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詩人，沃滋沃斯，他窮困潦倒，以討乞為生，一直夢想著完成他最偉大的詩篇，而最終，他孤獨地死去了。——這就是《布萊克·沃滋沃斯》，是《米格爾大街》的第六篇。
比較下來，在小說裡頭描寫詩人要困難一些。為什麼？因為小說的語言和詩歌的語言不那麼兼容。詩人有詩人特殊的行為與語言，詩人的這種「特殊性」很容易讓小說的腔調變得做作。當然了，小說的魅力就在這裡，麻煩的地方你處理好了，所有的麻煩將閃閃發光。
奈保爾是怎樣處理這個麻煩的呢？鋪墊。——你沃滋沃斯不是一個乞丐兼詩人么？你沃滋沃斯不是很特殊、不好寫么？那好吧，先鋪墊。只要鋪墊到了，無論沃滋沃斯怎麼「特殊」，他在小說裡頭都不會顯得太突兀、太做作。
什麼是鋪墊？鋪墊就是修樓梯。二樓到一樓有三米高，一個大媽如果從二樓直接跳到一樓，大媽的腿就得斷。可是，如果在二樓與一樓之間修一道樓梯，大媽自己就走下來了。奈保爾是怎麼鋪墊的？在沃滋沃斯出場之前，他一口氣描寫了四個乞丐。這四個乞丐有趣極了，用今天的話說，個個都是奇葩。等第五個乞丐——也就是沃滋沃斯——出場的時候，他已經不再「特殊」，他已經不再「突兀」，他很平常。這就是小說內部的「生活」。
鋪墊的要害是什麼？簡潔。作者一定要用最少的文字讓每一個奇葩各自確立。要不然，等四個人物鋪墊下來，鋪墊的部分將會成為小說內部巨大的腫瘤，小說將會疼死。我要說，簡潔是短篇小說的靈魂，也是短篇小說的秘密。
我們來看看奈保爾是如何描寫第三個乞丐的，就一句話——
下午兩點，一個盲人由一個男孩引路，來討他的那份錢。
非常抱歉，我手頭上所選用的《米格爾街》是浙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的。但是，我記憶中的另一個版本叫《米格爾大街》，它有另外一種不同的翻譯，同樣是一句話——
下午兩點，一個盲人由一個男孩引路，來取走他的那一分錢。
我不懂外語，我不知道哪一個翻譯更貼緊奈保爾的原文，也就是說，我不可能知道哪一種翻譯更「信」，但是，作為讀者，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第二個翻譯，第二個翻譯「雅」。道理很簡單，「來討他的那份錢」只描寫了一個討乞的動作，而「來取走他的那一分錢」，卻有了一個乞丐的性格塑造，——這個盲人太逗了，真是一朵碩大的奇葩，他近乎無賴，天天來，天天有，時間久了，他已經忘記了自己是一個乞丐了，他可不是「討」飯來的，人家是執行公務。這個公務員很敬業，準時，正經，在隨行人員的陪同下，他氣場強大，來了就取，取了就走。這樣的正經會分泌出一種說不出來的幽默，促狹、會心、苦難、歡樂，寓諧於庄。美學上把「寓諧於庄」叫做滑稽。這才是奈保爾的風格，這才是奈保爾。所以，第二個翻譯不只是「雅」，也「達」。
補充一句，美學常識告訴我們——
內容大於形式叫悲壯。——內容太大，太強，太彪悍，形式裹不住內容了，形式就要撕裂，就要破碎，火山就要爆發，英雄就得犧牲，這就是悲壯，一般來說，悲壯的英雄都是在面臨死亡或業已死亡的時候才得以誕生；
內容等於形式呢？它叫優美。——它般配，安逸，流暢，清泉石上流，關鍵詞是和諧。大家都知道「和諧社會」這個詞，什麼意思知道嗎？是指「人」這個內容與「社會制度」這個形式高度吻合，在優越的社會制度下面，每一個人都感到了自身的幸福，就像《新聞聯播》裡頭常見的那樣，鄉親們都說：「還是社會主義好。」
至於形式大於內容，那就不妙。是內容出現了虧空，或者說，是形式出現了多餘。猴子的腦袋不夠大，人類的帽子不夠小，這就沐猴而冠了。「沐猴而冠」會讓我們覺得好笑，這個「好笑」就是滑稽，也叫喜，或者叫做喜劇。喜劇為什麼總是諷刺的？還是你自己招惹的，你出現了不該有的虧空。虧空越大，喜劇的效果越濃，所以諷刺從來離不開誇張。所以啊同學們，做人要名副其實。你不能吹牛、不能裝，一吹牛、一裝，形式馬上就會大於內容，喜感即刻就會盯上你。就說寫作這件事，假如你只寫了幾部通俗小說，因為認識了幾個官員，藉助於炒作企圖裝扮文學大師，那就沐猴而冠了，就會成為喜劇里的笑柄。我常說，說實話、不吹牛不只是一個道德上的問題，它首先是一個美學上的問題。
——回到小說上來，乞丐可以來「討」，乞丐也可以來「取」。你看看，小說就是這樣奇妙，也就是一個字的區別，換了人間。
