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的意思是上古帝王的書，是中國最古的歷史，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帝王的號令，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文字。大體上說，平時的叫"誥"，戰時的叫"誓"，君告臣的叫"命"，臣告君的叫"謨"。
《尚書》是五經之一。它被稱為經，始於《荀子》勸學篇，到了漢朝，才開始以經的面目流行。五經中《尚書》的問題很多，因為它出現了兩種版本，鬧得烏煙瘴氣。
第一種版本——秦始皇燒書時，秦博士伏生把尚書藏在牆壁里，就逃難了。漢文帝時候，挖開牆，發現只剩二十九篇，他的學生就用當時的文字（隸書）流傳下來，叫做《今文尚書》；第二種版本——漢景帝時候，魯恭王翻修自己的宮殿，拆毀了孔子的舊宅，在牆壁里發現了用晚周民間別體字寫的《尚書》，經過孔安國的整理，發現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叫做《古文尚書》。可是因為語言和文字的困難，大家都不太懂。直到成帝時候，劉向劉歆父子先後在皇家圖書館把兩種版本校勘，才重新推出，結果因為權位之爭，鬧出今古文之爭。其中摻進王肅做的偽書，冒名頂替一千年之久。直到清朝學者出來，才算理出它的面目。
管仲：《管子》
管仲（約前七一九～前六四五）．字夷吾，安徽穎上人。他年輕時候很窮，但是碰到一個知已——鮑叔牙。兩人在齊國內亂時，分別在公子糾和小白兩個繼承人身上押寶，結果管仲押的公子糾失敗，管仲被關起來；鮑叔牙押的小白成功，變為齊桓公。鮑叔牙深知管仲有才幹，乃請齊桓公放管仲出來，並用之為相。結果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大的功業。管仲後來回憶說：
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這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在管仲名下的這部《管子》，包含的思想很雜，有儒、道、名、法、縱橫、兵等各家，並包含管仲死後的史實，當然不是管仲所作，該是祖述其說的戰國稷下學派所作。朱熹說："其書恐只是戰國時人收拾〔管〕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並附以他書。"是可信的。
晏嬰：《晏子春秋》
晏嬰（？～前五○○），字平仲，萊之夷維（山東高密）人。他一生跟過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因為他有這種美德，所以柳宗元把他列為墨家。柳宗元《辯晏子春秋》說：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予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照柳宗元說法，人是晏子的，書是墨家的，這種見解是很高明的。雖然晏子在墨子之前，但是《晏子春秋》這部書，寫的卻是墨家的思想。晏嬰是中國偉大的政治家，他的言行，開了墨家的先河，他給墨家選中了做尾閭，是可能的。
慎到：《慎子》
慎到（約前三九五～約前三一五），《史記》在《孟子苟卿列傳）後面帶了他一筆，說他是"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論"。《莊子》說：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子慮，不謀子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驕、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遍，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大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元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
這些話特彆強調了慎到接近道家的一面。事實上，慎到是出於道家而入於法家的，《荀子》說他"尚法而無法"、"蔽於法而不知賢"，其實他是早期的法家。
申不害：《申子》
申不害（約前三八五～前三三七），河南滎陽人。《史記》在《老子韓非列傳》後面帶了他一筆，說他是"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前三五一～前三三七）。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
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秧重"法"。《韓非子》有一段話，說到這點：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
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中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好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記》有"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的話，《漢書》有"申子六篇"的話，但這些全本都失傳了。《戰國策》中有申不害為親戚討官做的故事，韓昭侯不答應，要他堅守法治原則，是一個有趣的故事。
公孫鞅：《商君書》
公孫鞅（約前三九○～前三三八），是衛庶公子，故叫衛鞅；又被秦封於商，也叫商鞅。他年輕時候，就有"奇才"，後來見到秦孝公，他向秦孝公第一次說以"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說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興趣；第三次說以"霸道"，秦孝公愈聽愈朝前靠，聽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聽了幾天，還要聽。
於是公孫鞅得君行道，大變其法。他的基本理論是：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諸至德者，不和子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公孫鞅的變法，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變法。雖然他自己最後被兔死狗烹，車裂以殉，但這一事迹，在中國，卻是罕見的紀錄。
《商君書》是後人輯錄公孫鞅的言行，而做出來的一部書。原有二十九篇，現存二十四篇。
韓非：《韓非子》
韓非（約前二八○～前二三三）是戰國時代韓國的國姓爺，可是沒有機會得君行道，於是他寫了十幾萬字的書，以抒抱負。這書流到秦國，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表示但恨不見古人。秦始皇的行政頭子李斯說韓非不是古人，乃是他的同學。於是，秦始皇就向韓國發兵搶人，就這樣的，韓非到了秦國。但在秦國，韓非君是得了，道卻被別人行了，－最後李斯用了韓非的理論，卻把韓非給害死了。韓非死後十二年，秦始皇統一了天下。韓非的書是中國法家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它代表中國思想中"禮""法"之爭中法的立場。對統治者說來，法治比禮治更來得深切著明、來得實際。雖然在正統上，法家思想因為反對儒家思想而飽受評議，但對統治者說來，"外儒內法"卻是他們所優為之的。結果呢？中國的統治者，最會掛儒家的羊頭、賣法家的狗肉，變成了最虛偽的二重人格的惡棍。
韓非原來被尊稱韓子，宋朝以後，因為尊稱儒家的韓愈，就把韓愈稱為韓子，把韓非稱為韓"非"子，這種尊稱搶奪戰，構成了中國思想上的一大特色。在儒家挂帥下，一些非儒家的人與書尚能知名、尚能倖存，得力於中國人雖尊孔，但也崇古，在崇古的條件下，非儒方面的人與書，早期的尚被容忍，只是要被"非"化而已。
賈誼：《賈長沙集》
賈誼（前二○○～前一六八），河南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