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飲酒，我從沒喜歡過，不論何種酒，不論多麼名貴的酒；中國的也罷，外國的也罷。至今，我也無法理解喜歡飲酒的人們飲酒時的快樂。
然而我竟大醉過幾次。那特別痛苦的感受，至今心有餘悸。
一次在1967年，「文革」第二年，我下鄉前一年。冬季里的一天。我18歲了，已經於1966年初中畢業，但報考哈爾濱師範學院的大理想破滅了。所謂人生理想之於我，在當年，確乎的也就是先成為哈爾濱師範學院的一名學生，三年後成為哈爾濱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罷了。那理想之於我不消說是非常理性的。父親身為支援「大三線」建設的建築工人，遠在四川，每月五十幾元工資，最多也只能寄給家裡40元，而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僅靠那40元維持生活，日子過得真是不容易啊。何況，考上了大學的哥哥，因家境貧窮，明擺著供不起他讀完大學的，竟於四年前患了精神病，使我家貧窮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而我自初一下學期起，由於18平方米的小小的破敗的家裡終日被患精神病的哥哥鬧騰得幾無片刻安寧，學習成績直線下降，以那等令我羞愧不已的成績考高中是肯定考不上的。幸而，從小學到中學，我的語文成績一向是優良，考上哈爾濱師範學校的語文系我還是頗有幾分信心的。受那信心的鼓舞，我在填報考志願前到師範學院去過幾次。在當年的哈爾濱，師範學院地處郊區，校園不大，五六幢老舊的三層樓而已，主樓也是。我在校園裡，獨自「參觀」想像著以後將成為那裡的一名學生，憂愁之心多少獲得了點兒慰藉。現今的人們也許會說，既然家境貧窮，為什麼還要考師範學校呢？不是已經18歲了嗎？直接參加工作不是能更早地替家庭掙份工資嗎？可在當年，一名初中畢業生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倘無特別特別硬的後門，等於是痴心妄想。連掃馬路或運送垃圾之類的工作，哪怕是臨時的，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人家的孩子，也是休想輪到機會的啊。而我的家，正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人家。
故考入哈師院，不但是我唯一的理想，而且是我唯一的理性選擇。記得十分清楚，當年那份報考志願表有三檔，三檔里我填的都是哈爾濱師範學院。即使畢業後分配到了郊縣的一所小學那也心滿意足，無怨無悔。在初中畢業後的一年多里，我因自己都18歲了還不能為家裡掙一分錢，又眼見母親的臉終日愁雲密布，真是羞愧難當，心燃急火。我已經扒過樹皮了；我已經撿過煤渣了；我腳上穿的，已是從鄰居收回來的破爛堆里挑出來的破鞋子了！但樹皮不是錢，煤渣也不是錢，並且不是天天都可以扒到撿到的啊！儘管能為家裡省下幾角錢，但那對於貧窮的生活又有什麼實際的改變意義呢？即使我終日光著腳，根本不穿鞋子，貧窮的日子還不是照樣貧窮嗎？
畢業後那一年半里，我經常做兩種夢。
一種夢境是撿錢——扭頭四望，前後左右遍地錢。說遍地，也不是多到可以用手捧，而是像收割過的莊稼地，這裡那裡都可望見掉落的麥穗、谷穗與豆莢。我在夢境中撿錢，如同早年農村的孩子在秋收後的莊稼地里拾麥穗、谷穗或豆莢。也挺奇怪，夢境中地上的錢，從沒出現過一元以上的紙鈔，更多見的是硬幣——壹分的、貳分的、伍分的。當年沒有一角錢的硬幣。我夢境中也出現過角鈔——壹角的、貳角的、伍角的。出現過貳角錢或伍角錢的時候極少，然而確曾是出現過的。
我的理想是那麼的理性，真叫是理性之想呵。
我的夢也是那麼的理性，連在夢裡撿錢都不敢奢望能撿到一元的，真叫是理性之夢呵。
由那些撿錢的夢，我在青年時就形成了一種對夢的認識，就是——倘人對生活的希望是特現實，特理性的，那麼他的夢境也斷不會超現實到哪兒去。正如焦大斷不會在夢中與林妹妹幽會，寶玉與襲人共赴巫山、纏綿雲雨的夢，焦大也肯定是做不來的。也正如阿Q們的「革命」理想，只不過是在鄉紳趙太爺的床上與吳媽「睏覺」。
但我終究讀了不少文學書籍，已是一名文學青年了。故我的夢境有時也特浪漫——在某幾場夢中，硬幣已不是出現在地上，而是生長在花枝上了，並且呢，由幾枚硬幣組成為花朵：五瓣的、六瓣的、多層花瓣的；壹角、貳角、伍角的角鈔，則像花葉一般生長在花枝上！
多美好的夢呵！多浪漫的夢呵！
