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閑靜來，然而委實不容易。目前是這麼離奇，心裡是這麼蕪雜。一個人做到了只剩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
這是魯迅為他的《朝花夕拾》所作的「小引」。
文中還有一段，進一步告白他的回憶感覺：「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魯迅寫這「小引」時是1927年的5月，在廣州。
魯迅文章的遣詞，有時看似隨意，然細一品咂，卻分明是極考究的。比如形容街上的人流如織為「擾攘」、形容屏息斂氣為「悚息」，而形容隱蔽又為「伏藏」。他是不怎麼用司空見慣的成語的，每自己組合某些兩字詞，使後人讀到，印象反比四字成語深刻多了。1927年的中國，居然用「離奇」二字來加以概括，這也是令我有「離奇」之感的，我咀嚼出了弔詭的意味。
我對80多年以後的中國的當下，往往也生出「離奇」的想法，又往往和當年的魯迅一樣，亦覺「心裡是這麼蕪雜」。並且呢，同樣常被回憶所糾纏，還同樣時覺無聊。我怕那無聊的腐蝕，故在幾乎「只剩回憶」的日子，也會索性靠了回憶姑且抵擋一下無聊的。
近來便一再地回憶起我的幾名中學同學。在我的中學時代，和我關係親密的同學是劉樹起、王松山、王玉剛、張雲河、徐彥、楊志松。我寫下的皆是他們的真實姓名。我回憶起他們時，如魯迅之回憶故鄉的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那都是養育百姓生命的鮮美蔬果。而我的以上幾名中學同學，除了徐彥家的日子當年好過一些，另外幾人則全是城市底層人家的兒子。用那些生長在泥塘園土中的蔬果形容之，自認為倒也恰當。與魯迅不同的是，我回憶他們與思鄉其實沒什麼關係，更多的是一種思人的情緒。自然，斷不會生出「也不過如此」的平淡，而是恰恰相反，每覺如沐煦風，體味到彌足珍貴究竟有多珍貴。
我和樹起在中學時代相處的時光更多些。我家算是離校較遠了，大約半小時的路。樹起家離校更遠，距我家還有20分鐘左右的路。我倆幾乎天天結伴放學回家是不消說的了。走到我家住的那條小街街口，通常總是要約定，第二天我倆在街口見，一塊兒去上學。路上是一向有些話題可說的——學校里的事，班級里的事，各自家裡發生的煩惱，初中畢業後的打算，誰在看一部什麼小說，等等。有時什麼也不說，只是默默往前走，那是要遲到了的情況下。還有時一同背著課文或什麼公式往前走，因為快考試了。樹起家在一片矮破的房屋間，比我家還小，簡直不成樣子。現在中國的城市裡絕對見不到那樣的人家了，在農村也很少見了，若是有同情心的人見了，肯定要心裡難受、潸然淚下的。那樣的家，簡直是土坯窩，回到那樣的家，差不多可形容為一頭鑽進窩裡。但在當年的哈爾濱，那樣的人家千千萬萬。正因為比比皆是，所以小兒女們並不覺得自己可憐，照樣愛家、戀愛，在乎家之安全和溫暖，彷彿小動物之本能地喜歡家。樹起和他的老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住在那樣的家裡。當年他的父母親都已經快60歲，在我們幾個同學眼中是確確實實的老人了。然而他的父親還在工作，拉鐵架子車。如今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肯定都很難找到那樣的車了，可在當年那是哈爾濱市一種主要的運載車。一般情況下不是誰有錢就能買得到的，得憑證明，屬於「勞動資產」。他的父親剛一解放就是拉那種車的車夫了，那種車對於他的父親猶如黃包車之於祥子。
我和樹起一起上學，有時他會給我一個大的蒸土豆，或半塊烙餅。若是夏天，可能是一個大西紅柿，或者一條黃瓜。挨餓的年代，給人任何可吃的東西都是一份慷慨，一份情義。他心裡總是惦記著我。記得有次他還給了我幾塊很高級的軟糖，這可是我小時候少有的享受，他告訴我他的三姐結婚了，這是她的喜糖。他有四位姐姐，這著實是令我們幾個羨慕的。
樹起學習很好，數理化及俄語四科成績在班裡一向名列前茅。他耿直、善良、有同情心，眼見不正義的事他很難做到視而不見，若是發現老人或孩子當街跌倒了，他是那種會趕緊跑過去扶起來的少年。
「文化大革命」前，我們之間從沒發生過爭論。這麼好的同學，我和他爭論什麼呢？我一向認為他對人對事的看法是客觀公正的。
