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遺處處，後遺無窮，雲雨方罷，煙雨蒙蒙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我第一次政治犯出獄了。這時再過五個月，我就四十二歲了。由於吳俊才安排我去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做副研究員，該中心主任蔡維屏先約見了我，此公是個官僚，虛情假意，像個YMCA（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言語無味。不久聘書由女職員送來，我說：
"副研究員相當於大學副教授，過去按老規矩，聘書都是大學校長親自送上門的，怎麼派女職員送來了？這是哪門子禮遇？"
女職員說："蔡主任最禮遇李先生了，別人的聘書，都是工友送去的。"我聽了，恍然大悟，時代已經變得大多了。
形式上在國關中心十二個月後，吳俊才終於同意我自動辭職了。這時我四十二歲。再過一年，一九七九年六月，我四十四歲，終於東山再起，復出了。復出後最風光的四件事是出書、上報、結婚和離婚。出書是由遠景出版公司沈登恩推動，上報是由《中國時報》高信疆邀寫專欄，當然立刻引起國民黨官方的不快，後來壓力迭至，報社主人余紀忠不堪其擾，雖未逐客，我這客人，卻不得不自逐也。最後主客雙方，乃分手焉。在大大小小的官方壓力中，一個有趣的壓力是：我在文章中，自稱自己坐牢那段歲月是"蒙難"，也構成大逆不道了。這一罪狀，官方是由蔣孝武提出的，令人頗堪玩味。當時長住美國的江南聽說了，寫了一篇《"蒙難"也不能隨意用嗎？》在海外發表，為我聲援，可見當時文網之密，已經到了什麼程度，連無知之徒蔣孝武都可干涉言論了。後來蔣孝武派人殺江南，若說禍起於"蒙難"之辨，於理亦非不可通也。
胡茵夢和我的婚變，內幕也涉及政治性。胡茵夢和我結婚前，本是國民黨，她寫《特立獨行的李敖》發表，早就被國民黨通過中影向她警告。她和我同居到結婚，壓力始終不斷，國民黨逐步封殺她在演藝事業上的發展，使她非常沮喪。
她最後抵抗不了這種壓力，而屈服、而向官方表態，表演"大義滅夫"，這是很可理解的。胡茵夢出身一個不幸的家庭，又因她的美，被社會慣壞，她的反叛性，是沒有深厚知識基礎的、缺乏推理訓練的。她的舉動，太多"表演"、"假戲"與"做秀"性質。最後，當這種舉動滲人政治性的時候，我覺得這一婚姻就該立刻告一結束。孟絕子有一段話說得好："在李敖的大地中，胡茵夢找不到真善美。李敖的天地中不是沒有真善美，但那是董狐、司馬遷、文天祥那一類血淚染成的真善美，是慷慨過燕市，從容做楚囚式的真善美，是悲壯而深沉的真善美，而不是胡茵夢心目中的真善美。"但是，胡茵夢是不知輕重的，她被人利用，用不真實的方法傷害李敖、傷害李敖，最後傷害到她自己。胡茵夢努力求真求善，是她的大長處，但她用作偽的方法求真、用作惡的方法求善，結果鬧得親者所痛仇者所快，最後連美都沒有了！
胡茵夢向官方表態，表演"大義滅夫"後第二天（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八日），我看了報，決定跟她離婚。我先請來原始的證婚人，盂絕子和高信疆，表示我今天下午就離婚，"解鈴還是系鈴人"，還是麻煩你們兩位在離婚證書上籤個字。
離婚證書上，我討厭一般的套語，我只寫上"協議離婚"四個字，就告完成。孟絕子簽了字，可是高信疆卻一再推託，當我得知真正的原因是高信疆太傳統、不願在離婚證書上簽字以後，我也不好勉強他，就帶著我和孟絕子先簽好的離婚證書，一邊請人送去給胡茵夢（因為我不想和她再見面了），一邊匆匆趕赴忠孝東路大陸餐廳，主持記者招待會，宣布離婚。
這時候，胡茵夢在她家得到我通知離婚的消息，大感意外，手拿離婚證書，約來律師李永然研究一番。李永然說最好請李敖過來一下。於是胡茵夢打電話到大陸餐廳找我，說她很難過，不過既然離婚，她也接受。在手續上有需面談之處，請我過去，我同意了。記者得知後，蜂擁直趨胡茵夢家。胡茵夢登時換上黑底素服，以迎記者，我在路上，特別繞道到花店，下車買了九朵玫瑰花，再上車去胡茵夢家。我到時候，整個客廳已擠滿記者，我把花送給胡茵夢，她為之淚下。胡茵夢表示，律師說你寫的離婚證書，文字太簡略了，最好能照一般寫，寫上些男婚女嫁各不相干等語，我懶得堅持，就說可以。於是胡茵夢親筆寫離書兩張，然後是請證人簽字，胡茵夢表示，律師說一個證人不夠，盂絕子以外，希望再找一位簽字，我說高信疆不便簽字，你找證人好了。