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飛
1837年1月，普希金在決鬥中負傷後死去，當時的輿論稱：「俄國詩歌的太陽隕落了。」就在這時，又一位偉大的詩人出現了，他被人們視為普希金的繼承者，這人便是米哈伊爾·萊蒙托夫。
普希金是在皇村學校的一次語文課考試中以《皇村的回憶》一詩一舉成名的；和普希金一樣，萊蒙托夫也是以一首詩作《詩人之死》而「突然」贏得詩名的。萊蒙托夫的這首《詩人之死》，正是為了哀悼普希金，為了揭露迫害詩人的幕後主謀而寫的。——一位大詩人的死，造就了另一位大詩人的「生」，這構成了俄國文學史上奇異的一幕。
萊蒙托夫與普希金之間有太多的相似了：他們都出身貴族家庭，都生在莫斯科，都很早就開始寫詩，都受到過西歐文化的熏陶，都既是大詩人又是傑出的小說家和劇作家，都對俄羅斯的鄉村和自然懷有深深的眷戀，都對專制制度持強烈的批判態度，甚至同樣曾被流放到高加索，最後又都同樣死在決鬥中。關於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關係，也一直是俄國文學界的一個話題，許多批評家都將他們做過比較。也許是因為共性顯而易見，批評家們才更留心於他們兩人之間的區別。梅列日科夫斯基說：「普希金是俄羅斯詩歌的太陽，萊蒙托夫是俄羅斯詩歌的月亮，整個俄羅斯詩歌在他們之間擺動著，在靜觀和行動這兩個極之間擺動著……在普希金筆下，生活渴望成為詩，行動渴望變為靜觀；在萊蒙托夫筆下，詩渴望成為生活，靜觀渴望變為行動。」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指出：「普希金甚至在談自己的時候也像在談別人，萊蒙托夫即使是在談別人時也讓人覺得他正力求從無邊的遠方將思緒返歸自身，在心靈深處關心的是他自己，是在訴諸自己。」別林斯基認為萊蒙托夫的天才「可與普希金並駕齊驅，或許比他更勝一籌」，杜勃羅留波夫將他們的特色分別概括為「普希金的美和萊蒙托夫的力量」。 在這些評論和概括之後，另一位俄國詩人的話就顯得很獨特了：曼德里施塔姆在他的自傳《時代的喧囂》中寫道，他家的書櫃中同時擺放著萊蒙托夫和普希金的書籍，可他「從未感覺到他（指萊蒙托夫——引者）是普希金的兄弟或親戚」 。我們未必能完全接受曼德里施塔姆的意見，但他的「感覺」卻會啟發我們去考慮萊蒙托夫之所以為萊蒙托夫的理由。
人們常說，像普希金這樣的詩歌天才，一個民族兩百年才能出現一個，可萊蒙托夫卻在普希金之後立即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又一個詩歌天才。反過來看，萊蒙托夫的「出現」，較之於普希金就要困難得多了。在普希金奪目光輝的映照下，多少有天賦的詩人顯得黯然失色，只好抱怨自己生不逢時。其實，在普希金在世時，萊蒙托夫早已開始了認真的詩歌創作，其創作歷史已長達十年；到普希金逝世時，先後在莫斯科大學和彼得堡近衛騎兵士官學校就讀的大學生萊蒙托夫，已陸續寫下了幾百首抒情詩，占其抒情詩總量的三分之二，其中就包括《帆》等名作。然而，他還是默默無聞。普希金為當時文學界的詩友寫了大量的獻詩，卻沒有一首是寫給萊蒙托夫的。但是，普希金死後，在普希金的近朋們大都保持著沉默的時候，無名的萊蒙托夫卻大膽地喊出了許多人心底的話，公開點明殺害普希金的劊子手就是沙皇及其制度。《詩人之死》不是萊蒙托夫的第一首好詩，甚至也不能算作他最好的一首抒情詩，但它卻宣告了一位新的民族詩人的誕生。天賦和機遇，良心和勇氣，共同造就了又一位俄國大詩人。
我們也許可以說，普希金的死在客觀上為萊蒙托夫的嶄露頭角提供了契機；我們也許還可以說，這實際上是同一個天才被分割成了兩個段落，兩位大詩人是互為補充的。但是，儘管這樣，驃騎兵軍官萊蒙托夫之所以成了詩人和作家萊蒙托夫，起關鍵作用的仍是萊蒙托夫自己驚人的天賦和獨特的個性。
普希金的創作生涯持續得並不長，只有二十餘年；可萊蒙托夫呢，他在《詩人之死》之後只寫作了短短四年！而這又是在軍務、流放、行軍、戰鬥和囚禁等之中度過的四年！可就在這四年之間，萊蒙托夫最終寫出了《童僧》《惡魔》等多部長詩，出版了一部抒情詩集，寫作了長篇小說《當代英雄》，完成了一個文學大師的歷史使命。如此之短的時間裡如此豐碩的成果，向人們顯示出了萊蒙托夫超人的天賦。此外，萊蒙托夫還是一位藝術上的多面手，他不僅擅長各種體裁的文學創作，精通英、法、德、拉丁文，還是一位傑出的畫家。筆者數年前在莫斯科曾觀看過一個萊蒙托夫畫展，三個展室中的油畫、素描、速寫等，都系萊蒙托夫親手所作，那些一個半世紀前的高加索風情畫，至今仍煥發著絲毫不亞於其「東方抒情詩」的光彩。
