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樣的內心獨白——《知青日記》序言
這是由300餘頁知青日記輯成的書稿。
在我看來，乃是幾十名當年「知青」的內心獨白。
至今，我已為全國各地許多當年的知青們的書稿寫過序了，但是第一次為這種由日記輯成的書稿寫序。
那麼，也讓我以日記的方式來寫這一篇序吧。
2011年4月22日上午9點半，我參加了年度的「中華文學寫作者年會」。「年會」由中國散文學會、《散文選刊》（下半月刊）《、長篇小說選刊》合辦，到會者皆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學寫作愛好者，亦主要是詩歌、散文、小說的獲獎者。中國散文學會會長林非先生、八一電影製片廠導演翟俊傑、國家廣電總局劇本中心主任高爾純、全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何向陽等到會，並真誠地闡述了自己的文學理念，向獲獎者們表達了熱情洋溢的祝賀……
下午，我本是要作一次創作講座的——但我想，這篇序真是拖得太久了，不能再拖下去了。於是說明原因，得到朋友們的諒解，開始在家中讀這部書稿。晚飯前，讀罷1/3；晚飯後，又讀罷1/3。今天——4月23日上午，全部讀完。
書稿中呈現出某些相當有時代認知價值的人和事。如：
哈爾濱女知青郝志宏，聽了農場幹部的動員報告之後，「情緒十分激動，也沒和家人商量就第一個報了名」。
這剛滿18歲的中學女生何以「十分激動」呢？因為報告人說：「農場的生活條件可好了，常年吃大米；土豆像香瓜一樣大，像倭瓜一樣面；天天早上喝牛奶，吃的是白面大饅頭。」
當年，哈爾濱人每人每月才二斤白面，一斤大米，尚未參加工作的兒女一年到頭是難得吃上幾次大白饅頭和大米飯的；普通城市人是根本喝不到牛奶的；春節期間才能往飽了吃幾頓。家家戶戶平時是捨不得吃大米白面的，為春節過得高興，得月月留存。並且，對上班的人，也總須照顧——隔幾天蒸一屜白面與苞谷面兩摻的饅頭給他們帶。若還有老人，更須留存米面在老人生病時改善一下他們的伙食。
所以可以這麼說，農場幹部的話，幾乎對當年所有北方城市的兒女都有同樣巨大的吸引力。
在當年，吃什麼是中國人的第一幸福要素。
那麼，農場幹部有沒有「瞎忽悠」呢？
也沒有。
北方的大多數農場，口糧確實以麵粉為主。每年麥收以後，新面蒸的饅頭確實又白又香。土豆也確實很大，很面。至於牛奶，除了奶牛多的農場，一般農場的職工絕不會天天喝到。即使天天有得喝，那也得買。知青每月32元的工資，若天天早上買牛奶喝，每月也就剩不下幾元錢了。
農場幹部們還說：「誰報名下鄉誰就是革命的，不報名下鄉就是不革命，阻擋下鄉就是反革命，早走早革命，晚走晚革命。」
郝志宏「第一個報了名」的「革命行動」沒和家人商量，使父母一時亂了方寸。但她是那麼地固執，父母難以阻擋。否則，便是有「反革命」之嫌！
然而，她遷完戶口，「走出派出所，我的心裡一陣空蕩，有些念戀城市，留戀家」，下鄉知青專列開動後，「當哭聲平靜下來，我才品味到對家鄉和對親人的無比依戀，開始號啕大哭。車不停，我哭個不停……我想家，想我那溫馨的房間、我的滑冰鞋、我的游泳衣、我的手風琴……」
列車加水時，她居然偷偷溜下了車，爬上空貨車，於半夜回到了哈爾濱車站貨場，再坐人力三輪迴到家裡……
在當年，她居然有自己「溫馨的房間」，有滑冰鞋、游泳衣、手風琴，證明她生活在不一般的家庭里。若是生活在兒女較多的普通人家，大概便沒有以上經歷了。對於後者，下鄉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之事……
郝志宏當年的下鄉過程，相當有故事性地詮釋了這樣一種時代現象——「激動」乃是「上山下鄉」運動中特別普遍的一種動力，對於第一、二批知青們而言，尤其如此。
與郝志宏的下鄉經歷相似的還有岳淑霞，她是到了農場之後又跑回家裡去的。怎麼辦呢？城市戶口已經註銷了，女兒已經屬於農場的人了，父親只有與她共同學習毛主席語錄，用「革命」思想再將她勸回去。
後來，這兩名知青，都是堅持到最後一年才返城的。
陳忠禮是一名兵團知青，他負責每天敲連隊的鐘。
這是不足論道之事。
但對於陳忠禮意義重大。
他在1969年2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當我每天敲鐘的時候，我就想到我是為革命在敲鐘。早上敲鐘是叫同志們起床跑步，上工前敲鐘是叫同志們馬上去戰鬥，批判會前敲鐘，是號召全體戰士們拿起武器和敵人去交鋒。我敲的是革命的鐘，鼓勵戰友們在工作中去革命，在革命中去工作。我敲的是革命的警鐘，敲得階級敵人膽顫心慌。革命同誌喜歡我的鐘聲，階級敵人害怕我的鐘聲。我敲的是革命戰鬥的鐘，我敲的是對階級敵人警告的鐘……」