夢中的我，不必一次次彎下腰了，直著腰就可以前後左右地「采」到「花兒」，不，採到錢了！
請想想吧——如果一朵「花兒」是由伍分的硬幣組成的，而且是六瓣的，多層的，手到採下，那一大朵便是多少錢呵！還有角鈔的葉子呢！所以夢中的我，既像南方小女子摘采茉莉那般快速麻利地采錢，還一把一把地大抓角鈔。
當然地，再大朵的銀光閃閃的硬幣茉莉，也不比一片伍角錢的「葉子」能錢多到哪兒去。奇怪的是，當年夢中的我，卻一向是先採「花兒」、後抓「葉」。多年以後我也沒想明白，那究竟意味著什麼？
是的，在我18歲那一年，在中國的1967年，我經常做以上那種特美好、特浪漫、特現實、也特「中國特色」的夢。
經常做撿錢之夢，夢境中卻從沒出現過一元面值以上的錢鈔，這樣的夢還不夠現實嗎？簡直還很自律呢是吧？
按說，18歲的年齡，正是開始做每個男人大抵總會做過幾次的性夢的年齡，好羞愧啊，18歲的我經常做的竟是撿錢的夢，低俗的夢。是的，如今想來，當年的我如果經常做性夢，那也比經常做撿錢的夢更正常呵！而且還不是撿成捆成捆的錢，撿的儘是硬幣和角鈔，還從沒打算往失物招領處交！不但低俗，簡直鄙俗。
如果說我做的第一種夢是荒誕浪漫主義之夢，那麼我做的第二種夢便是理想現實主義之夢了——夢的場景自然是哈爾濱師範學校。我成為它的學生，胸前戴著它的校徽，坐在教室里聽老師講課；在圖書館自習或閱讀一部什麼小說；考試……每次考試起初一切都挺順利，大致看一番卷子，從沒覺得哪一道題會難住我，但接著就會發生令人徒喚奈何的事了，不是鋼筆帽怎麼也擰不下來，最終將鋼筆弄斷，便是鋼筆突然滴水兒，雖然只不過是不大不小的一滴墨水兒滴在卷面上了，但不知怎麼一來，我會將那滴墨水兒搞得滿卷面都是。已經答過的題完全看不到答案了，沒做的題也污染了。總之，就像憨豆先生打了一個噴嚏，濺到名畫上一小點兒口水星兒，他想要將口水從名畫上抹去而最終將名畫揩抹得一派狼藉那樣。這其實還不算多麼糟糕，最糟糕，不，最令我無地自容的是——原本一切都挺順利，簡直也可以說感覺良好：明媚的陽光灑滿教室，也照耀著我的課桌面，我的筆下水兒流利，我從容不迫寫下的字跡工工整整，彷彿印刷字……可是忽然間，天啊，怎麼會發生那樣的事！——忽然間我發現自己居然沒穿褲子就坐在教室里了！說沒穿褲子是不確切的，確切地說是連短褲也沒穿！我怎麼也料想不到自己竟會完全赤裸下身地坐在教室里參加考試！在夢境中我本能的反應必然是而且只能是暗暗地、用力地拉扯我上衣的下邊兒，希望拉扯到超過大腿根兒的長度，而那當然是徒勞無功根本做不到的。而且適得其反，越拉扯越短！又不知怎麼一來，上衣竟變成了兜兜！同時我自己變成了一個光腚小孩兒在課桌上爬，同桌的女生大聲呵斥我，而我聽到監考老師大喊我的姓名……
我說這種夢是理想現實主義之夢，乃因在夢境之中我畢竟成為了師範學校的一名學生，確實有著理想主義的成分。為什麼又說是現實主義的呢？因為在1967年，記不清是哪一個月份的事了，北京傳來了所謂「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號召：全國一切中學大學的革命學生，都要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成一場長期的、持久的政治運動來進行，不獲全勝，絕不收兵！資產階級教育部已被砸爛，今後初中生考高中、考中等技術學校、師範學校，高中生考大學的考試升學方式永遠取消。一切學生有無進一步升學的資格，首先要視其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現如何。升學的資格和權利，當然要屬於無限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充當勇猛小將的革命學生……
我的天性中並不具有熱衷於勇猛地革別人之命的精神。當我的眼看到了，我的耳聽到了一件又一件幾乎天天都發生幾件的冷酷無情地革別人命的事件，而所謂「勇猛」其實只不過是殘暴的另一種說法，並且得到堂而皇之的革命口號煽動，和所謂「紅色司令部」的慫恿時，我所讀過的一切書中的一切可敬的人物，不管是虛構的還是真實的，似乎每天都在諄諄告誡於我——那是不對的。真的革命者不應該是那樣的一些人，真的革命也不應是那麼進行的！不要信那一套，遠離之，遠離之……
1967年是我自從出生以來做夢次數最多的一年，比1960年至1963年間「飢餓年代」所做的夢的總和還要多。在那三年中，我的夢境內容相對單純，經常夢到的是過年過節飽吃美餐的情形。至於那美餐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