「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表現也很「特別」。他是班裡的好學生，完全置身度外是不可能的。他從沒親筆寫過大字報，別人寫了讓他簽名，以示支持，他也要認認真真地看一遍，倘覺得批判的內容不符合事實，那麼他就會拒絕簽名；倘覺得其中一句話甚或一個詞對被批判的人有顯然的侮辱性，他就會要求對方將那句話或那個詞刪除，若對方不刪除，他就不簽名。他絕不會打人的，不管對方是誰。即使一個公認的「反革命」，他也並不認為任何人有權利侵犯對方。他對做過那樣的事的人是極嫌惡的。他這一種「特別」，當年深獲我的敬意。
但我們之間發生過一次激烈的爭論，在國家主席劉少奇也被「打倒」之後。
有次在我家裡，我說了一句對偉大領袖極不敬的話，並表達了這麼一種看法——如果一個人將當初與自己出生入死的革命戰友幾乎逐一視為敵人了，並且欲置於死地而後快，那麼我對這樣的領袖是沒法崇敬的。我還指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樣的「語錄」是「荒唐」的……
「文化大革命」前我已看了不少外國小說，那些文學作品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所顯示。
樹起他當時瞪大雙眼吃驚地看著我，半晌才說出一句話是：「你再也不許這麼胡說八道！」
我說：「這不是在家裡，只對你一個人說嘛。」
他說：「我沒聽到，什麼沒聽到。你發誓，以後再也不說類似的話了，對我也不說了。」
直至我發了誓，他才暗舒一口氣。
當年他替我極度擔心的樣子，以後很多年，都經常浮現在我眼前。
然而事情並沒完，後來他又召集了張雲河、王松山、王玉剛三個再次鄭重地告誡我。
雲河就問：「曉聲他說什麼不該說的話了？」
玉剛說：「別問了呀，肯定是反動的話啊！」
而松山則說：「這傢伙，一貫反動，哎，你想哪一天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啊？」
雲河又說：「也不見得就一定是反動的話呢？樹起你說來我們聽聽，一塊兒評論評論，果然反動，再一起警告他也不晚嘛！」
樹起張張嘴，搖頭道：「我不重複！」
我只得自己承認：「是有點兒反動。」
樹起又說：「如果你哪天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了，讓我們幾個怎麼辦？跟你劃清界限？那我們難受不？揭發你，那我們能嗎？我們幾個都不會在政治上出什麼事，就你會！你今天不再當著他們三個發個重誓，我根本不能放心你……」
他們三個，見樹起說得異常嚴肅，一個個也表情鄭重起來，皆點頭說對，之後就一起看著我，等待我發誓……
當年我們五個初三生，真是好像五個拜把子兄弟一樣，雖然我們不曾那樣過。「情義」觀念，怎麼一下子就在我們五個之間根深蒂固了，如今也記不清楚了。似乎，起初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家都在上學去的同一路線上。雖說是同一路線，但上學是不可能一個找一個的，那樣我和樹起要多走不少路。但放學回家，則要走得從容多了，我們便常常一齊走。先陪雲河走到家門口，依次再陪玉剛和松山走到家附近，最後是我和樹起分手。寒來暑往，一個學期又一個學期走下來，共同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便是，我們都是底層人家的孩子，家境都近乎貧寒。不管一塊兒到了誰家，都沒什麼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的隨便。而家長們，對我們也都是親切的。當年像我們的父母那樣底層人家的家長，對與自己兒子關係密切的同學，想不真誠都不會。而既真誠了，親切也就必然了。
但我們之間的「情義」，主要還是在「文革」中結牢了的。雲河、松山和樹起一樣，是班級數理化及外語四科的尖子生。玉剛則和我一樣，綜合成績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所謂「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發表的文件中說——初、高中生們，以後或升學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現如何。弦外音是，表現不好的，那時會有麻煩。
這無疑等於「頭上懸刀」。
為了不至於落個「表現不好」的結果，大字報起碼總得寫幾張吧？然而對於雲河、松山、玉剛三個，讓他們提起毛筆親自寫大字報，如同讓他們化了裝演街頭戲。他們平時都是訥於語言表達，即使被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