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懷大陸，志留台灣露骨卡好，何必蓋棺
我家住台北市敦化南路大廈中，二十年來我有幸碰到好鄰居--牙醫張善惠、林麗蘋夫婦，牙醫開醫院，太太做"院長"。"院長"的老爸當年手握上海市情治大權，殺真假共產黨無算，剛來台灣時，人心惶惶，她老爸每逢吃飯時就恐嚇："有得吃就吃，等共產黨來了，我們全家跳淡水河！"雖然是五十年前往事，"院長"說她仍心有餘悸，覺得每頓飯都吃得痛苦不堪。五十年前同一時間，我家也從上海來台灣，爸爸雖非"院長"老爸那種國特級，不怕"會被共匪剝皮"，但既一起逃難到孤島之上，同歸於盡，自有可能。一個叫宗榮祿的小國特，他寫回憶錄說他來台灣前，約他山西老鄉宋偉霖教授一起來，宋教授責備他說："國民黨已壽終正寢，你還想親視含殮。"我看到這段話，心裡為之一震，我李敖本來明明是同歸於盡的，但陰錯陽差，居然又看別人"壽終正寢"了，並且有"親視含殮"的機緣了，這種"你死我活"的結局，想來也真是奇遇。何況，在使蔣家偽政府"壽終正寢"上，我又不無促死與鞭屍之功，這種奇遇，就更杠上開花了。
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我回信給汪榮祖，曾一吐我對這奇遇的心境：
……我就是看不過去，就是要在這島上，給知識分子留下浩然之氣的榜樣。我的手法是霹靂式的，因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論首從。雖然以劈"當路"的"豺狼"為主，但是兼問"狐狸"，有時也有必要，我滿喜歡一幅漫畫，畫的是打獵家在家中牆上，以所獵動物頭標本為裝飾，但在牆腳下的老鼠洞旁，卻有另一裝飾，蓋老鼠頭標本也！此公對敵人一視同仁、葑菲不棄、巨細不遺、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今之台灣知識分子不成才，賣身上床、粉墨登場而不以為恥，此真顧亭林所謂之"亡天下"也！顧亭林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是政權的失落，"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國民黨"亡國"是他家的事，但是率二流、三流、不入流的知識分子以"亡天下"，我卻要站出來打，打它個明白。
這種浩然之氣，就是我幾十年來的一貫人格與風格。它的形成、它的正果，有著漫長的心路歷程與身路歷程，而我願以回憶錄和快意恩仇錄來做一清算，顯有施教和典範之意存焉。
我但白寫出我並沒有很好的天資和背景，也非天縱之聖，而是自己困學硬造出來的豪傑人物，甚至近乎聖人。一九八二年，我回信給黃妮娜，有這樣的告白：
……你知道我婚喪喜慶概不參加……你和新郎的喜事，我不能參加，你們倆當不會見怪……
你結婚後，自然離開台灣，遠托異國。你為理想坐過牢、受過難，如今離開這個令人痛苦的島，去過一種新生活，似乎該為你慶幸。按說人不該老是做戰士，總該新陳代謝，總得有個退休，有個變化。所以你此後遠走高飛，不能說你不對。人要為同胞活，也得為自己活，不然豈不是聖人了？要人做聖人，總是強人所難的。你年紀輕輕的，就被國民黨關那麼久，如今苦海餘生，別做打算，也是合情合理的。
至於我，顯然老是做戰士，無新陳代謝之可言，沒有退休、沒有變化，似乎該以聖人論了。套句明朝哲人的話：我做聖人，我做不到；但是聖人做我，也不過如此吧？我想，即使孔夫子在台灣，在國民黨這樣統治之下，做的也不會比我更多吧？……
這種類比，就是我自許的根源。王安石讚美被人惡罵的馮道，說他有"聖人行"（聖人的行為），我自許自己就是做有"聖人行"的豪傑。自己窮困時候，一頓頓餓飯幫助老師，此"聖人行"也；自己富有時候，一把把鈔票支援難友，此"聖人行"也；自己坐牢時候，一篇篇文章搶救奇冤異慘的死魂靈，此"聖人行"也，"聖人做我，也不過如此吧？"至於仗義聲援弱小、疏財領先抗暴、出山以救蒼生、入獄以謝知己、散盡收藏以助慰安婦……此"聖人行"也，"聖人做我，也不過如此吧？"但我為何引起爭議？為何不乖乖像聖人一樣，凈得嘉名？追究起來，有原因在，就是我太但白了、太尖銳了、太兇悍了、太生不逢時了，所以雖"聖人行"不止，卻"惡人名"不已，所以我的嘉名，沒得到應得到的程度與濃度。這種不相稱，不是從我開始的，早從古代的聖人墨子，就遭遇到了。墨子是熱心救世的人，班固說"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說墨子住的地方，煙囪還沒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來，動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一方面卻血口噴人，罵墨子"是禽獸也"。