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俄國：屠格涅夫在《俄羅斯導報》發表了代表作《父與子》，副標題《新人記事》。
1863年，還是俄國：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現代人》雜誌發表了《怎麼辦》，也有副標題，是《新人的故事》。創作《怎麼辦》時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因宣傳社會民主主義思想而被關入了彼得保羅要塞的單人牢房，《怎麼辦》是鐵窗文學成果。
二十幾年後，中國梁啟超發表論文，呼籲當時的文學人士以小說育「新民」。
1911年12月，中華民國成立，陳獨秀著文疾呼——1911年以前出生之國人當死！1911年以後之國人永生。
1915年，《新青年》雜誌在中國問世。
1918年，魯迅發表《狂人日記》。
1921年，魯迅發表《阿Q正傳》。
讓我們將視線再投向歐洲，屠格涅夫發表《父與子》的同年，雨果出版了《悲慘世界》。1874年，他完成了最後一部小說《九三年》。
而在英國，比《父與子》、《悲慘世界》早三年，狄更斯晚年最重要的小說《雙城記》問世——那一年是1859年。
1888年，王爾德出版童話故事集《快樂王子》。
1891年，哈代出版《苔絲》。
在德國，1883年至1885年，尼采完成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將以上（當然不僅限於以上）跨國界文學現象排列在一起，從中探究文學與時代，與社會、與人心即人性之關係，尋找文學在後文化時代亦即娛樂時代或許還有一點兒意義，是我十幾年前就開始思考的事情。
我得出這樣的結論：
那些我所崇敬的文學大師們，為著他們各自的國的進步，一生大抵在做兩方面的努力——促舊時代速朽；助新時代速生。
為使舊時代速朽，於是實行暴露，解剖與批判。既批判舊的制度，也批判「舊的人」，那類自在於、適應於、麻木而苟活於舊制度之下的人。
為使新時代速生，於是幾乎不約而同地預先為他們尚看不分明的新時代「接生」新人。新時代並未實際上出現，他們便只能將新人「接生」在他們的作品中。
「舊的人」倘是多數，那麼即使舊的時代行將就木，也還是會以「世紀」的時間概念延續末日。因為「舊的人」是舊時代的寄生體，就像「異形」寄生人體。
新人倘不多起來，新時代終究不過是海市蜃樓。因為新時代只能與新人相適合，就像城市文明要求人不隨地便溲。
車爾尼雪夫斯基們是知曉這一歷史規律的。
《父與子》中的巴扎羅夫這一俄羅斯新人，反權威，具有獨立思考之精神，在乎自身人格標準，對舊制度勇於進行無情批判，對於舊式人物縱然是講道德的舊式人物，每每冷嘲熱諷。但屠格涅夫最後使他由於失戀而心理受挫折而頹唐而死於疾病加鬱悶，屠氏這一位接生婆，他接生了巴扎羅夫這一新人，又用文學「溺死」了他。
也許屠氏認為，一個新人，是根本沒法長久生活在舊環境中的，他太孤單，孤單會使人很快形成脆弱的一面。並且，他的基因中，不可能不殘留著「舊的人」的遺傳。比如他的偏執絲毫不遜色於老貴族巴威爾。而偏執——這正是俄國老貴族們不可救藥的特徵。
車爾尼雪夫斯基比屠格涅夫要樂觀多了。在寒冷的俄羅斯的冬季，在彼得保羅供暖一向不足的單人牢房裡，他以大的希望為熱度，用四個月專執一念的時間，「接生」下了他的「樣板新人」羅普霍夫。羅普霍夫是一位理想社會主義者，醫學院成績優等的學生，正準備攻讀博士，被公認是將來最有前途成為教授的精英青年。然而這極具正義感的平民之子，一旦得知他的家教學生少女薇拉的父母將她許給了一個貴族紈絝子弟，而她決定以死掙脫時，他大膽地「拐走了」她，與她結為夫妻。他因而被學院開除，也斷送了成為教授的前途，但他善良不減，正義不減，在朋友吉爾沙諾夫的幫助下，與薇拉辦起了家庭服裝廠，實行社會主義工資原則，一切看來似乎並不壞，但不久薇拉和吉爾沙諾夫都深深地愛上了對方。吉爾沙諾夫不再登門做客了，薇拉要求自己以更大的主動來愛丈夫，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將敬愛提升為親愛，三個「新人」皆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怎麼辦？