於是胡茵夢當場向記者們說，有誰願意見證一下。大家面面相覷一陣子，忽然人叢中冒出一記者，說我願意。胡茵夢同意了，請他過來，我一看此人，不是別人，原來是"段宏俊"！段宏俊當時好像是台港地區一家小報的負責人，有記者身份，他應邀簽字，我沒有拒絕的必要與理由。當年我主持文星時，段宏俊以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負責人身份登門拜訪，那時候他是因叛亂坐牢的受難出獄者、是被國民黨剛剛"掃蕩"過的，並不是後來跟著國民黨走的中央委員。我這次離婚，後來康寧祥推出的李彼峰趁機影射李段關係如何如何，並說段宏俊在離婚證書上"蓋章擔任見證人"，是"大家都知道"的。這又完全是造謠。看看報上登的離婚證書吧！不但證人沒有蓋章，連當事人雙方也都是匆匆以簽名表示的，誰又有備而來的、沒有必要的蓋什麼章、康寧祥推出的李彼峰，虧他還是學歷史的，對整個離婚的過程，全不求證，就貿然曲解、亂造印章，這樣子居心、這樣子用心、這樣子粗心，還被康寧佯請出來主持他們"首都公政會"中"黨外史"，這種"黨外史"，我們還敢看嗎？自古以來，作史也好、修史也罷；正史也好、野史也罷，下筆之際，無不講究"史德"、"史識"、"史才"，領教了康寧祥推出的李彼峰的"黨外史"，誰還敢做黨外啊？因為段宏俊是國民黨，造謠者刻意要刻畫出李敖勾結國民黨的畫面，這種用心與居心，實在格局大小了。
胡茵夢生平無不良嗜好，獨好"怪物"，任何正常的，她都不喜歡；任何邪門的，她都偏愛，什麼怪愛什麼，怪不一定要大，一塊歪七扭八的漢玉、一條塵封多年的綉片、一瓶聞所未聞的香水、一對密宗氣息的耳環……都可使她因"小怪"而"大驚"，而要百計千方，得之而後快，然後休息二十四小時，再去作怪。作怪其實不要緊，甚至有它可取之處，毛病不在作怪而在不知天高地厚。整天吃男人、喝男人、花男人的錢、戴男人的玉、坐男人的車、抄男人的文章出書，結果卻不辨親疏是非，反過頭來，與男人虛榮爭勝，或以偽證方式"大義滅親"，爭自己人的風，還貌似清高，大談人生大道理與佛門大道理，這不是不知天高地厚令人噁心的卑鄙小人嗎？
一九八0年，一件不幸的事發生了，就是文星老友蕭孟能告我的所謂侵佔背信案，這案子根本原因在蕭孟能拋棄了髮妻朱婉堅--跟他同甘共苦四十年的髮妻朱婉堅，我仗義執言，因而觸怒了蕭孟能的姘頭王劍芬、觸怒了蕭孟能。所謂侵佔背信案上了公堂後，我發現我被告的罪狀，是非常離奇的。蕭孟能說他去南美前，授權我代他辦事，我沒給他辦好，但是，授權辦的事，大都是蕭孟能自己解決不了的陳年老賬，有的長達十八年以上。自己十八年都解決不了的難題，丟給朋友解決，一共給了三個月零十四天，就要解決，不然就招待記者斗臭朋友，跑到法院告朋友，天下哪有這種道理？
又哪有這種道德？蕭孟能授權項目共有二十四項，這只是大項，二十四項下包括的人、事、單位等一共六十九件，蕭孟能給我三個月零十四天，就是一百多天之內辦這六十九件事，平均一天半要辦一件，就是說，不到兩天，要給他辦完一件。
我自己要謀生，又不靠蕭孟能養、不受酬，怎可這樣迫人，要人在這樣短的時間辦這麼多的事？
蕭孟能自己解決不了的陳年老賬，我試舉一例。蕭孟能與《西洋全史》的作者馮作民有債務關係，馮作民欠蕭孟能一筆"呆賬"。這筆"呆賬"，長達十八年之久，但蕭孟能並不催還，反在蕭孟能離台三個月零十四天之中，硬要李敖討到。蕭孟能上訴狀中說："與馮作民之債務，因時間之延宕，坐失良機，迄今未解，嚴重損害上訴人之利益。"試問馮作民所欠為錢，還錢就是了，為何不"解"而要"未解"？十八年問，馮作民只要匯錢給蕭孟能；或在三個月零十四天中，匯錢給李故，即可迎刃而"解"，除此而外，尚復要求李敖"解"什麼、可見全足遁同！蕭孟能把馮作民找到法庭作證時，馮作民透露此款在蕭孟能返台後仍未償還，可見蕭孟能又不急了，有十八年長的時間自己不解決，惟獨要李敖在三個月零十四天內解決，否則蕭孟能和馮作民兩人，即在法庭上把李敖"雙殺"，這豈不是故意整人？蕭孟能與馮作民兩人什麼關係，得使馮作民配合他在法院困擾我，我一直好奇。還是我神通廣大，終於找到了答案，是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馮作民寫給蕭孟能的一封親筆秘件，談的是兩人的同好－許女士，全信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