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從不飲茶的。
我想，他年輕時大約也在什麼場合飲過幾次茶的吧。當然，那天他肯定被失眠所折磨了，結果再就畏茶如畏虎，正如酒於父親一般。
1963年冬季，春節前，父親從四川輾轉數千公里回到了家。四川是他支援大三線建設的最後停駐地。他背回了一個自己縫做的特大的帆布袋，裡邊剩有二十幾個凍得很硬的大米面饅頭、三雙從工地上撿的勞保鞋、十幾雙線的勞保手套、四頂兔毛帽子、幾件毛線背心……五十來斤四川大米。
父親背著如上東西，首先要從山嶺間搭來往於工地的運輸卡車去到樂山；再從樂山乘長途公共汽車到成都；從成都乘列車到北京；從北京轉乘列車到哈爾濱。
當年的中國列車，最快時速也就80公里，而通常的時速是60公里。從四川到哈爾濱，父親經歷了五整天。一名建築工人的探親假是不能享受卧鋪的。當年一名乘客即使買的是有座票，在長途列車上其實無座可坐是司空見慣之事。因為當年列車超載很正常，有時超載人數甚至過半。而有些城市的列車站乾脆售的就是無座票。春節前是客運高峰時期，許多要趕回家過春節的人能買到一張無座票已覺相當幸運。列車經常嚴重超載的時期，列車上往往這麼廣播：各位乘客，本次列車由於超載，決定取消座號，請乘客們發揚社會主義風格，互相謙讓，輪流而坐。男同志應該照顧女同志，成年人應該照顧老弱病殘及兒童……
父親不但是成年人，而且是穿工作服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階級之一員，他一路上當然會自覺發揚社會主義風格。換一種說法那就是，五個整天里他肯定經常是站在列車裡的。
父親回到家裡時，雙腿浮腫得一按一個坑，卻那麼高興。
二十幾個凍得很硬的饅頭中，有半個上邊留下了父親的牙印。三雙勞保鞋是翻毛水牛皮的，每一隻都有磨破處，也都被父親用皮片兒補好了，那是他從工地上撿的，帶回來給我、哥哥和三弟穿。這三雙由父親補過的勞保鞋，對於我們兄弟三人的腳都未免太大了。線手套也是父親從工地上撿的，也都由父親補過了。而毛線背心，則是父親將撿到的但破得沒法補的手套拆成了線，再用染料染了，一針針織成的。有母親一件，還有妹妹一件。四頂兔毛帽子卻是新的，是列車經過西北某站時父親在站台上買的，我們兄弟四人一人一頂。
父親最後從大帆布袋裡取出的是一個牛皮紙包，有包一斤蛋糕的紙包那麼大。
他將紙包遞給母親時叮囑地說：「這是茶，在咱們東北是稀罕東西，哪天要分給鄰居，放好，千萬別沾水。」
1963年我已經14歲了，還沒見過茶。但從讀過的小說里知道，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飲料。
第二天，父親和母親一塊兒將茶分成十多份，一一用紅紙包好。紅紙是我替母親買的，5分錢一張，母親讓我買了兩張。母親本是要用紅紙親手做拉花的，而父親堅決主張用紅紙包茶，說那才顯得心誠。我在一旁裁紅紙時，母親一味絮叨些捨不得的話。
母親陪著父親，挨家挨戶將茶送給鄰居，回家時都滿臉高興，我想那足以證明，收到茶的鄰居們也是都很高興的。
初一上午，全院孩子們大串門兒。在我們那個大院兒，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輩開始的。
一戶鄰居家的大嬸問我：除了茶，你爸還帶回了什麼好東西呀？
隨口一問的話。
我說：還帶回了50多斤大米呢！
也是隨口一答的話。
就見大嬸和大叔交換了一次意味深長的眼神兒。
那是一戶和我家關係最好的鄰居。
我當時因大叔大嬸的眼神很覺奇怪。
初二晚上，和我家關係最好的鄰居家的女孩來到了我家，將用紅紙包著的茶原封不動退送給我家了。女孩代她爹媽說：她家沒人喜歡飲茶，好東西別白瞎了。
在我看來，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幾年也見不著一次茶的哈爾濱人，對待並不留下吃飯的客人的禮節分為三個等級——白開水、白糖水、紅糖水。至於茶，其實並不比紅糖水的規格更高。所以既然不喜歡飲，再給我家送回來挺自然的。
女孩走後，父親和母親滿臉困惑了。
父親說：別是因為有什麼事使人家不高興了吧？
母親說：一向處得很好啊！
想了想，問我初一去拜年時說了什麼不得體的話沒有。
我就將我在鄰居家說過的話又說了一遍，因母親之問感到冤枉。
父親一拍腦門說：錯！錯！怎麼沒想到也送些大米給人家？
1963年中國許多省份發生旱情，水稻嚴重減產。全哈爾濱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減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爺都是南方人，她家的大米從來不曾為過春節攢下過。