單就天賦而言，萊蒙托夫是與普希金不相上下的，而就創作上的刻苦程度來說，萊蒙托夫似乎超過了普希金，只不過，普希金要更為生逢其時一些。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對普希金的任何貶低。普希金之偉大，在於他為俄國的民族語言和文學奠定了基礎，在於他體現了那一時代的民族精神；而萊蒙托夫的出眾，則主要在於他在自己的創作中充分地體現了自己的個性，並發現了諸多嶄新的藝術個性的體現方式。
意識到了這些，我們才能更多地理解萊蒙托夫，更深地認識他的創作及其價值。萊蒙托夫不是僅僅靠反射太陽的光而閃爍的月亮，他是和普希金一樣的另一顆俄國文學的恆星，或者說，他們兩人分別是同一顆星球的兩個面。
《童僧》與《惡魔》，是萊蒙托夫最著名的兩部長詩，分別發表於1839年和1841年。在十九世紀的俄國詩人中，萊蒙托夫是一位寫作長詩較多的詩人，在總共十餘年的創作歷史中，他先後寫下了近三十部長詩，它們構成了萊蒙托夫詩歌創作和整個創作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童僧》寫一個被俄國將軍俘虜的高加索山民的孩子，被關押在修道院中；對自由的渴望和對故鄉的懷念，使他勇敢地做出了逃走的選擇。雖然他的逃跑最終失敗了，但是，在瀕死的時候，面對前來規勸的修士，他「強打起最後一點精神」，「欠身滔滔不絕地」說起了自己的出逃、在途中與故鄉自然的親近、對美麗姑娘的愛情、與野獸和惡劣環境的搏鬥，等等。《惡魔》則利用一個宗教形象，塑造了一個具有強烈叛逆精神的人物。這便是惡魔的自白：「我是個眼露絕望的人；/我是個誰也不會愛的人；/我是條撻罰眾生的皮鞭，/我是認識和自由國之王，/上天的仇敵，自然的災禍……」這是一個充滿著矛盾的個性，他憎惡天庭，嚮往自由，卻又與環境格格不入，不知什麼是真正的自由；他自稱沒有愛，卻真誠地愛上了少女塔瑪拉，可他的毒吻卻奪走了愛人的生命。
《童僧》通篇主要是第一人稱的獨白，《惡魔》則是充滿戲劇性的對白，但兩者都具有明顯的自白色彩，都像萊蒙托夫的大多數作品那樣，具有某種「自傳性」，是某種意義上的「詩歌自畫像」。
萊蒙托夫的童年是不幸的，在他三歲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他由外祖母撫養成人。外祖母與他的父親不和，兩人長期就小萊蒙托夫的監護權等問題爭執不休。外祖母很疼愛外孫，但出身名門的她卻十分專斷、嚴厲。在莫斯科大學度過一段較為自由的時光後，他又被迫去彼得堡，進了士官學校，用他自己的話說，又度過了「恐怖的兩年」 。這一切對萊蒙托夫的性格都很有影響。普希金曾在《給姐姐》一詩中，將他就讀的皇村學校稱為「修道院」，將自己形容為「苦行僧」；而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萊蒙托夫，倒像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童僧」。
萊蒙托夫的天性是孤傲的、叛逆的，有些近似他自己筆下的「惡魔」。據說，生活中的萊蒙托夫很少言笑，待人比較冷淡，經常嘲笑各種人和各種事，有時甚至會讓人感到他很刻薄、惡毒。除了十二月黨人詩人奧陀耶夫斯基等個別人外，萊蒙托夫在文學界沒有什麼親近的朋友；在軍中，他對同事的嘲諷，多次導致了決鬥場面的出現；在被流放至高加索時，他與同樣也被流放至當地的十二月黨人們接觸較多，但他們卻認為他屬於「懷疑的、悲觀的、冷漠的另一代」。他迴避嚴肅的談話，常以冷漠和嘲笑的態度面對社會問題，很少向人敞開自己的內心，他的這一處世態度，甚至使他在1837年與對他評價很高、一直關注他創作的別林斯基等人也逐漸疏遠了。在萊蒙托夫的作品中，「惡魔」的形象也是經常出現的，從兩首同題抒情詩《我的惡魔》（1829；1830—1831）中的抒情主人公，到長詩《惡魔》中的「惡魔」，甚至連劇作《假面舞會》中的阿爾別寧和小說《當代英雄》中的畢巧林，也都帶有某種「惡魔」的氣質。可以說，具有一定「自畫像」性質的「惡魔」形象，在萊蒙托夫的創作中是貫穿始終的。
萊蒙托夫對這一文學形象的獨鍾，除了青少年時的生活經歷在他的心理上留下了烙印這一緣由之外，當時席捲俄國和整個歐洲的浪漫主義文學潮流對他的左右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和普希金一樣，萊蒙托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