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偽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為君子、以學稼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生活起居，都要乘輿代步、從者眾多的大排場，這樣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來，是應該臉紅的。孟子不但不臉紅，竟還罵墨子是禽獸，這又算什麼呢？比起儒家的聖人來，墨子們卻沒得到應得的嘉名，這當然不公道，不過，有一點公道的是被罵禽獸，罵他的還是聖人級的人物，但李敖呢？在文章中和電視call一in中被罵禽獸，罵他的卻是小人級的狗腿了，但我有比墨子優勢一點的是，我因為太但白了、太尖銳了、太兇悍了，我可以報復回去，不在乎形象，墨子卻做不到。所以，同為"聖人行"的，李敖活得雖難度最高，卻活得最痛快，痛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公然自大。我曾告訴陳彥增說："大概只有像你這樣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對我這種關門自大的態度，不以為異，也毫不見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習慣我這種大模大樣了。其實我的自大，從不表現在臉上，只是表現在身上，我從無滿臉驕氣，卻總有一身做骨……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嗎？"我認為，自大如果變為一種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貴的。李鴻章、戴高樂（DeGaulle），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們在受別人氣的國勢里，居然能以氣勢凌人、以自大獲得別人的懾服與尊敬，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鴻章、戴高樂他們這種大模大樣的外鑠，都因為在內心中，他們真的都有捨我其誰的氣魄，所以"誠於中，形於外"，就有那種架式出來，並不是演戲，而是真的捨我其誰的。三十年前，《紐約時報》的兩名記者包德甫和沙盪夾住我，跟我合照一相，一邊照相我一邊說："糟糕，我被美帝包圍了。"--他們知道我這個中國人自大，而願一左一右側立拍照，可是，我仍舊嘴不饒人，真情以玩笑出之，我深愧不如李鴻章和戴高樂也。
當然，你自大，你自我肯定的部分，別人並不一定買賬，鄧維幀要辦《政治家》時，跟我談過很久，我就告訴他我應該是第一期的封面人物。他問："為什麼？你又不是政治家。"
我說："就因為我不是政治家，所以才應該找我。政治家是應由思想家來領導的，你說對不對？要不然水準就會降低，會變成政客。羅素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時，不是也莫名其妙嗎？他覺得他應該得和平獎才對。"羅素為什麼會有自我肯定與別人肯定的落差呢？原因無他，你的偉大，別人不知道百分之百，只能知道百分之幾而已。明朝未年，姑蘇才子湯卿謀說人生不可不具三副眼淚：第一副眼淚哭國家大局之不可為；第二副眼淚哭文章不遇知己；第三副眼淚哭才子不遇佳人。後逢甲申之變，傷心而死，活了二十四歲。這位短命才子以文章不遇知己而哭，其實這種情形不以小牌作家為然，即使大牌作家如袁枚等，雖名滿天下，但讀者所測其淺深，也極有限，文章遇得的知己也只是部分而已。我李敖以文章名，但讀者所知，也只是部分而已、甚至是一小部分而已。不過有一趣事，聊可推翻明朝才子，一九九二年一月三日上午，我在榮民醫院排隊領葯時，有兩個阿婆插隊，我斥責之。事後有一漂亮摩登女士回過頭來說："李敖先生你的《北京法源寺》寫得好極了！"我一時認不出她來。後來她拿出名片，才知道她是鄭淑敏。我說："十多年前遠流老闆介紹過。你愈來愈年輕，認不出你來了。"我的《北京法源寺》是我"不遇知己"的"文章"，但得"佳人"品評如上，自是佳話。可惜一些"佳人"，她們正如古話說的"卿本佳入，奈何從賊"，她們跟錯了男人、認錯了體制、入錯了政黨，"從賊"以去，未免可惜。
有收藏家刻收藏印，印文是"但願得者如吾輩，雖非我有亦可喜"，對藝術品和女人，我的心胸亦復如此，只是得者多為牛糞，故鮮花插上，殊殺風景耳。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在路上認識了台大心理系的"淵如"，很有味道的女孩子，我認識她二十分鐘就約她到我家，她跟我來了，後來還定了下次約會時間。不久，我收到她的信，她說還是不再來了，說她寧願過平凡的日子。又在電話中說她還是跟定她相識已久的政戰學校的男朋友了，我對她太"高"了。掛了電話以後，我的感覺是一片惋惜－鮮花又插在牛糞上了。"但願得者如吾輩，雖非我有亦可喜"，可是，誰又能如吾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