並編輯成書及至全集出版？可以說，勃羅德的行為譜寫了一曲最動人的友誼之歌！這裡用得著清人何晚晴的一句名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這一對猶太民族的優秀兒子，他們的莫逆之交早在大學年代就開始了。除了被歧視民族的共同命運以外，為人正直、真誠的相似品性是不可忽視的原因。當然，共同的愛好——文學也許是更重要的情感紐帶。在這方面，勃羅德比卡夫卡成熟得早。在他們結伴旅遊之時，勃羅德已經是小有名氣的作家了，而且在藝術、音樂批評方面都顯示了才華。這時卡夫卡的成名作正躁動於母腹之中。這時期可以說勃羅德堪稱是卡夫卡的生活老大哥和文學引路人。1911年兩人的南歐（瑞士、義大利和法國）之行和1912年夏末的魏瑪旅遊，對雙方的友誼是個有力的促進，對卡夫卡的創作更是一個有力的推動。主要是他們路過萊比錫時，勃羅德將卡夫卡介紹給知名出版商羅沃爾特，遂使羅沃爾特當即向卡夫卡約稿。這使卡夫卡受到鼓舞。該出版社後來成為出版卡夫卡作品最多的德國兩家出版社之一（另一家是柏林的庫爾特出版社）。
這兩次歐洲之行是卡夫卡最先倡議的，並明確提出各自把所見所聞記下來。說明卡夫卡有意識地將外出旅遊當作文學試筆，而不是一般的度假休閑或遊山玩水。在他的日記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他非常注意對所接觸到的人物的表現特徵和性格的描寫（而勃羅德則更注意對環境包括自然景觀和建築景觀的描寫），明顯是在進行寫作訓練。一個偉大作家的文學抱負已流露無遺。
讀者將會感到欣慰的是，這個版本將勃羅德在這期間所寫的日記也全部包括進去了，這無疑有助於讀者在閱讀時可以進行兩相比較，看看這一對摯友在面對同一客觀事物時的相同或不同反應，同時還可以通過勃羅德的日記印證卡夫卡的日記內容，從而增加事件的真實性。例如，他倆幾乎每到一個新的城市，都要去妓院逛逛，而且都不避諱把此事記在日記本上。但與妓女做成交易沒有？光憑卡夫卡的日記還較難看得出來。有了勃羅德的日記，就有較多的過程描寫：一次他面對圍成半圓形長隊的妓女們讓他挑選時，他心裡很不自在，覺得這對不起他剛結婚的妻子。又如：卡夫卡在瑞士發現瑞士的高山很多，就說：「是否還沒有愛國者想把瑞士的面積這樣來計算，即把高山的表面也作為平原來測量。這樣瑞士就必定比德國要大。」這段話卡夫卡在自己的日記里記下了。勃羅德也原原本本地把它記在自己的日記里，說明他很欣賞卡夫卡的幽默感。又如：未婚的卡夫卡容易對女孩子發生興趣，一般他自己在日記里都會提到，但不一定具體。而勃羅德就比較明確，例如卡夫卡在瑞士遇到一位匈牙利姑娘，如痴如醉。勃羅德寫道：「一位匈牙利少女，卡夫卡非常喜歡她，稱她為『匈牙利花朵』。噘起的嘴唇。」第二年在魏瑪，卡夫卡很快與房東的女兒格蕾特打得火熱。勃羅德不止一次提到此事。他在魏瑪的最後一天的日記里是這樣寫的：「卡夫卡卓有成效地與房東在漂亮的女兒賣弄風情。」如此等等。
本書譯者孫坤榮教授是筆者的大學同窗和好友。當時的同班同學中差不多有一半是所謂「調干生」，即在國家機關工作了幾年後才來上大學的，所以孫的年齡比我大四歲（生於1932），來自江蘇。他性格開朗，工作積極，又是黨員，因此畢業後留任教學工作，直到退休。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在堅持教學的同時，曾擔任多年的西語系主任兼黨總支書記。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依然編選了1—3冊《德語文學選讀》和一本《卡夫卡短篇小說選》，並翻譯了一些作品。他的翻譯水平亦屬上乘。除這部《那幾年，卡夫卡》（又名《卡夫卡旅遊日記》）外，我還部分核對過他的其他譯文，感覺他對原文的理解頗為到位，譯文也相當流暢，幾乎沒有發現歐化的或佶屈聱牙的文句。應該說孫坤榮的一生是積極奮進的一生，是對我國的日耳曼語言文學的發展做了可貴貢獻的一生。他向來紅光滿面，生氣勃勃。我一直以為，他會走在我的後面。不想病魔的偷襲來得如此突然，以致我都來不及見他一面他就仙逝而去！令人格外悲痛。藉此機會謹代表我的全班大學同窗，向孫坤榮同學表示深切的哀悼。安息吧，我們60年的老大哥！
本書內容屬於正在陸續出版的《卡夫卡全集》校勘本的一部分，本應與卡夫卡的其他著作一起面世的。由於譯者孫坤榮教授不幸突然去世，根據他生前遺願，出版社出於對死者的尊重，特地將它抽出來先行出版。作為這套全集的主編，筆者對出版社的美意表示讚賞和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