可階級敵人在哪裡呢？
劉建生一到農場，就趕上了一場揭發、批判叛徒和特務的群眾大會。詳細的揭批過程他的日記中並沒寫到。但我們過來人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對於被鬥爭的人，那不啻是人生災難。那種災難，每使有的人致殘、致死，或自殺。我當年在兵團當班長時，我那個班的知青就打死過無辜被扣上「特務」罪名的人。那件事使我當年氣憤得辭去了班長，對我那個班的幾名知青，我永遠難以原諒，也從沒打算原諒。兩年前，在一次知青戰友的聚會餐桌上，我又光火地對一名知青戰友斥問：「說！你當年打過人沒有？！」
劉建生日記中寫到的那個「叛徒、特務」僥倖熬過了那個時代，「文革」後得以平反，又當上了教師。
但那場批鬥會對劉建生的教育是——「誓將農村的『斗、批、改』進行到底，不獲全勝，誓不罷休」。
只要思想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似乎便總能在現實之中發現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一名當老師的女知青在日記中記下了這樣一件事——帶領紅小兵執勤，監查「投機倒把分子」和不上自行車牌照的人，並且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導：「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應該繼續戰鬥下去。」當年在農場，所謂投機倒把，無非就是做點兒能掙幾角錢的小生意。
她和孩子們扣住了一個沒有自行車牌照的人，那人態度不是很好。她對他進行教育，講「革命」道理：「沒有自行車牌照就是欺騙國家。」其實那人的自行車牌照只不過掉在家裡了，回家取來後，也就被放行了。
而這件事，使她認識到——「一個人能為人民多做些事是光榮的，我是新中國的一員，是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更應該做好這項工作。做這項工作是革命的需要，是鬥爭的需要，是保衛紅色江山的需要，以後我還要再接再厲，做好這項工作，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階級鬥爭、思想鬥爭也存在於知青之間。
同宿舍的幾名知青嘴饞，從曬場上「偷」回了一斤多黃豆，撒在爐蓋上烤爆了吃著玩兒，不料她們中有了揭發者——於是連長找到她們頭上了，與她們共同學習毛主席語錄，諄諄教導她們：「連里正在進行『斗、批、改』運動，階級鬥爭日趨複雜，一些階級異己分子設法把黑手伸向知識青年，千方百計拉你們下水，你們可要提高警惕，在大風大浪中站穩腳跟啊！」
連長的話讓她們覺得莫名其妙。
於是連長又引導她們對著毛主席像「狠斗私字一閃念」。
這一狠斗，使她們交代了「黃豆事件」。
而連長最後說：「這問題性質很嚴重，說大了是盜竊國家財產，是階級鬥爭新動向。」
鑒於她們是知青，又是初犯，連長寬大了她們，只命她們每人寫檢討書……
一名女知青在勞動中腳被長釘穿透，連隊派馬車緊急將她送往醫院——而醫護人員們，在救治前首先與她共同學習「最高指示」……
還好，長釘只不過從腳趾縫間穿過。
知青潘春燕，因家庭歷史中有「不清楚的問題」，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偏偏這時候，她心中還萌生了對異性的愛情！
愛情啊，多麼「糟糕」的事啊！
她在日記中寫道：「我沒有想到愛情這件事，竟然毫不留情地向我進攻。這成了什麼體統？簡直是豈有此理。我恨這些（追求她的人）不想革命，只想談戀愛的人，更不願讓這些無聊的事來繞身……我不是沒感情，為了革命，讓愛情在我這裡緩行。」
知青劉汝龍，是那麼地充滿了「革命激情」，在探家的列車上，也要主動辦起政治學習班，指揮大家高唱語錄歌曲……
知青柴春澤是煤礦業幹部子弟，他父親在寫給他的信中，向他透露，他將會被招工到礦上。而他在給父親的回信中，批判了父親，也表達了自己紮根農村的決心。在當年，他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