對於病入膏肓的俄羅斯，除了期待「新人」的救治別無他法。
「新人」面臨人類最自私的情感糾葛又怎麼辦？
羅普霍夫作出了完全利他的選擇——「投河自殺」，以斷薇拉和吉爾沙諾夫的掛牽。而實際上，他赴美參加廢奴運動去了。多少年以後，他與不僅僅敬愛他且對他親愛有加的妻子回到俄羅斯，與吉爾沙諾夫夫婦成為好鄰居……
偉大的社會民主主義先驅，為老俄羅斯所接生的「新人」確乎在人性品質和人格原則兩方面影響了以後幾代的俄羅斯青年。
回憶起1974年春季，「文革」中的中國批判車爾尼雪夫斯基不久，一位復旦大學的三十多歲的而且不是學中文的老師，僅因在《兵團戰士報》上讀了我一篇小說《嚮導》，便從佳木斯到哈爾濱到北安再乘十小時左右的長途汽車到黑河，最終住進我們一團簡陋的招待所，迫切約見我這名「政治思想有問題」的知青，關上門與我小聲談論《怎麼辦》，仍感慨多多。
雨果的《悲慘世界》其實也為法國塑造了兩個重要的「新人」，即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讓。聯想到年輕時的雨果曾在《巴黎聖母院》中力透紙背地刻畫了一個虛偽的教士福婁洛，竟然自己在晚年塑造了比孔繁森還孔繁森的聖者型主教米里哀，這說明什麼呢？
非它。
雨果以他的睿眼看透了一種國家真相——如果善的種子在一個國家的文化土壤及人心中大面積乾死，那麼什麼辦法都難以改變一個國家的頹勢。
而在這一點上，宗教的作用比文學巨大。
故雨果在他最後一部小說《九三年》中大聲疾呼——「在革命之上，是崇敬的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即主義化的善原則。
那是一頭與專制主義戰鬥了一生的「老獅子」的最後低哮。
如果以「傳統現實主義」的「可信」原則來評論，不但米里哀那類好到聖者般的主教是「不可信」的；冉·阿讓這名後來變得極為高尚一諾千金的苦役犯更是「不可信」的；而沙威之死可信度也極低。現實生活中即使有類似的主教、苦役犯、警長，那也肯定少之又少，「不典型」。
但人心的善，在「不尋常」年代往往更加感人至深。
隨著《悲慘世界》的讀者增多，米里哀、冉·阿讓、郭文這三位文學形象，越來越引起全歐洲人沉思——那些小說中的好人的原則，難道真的不可以植入到現實生活中嗎？如果植入了，現實生活反而會變得更不好了嗎？
由是，文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開始「化」人。
而在英國，狄更斯比雨果在善文學即「好人文學」方面走得更遠，也更極致。
暴動與鎮壓；一方開動了分屍輪，一方贈送絞刑架。在如此殘酷的背景下，狄更斯講述了一個凄美的三角戀愛情故事——法國貴族青年查爾斯·達雷與身為律師助手的平民青年卡登，都深深地愛上了一個叫露茜的美麗姑娘。達雷因暗中向起義者提供槍支而被關入監獄，等待他的將是死刑。卡登清楚，露茜愛的是達雷，給予他自己的卻是純潔的友誼。為了成全達雷與露茜的愛情，也出於對法國大革命的同情，卡登毅然潛入獄中，營救了達雷，第二天頂替達雷從容踏上斷頭台……
這故事的利他主義傾向當年使中學時代的我訝異萬分。
世上怎麼可能有卡登那種人啊！
然而正是在「文革」中我理解了雨果和狄更斯——他們將極善之人性置於血腥時代進行特別理想主義的呈現，乃是為了使人性善發出極致之光！
至於王爾德，這位主張「為文藝而文藝」，並且放浪形骸的文化知識分子，也滿懷真誠地為歐洲的孩子們寫出了《快樂王子》那麼動人的童話！它像《海的女兒》、《賣火柴的小女孩》、《醜小鴨》一樣，滋潤過幾代歐洲少年兒童的心靈。
以我的眼看來，啟蒙時期的歐洲作家及文化知識分子們，不遺餘力共同肩負起的文化自覺無非體現在這幾方面——堅定不移地反對王權專制及其專制下的暴行與醜惡；堅定不移地主張並捍衛思想自由的權利，同時為新時代接生「新人」；以飽滿的熱情呼喚善的人性與正義之人格。
因為他們知道，倘無善的特質，所謂新人，也許還不如善的「舊人」值得尊敬。
車爾尼雪夫斯基對於「新人」如是說：「他們那麼做是因為他們身上最好的一面要求他們那樣；如果他們換個做法，他們身上那最好的一面就會感到屈辱和痛楚，使之煩惱，他們就會覺得對不起自己。」
至於尼采，我至今不知他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