既然說到了翻譯，我在這裡很想多說幾句。你們也許會偷著笑，你一點外語都不懂，還來談翻譯，哪裡來的資格？我告訴你，我有。我是漢語的讀者，這就是我的資格。——看一篇譯文翻譯得好不好，在某些特定的地方真的不需要外語，你把小說讀仔細就可以了，我現在就給你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來自茨威格，《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它的譯本很多。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這是一篇書信體的小說，自然就有一個收信人的稱呼問題。關於稱呼，有一個版本是這樣翻譯的——
你，和我素昧平生的你
事實上，寫信的女人和讀信的男人是什麼關係？是情人關係。不只是情人關係，他們甚至還生了一個孩子。但是，這個男人的情人太多了，他狗熊掰棒子，已經認不出這個寫信的女人了。然而有一條，不管這個男人還認不認識這個女人，他們之間不可能是「素昧平生」的關係。他們之間的關係只能是這樣的——（你）見過多次、卻已經不再認識（我）
我特地把北京大學張玉書教授的譯本拿過來比對過一次，儘管我不懂德語，可我還是要說，張玉書教授的翻譯才是準確的。——我這麼說需要懂外語么？不需要。
第二個例子來自《朗讀者》，作者施林克。它的譯本同樣眾多。在小說的第四章，女主人公漢娜正在廚房裡頭換襪子。換襪子的姿勢我們都知道，通常是一條腿站著。有一位譯者也許是功夫小說看多了，他是這樣翻譯的——
她金雞獨立似的用一條腿平衡自己
面對「一條腿站立」這個動作，白描就可以了，為什麼要「金雞獨立」呢？老實說，一看到「金雞獨立」這四個字我就鬧心。無論原作有沒有把女主人公比喻成「一隻雞」，「金雞獨立」都不可取。它傷害了小說內部的韻致，它甚至傷害了那位女主人公的形象。——我說這話需要懂外語么？不需要的。
現在，布萊克·沃滋沃斯，一個乞丐，他來到「我」家的門口了。他來幹什麼？當然是要飯。可是，在回答「我」「你想幹啥」這個問題時，他是這麼回答別緻了：「我想看看你們家的蜜蜂。」
在骯髒的、貧困的乞討環境里，這句話是陡峭的，它異峰突起，近乎做作。它之所以顯得不做作就是因為前面已經有了四朵奇葩。我們仔細看看這句話，行乞是一個絕對物質化的行為，「看蜜蜂」呢，它偏偏是非物質的，屬於閒情逸緻。這是詩人的語言，肯定不屬於乞丐。在這裡，作者為我們提供了沃滋沃斯的另一個身份，詩人。
可是，我們再看看，這個詩人究竟是來幹啥的——
他問：「你喜歡媽媽嗎？」
「她不打我的時候，喜歡。」
他從後褲兜里掏出一張印有鉛字的紙片，說：「這上面是首描寫母親的最為大的詩篇。我打算賤賣給你，只要四分錢。」
這是驚心動魄的，這甚至是虐心的。頑皮，幽默。這幽默很畸形，你也許還沒有來得及笑出聲來，你的眼淚就出來了，奈保爾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看出來了，當奈保爾打算描寫乞丐的時候，他把乞丐寫成了詩人；相反，當奈保爾打算刻畫詩人的時候，這個詩人卻又還原成了乞丐。這樣一種合二而一的寫法太擰巴了，兩個身份幾乎在打架，看得我們都難受。但這樣的擰巴不是奈保爾沒寫好，是寫得好，很高級。這裡頭也許還暗含著奈保爾的哲學：真正的詩人他就是乞丐。
如果我們換一個寫法，像大多數平庸的作品所做的那樣，先用一個段落去交代沃滋沃斯乞丐的身份，再用另一個段落去交代沃滋沃斯詩人的身份，可以不可以呢？當然可以。但是，那樣寫不好。羅唆是次要的，關鍵是，小說一下子就失去它應有的衝擊力。
「只要四分錢」，骨子裡還隱藏著另一個巨大的東西，是精神性的，這個東西就叫「身分認同」。沃滋沃斯只認同自己的詩人身份，卻絕不認同自己的乞丐身份。對沃滋沃斯來說，這個太重要了。它牽涉到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尊嚴。在《布萊克·沃滋沃斯》裡頭，奈保爾從頭到尾都沒有使用過「尊嚴」這個詞，但是，「尊嚴」，作為一種日常的、必備的精神力量，它一直蕩漾於小說之中，它屹立在沃滋沃斯的心裡。
所以，從寫作的意義上來說，「只要分四錢」就是沃滋沃斯的性格描寫，這和「來取走的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