母親此時也想到了這一點，後悔極了，而父親已搬出米袋子往一隻盆里倒米了。
母親說行了。
父親說太少。
但母親接著說出一句話，使父親猶豫不決了。
母親說的是：只送給一家，其他幾家不送，鄰裡間還不分出遠近來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來了在先，咱們又送米過去在後，不是反而鬧得雙方面都不尷不尬的？
如果給每戶鄰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戶二三斤，那父親千里迢迢背回的米也就只剩一小半了。別說母親多麼捨不得了，連父親也覺得像割肉，而我們幾個兒女更捨不得。
大米呵！儘管只不過是四川糙米。
米最終沒送。
那包茶母親後來送給了別人家。
我們兩家鄰居的關係，並沒因而出現裂痕。但兩家的大人孩子，心裡都留下了隱隱的不悅，只不過都盡量掩飾。
父親臨走時還埋怨我：你說那麼一句幹什麼啊！……
從此，我與父親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時與家人團圓，僅兩個星期。並且，通信也少。因為父親只不過在「掃盲」運動中識過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請人讀，自己是看不明了的。而父親又必親筆回信，僅一頁紙而已，字體大且歪歪扭扭，夾雜著錯別字。這使我每次給父親寫信，難免的總是猶豫不決。
1971年，也是春節前，我從兵團回哈爾濱探家。那個冬季多雪而寒冷。父親原本是準備與我同時探家的，卻沒成行——他在家信中寫的原因是：「建設任務緊張，請不下假來。」
自從1963年我與父親一別，我們父子二人已8年沒見過面了。
母親在8年中蒼老成一個老太婆了。
母親告訴我——父親從四川寄回了一斤茶葉，信上說是花8元錢買的頭季芽茶，要我在春節前按地址送給某人。那一年我已22歲，還沒飲過一口茶水呢。父親每月最多才能往家裡寄40元，自己又節儉得要命，都捨不得花幾分錢買食堂的菜吃，一塊腐乳下三天的飯，卻居然用8元錢買一斤茶，千里迢迢地寄回來送人，我想父親一定是欠了對方極大的人情。
某天我就去替父親送茶。哥哥瘋著，母親關節炎很重，三弟也下鄉了，四弟小妹沒辦過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貴的茶只有我去送了。在當年的哈爾濱，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確乎算得上珍貴了。
地址是「動力之鄉」的一處工人居住區。「動力之鄉」在郊區，我家離那兒有三十多里，且交通不便。當年是沒有什麼計程車的。
我先乘公共汽車到了郊區某站，下車後開始步行。由於那一段公路來往車輛少，一尺多深的積雪尚未被壓平。我一腳一個雪坑走了二十來里，才終於到達「動力之鄉」。在那一帶，樣式一律的平房和樓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遠。父親寄給家中的地址上僅寫了第幾工人宿舍區第幾排第幾號，而那是根本不能將茶送到的。因為當年的「動力之鄉」，是由三個大廠組成的。每個廠又分幹部宿舍區和工人宿舍區；多數幹部住樓房，多數工人住平房。這些父親都沒寫清楚，我忽東忽西奔走了一個多小時也沒打聽出個結果，最後只有氣喘吁吁、萬般無奈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樓群而沮喪，望一排排平房而無奈。
我回到家時天已黑了。
我將一斤好茶丟在公共汽車上了。
當母親聽我說非但沒將茶送到，還將茶丟了，眼神獃獃地望著我，整個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許久，母親才緩過神來，惴惴不安地說：這可咋辦？這可咋辦？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別為難的事，急著求人幫忙化解，不然會捨得花八元錢買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萬事不求人的性格啊！這可咋辦？兒子這可咋辦啊？由誰寫信告訴你爸實情呢？咱們總不該撒謊騙他吧？……
父親的性格我當然清楚。
母親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
當然告訴父親實情才是唯一正確的做法。
我對母親內疚地說：媽，別急成這樣。急也沒用，由我寫信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