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門一入，只見三疊情人再見，生死永訣
我被捕後，一直關在台北博愛路警備總部保安處的第五房，關了近一年。第五房不見天日，全靠每天二十四小時的燈光與通風維持。在這房中，我曾被疲勞審問和刑求。刑求中的一個重要關鍵是要我承認我是"台灣本部"五委員之一、是台獨五巨頭之一。事實上，我對這難題毫無所知，所以無從承認起。糾纏了十幾天，我感到既然台獨分子和官方情報咬定我是台獨五巨頭之一，我不遙為配合，恐怕不得了結。於是心生一計，說我對謝聰敏開過加入的玩笑。我心裡想：這樣既可有加入之事，又可因玩笑減輕。聽了我自承開玩笑加人的說辭，聯合小組的調查局代表劉科長（劉昭祥，此人學問高出一般特務甚多）還用文言文反問我一句："奈何以玩笑出之？"我笑笑而已。後來冤獄定案了，劉科長來跟我小聊，我說："我實在不是什麼五委員之一，可是先抓進來的人口供先入為主，我後來居下，就會吃虧。俗話說賊咬一口爛三分，因為辦案人員照例從賊的邏輯，認為做賊的，不咬別人卻單單咬你，可見你一定有問題、你一定也不是好東西，縱查無實據，然事出有因，你也要一併移送。正因為有此天經地義，所以一個人，一旦被賊所咬，便沒那麼容易脫身，被咬之處，用具體寫法，便有三分之爛了。縱使有朝一日，冤情得雪，但是創傷難愈，往往是一輩子的事。如今案子已定，說什麼都太遲了，只希望你們下次抓人時，務必先抓我，因為先被抓的可以佔便宜，別人必須配合他的口供，他卻可以撒豆成兵－千萬別優待我，千萬請先抓我！"我這種戲諺性的說法，其實也是真話。古話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對國民黨情治人員說來，這話應改為"辦案無親，常與咬人之人"。肯咬人的人，最容易取得這些牛頭馬面的信任，這些人"毀"人不倦、聞過（別人的過）則喜、老K點囚、多多益善，凡此種種，無不靠咬以張之。咬之為用，真大矣哉！
我出獄後多年，一天武忠森律師和劉科長來看我，劉科長已退休了，講話恢複了人性，他說："你的案子我們後來查出是冤枉你了，於是我們專案小組簽報上級，建議政治解決、放你出來，可是上級很反常，竟不採納我們專案小組的建議，直到今天還弄不清為什麼上級不放你。"劉科長的話，應屬可信，因為在劉科長之前，我在西門町碰到警總的魏宜智組長，他也透露過專案小組的建議，他也奇怪上級為什麼不肯放李敖出來。我想，這該是蔣經國他們最錯的決策之一，他們終於為我達成了深恨他們的充足理由，我自出獄又復出後，一路追殺蔣家，從蔣介石到蔣經國到蔣孝文、武、勇，乃至一干走狗等，一連二十年猶未停止，可見我有仇報仇的兇悍。--要關老子嗎？讓依認得阿拉，他媽的你可關錯了人了，你們後悔都來不及啦！我在保安處第五房的時候、國特們朝我大吼大叫，說："你在我們眼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魚，我們把你看得一清二楚！"其實，他們在吹牛，他們從來沒把我看得一清二楚，我的陰險和報復能力絕非蔣氏父子及其走狗們所能看得清楚，我最後能夠口誅筆伐，干他們二十年，真是痛快淋漓之至，"文化基度山"，世上只李敖一人而已。
我這次坐牢，同案一共八人，八人中我只認識謝聰敏和魏廷朝，其他五位李政一、劉辰旦、吳忠信、郭榮文、詹重雄乃是在坐牢後認識的。他們牽扯到所謂台甫美國新聞處、台北美國商業銀行爆炸案，其實也是冤獄。判決書下來的時候，寫得洋洋洒洒，有人名、有時間、有地點、有炸藥、有細節，一切應有盡有，誰還會懷疑案子根本不是這五大元兇乾的呢？
可是，事實上，誰也想不到：這樣言之鑿鑿的判決書，竟根本是一篇憑空編導出來的神話！據李政一跟我說：他在被捕不久，吳彰炯少將他們煞有介事的，找來台南美國新聞處和台北美國商業銀行的人來指認，因為事先傳說有個黃衣人在現場，吳彰炯少將他們就找來一件舊黃上衣，硬要李政一穿上展示；並且，為了有更佳效果，一天清早，他們還被帶到台北美國商業銀行去"現場表演"！因為他們根本沒幹過爆炸案，所以事先由一"導演"一一指點細節，以應現場錄影之需！這種整人整得無微不至，不是演戲，又是什麼呢？
李政一他們這些受難者，在整個案子的多年發展里，除了被苦刑時有短暫的誣服外，他們在坐牢時、在出獄後、在一個個青春已逝的中年生涯中，他們都眾口一聲，不承認他們干過這種轟然一響的案子。說他們反對國民黨，這是千古不易的；但說他們反國民黨反到玩炸彈，這就是千古奇冤了。
那麼，台南美國新聞處、台北美國商業銀行的爆炸案，又是誰下的呢？一個傳說是：真正干它的人，是國民黨自己。國民黨為了報復美國當時對它的不友善，所以一方面炸彈開花，給老美好看；他方面一案兩破，趁機清除反對分子，並把反對分子造成暴徒形象，給老美不再看好。我目前當然不能確知真相是不是這樣，但我確知每有大案發生，下級人員為了希旨承風，邀功領獎，就常常毛手毛腳，刑求逼供，造成破案。而我親歷的這件案子，十足是吳彰炯少將在警備總司令尹俊上將、副司令王潔中將等指揮下主持破獲的一件大假案。
吳彰炯少將他們為了希旨承風、為了邀功領獎，做下了這樣一件傷天害理的黑事，我認為縱使政治上他們可以被原諒、法律上可以被開脫，但在道德上和歷史上，他們的惡行，必須有以記錄，這是人間起碼的公道，想吳彰炯諸公自己，在安享余年、下台數鈔票之餘，也該有以首肯吧？人間妙事真是匪夷所思，在判決二十一年後，我路遇退役下來的吳彰炯，那時他在富貴樓餐廳做總經理，他透露給我，說美國機構爆炸案接連發生後，蔣經國在治安會議上大發脾氣，因為破不了案，嚇得警備總司令尹俊上將不敢出席會議，下令要處分治安主管多人，吳彰炯向尹俊說，你處分了這些人，案子就永遠破不了了。尹俊問為什麼？吳彰炯說這批人處分下台，新上台的新人不破案也罪不至下台，不如留下；舊人不動，叫他們戴罪立功、努力破案，有朝一日才有破案希望。尹俊聽了，就停止下令處分。不久以後，抓到了李政一他們，案子果然破了云云。吳彰炯所謂破了案之言，固不足信，但他道及蔣經國以下的焦慮之情，卻令我們開了眼界。與吳彰炯談話後幾個月，蕭啟慶、王國瓔夫婦請我在富貴樓吃飯。吳彰炯過來拍我肩膀說："李敖兄，你為什麼一直不來我們飯店吃飯？"
我說："我怕你下毒藥毒我。"他聽了笑著捏我一把，說我胡說，我說："說下毒藥也許重了一點，不過放瀉藥倒是可能的。"
大家都笑了。－這就是人生、這就是人生際遇，這是蔣氏父子留下的血色黃昏。在黃昏中，你的主要敵人都已死去，但他們留下的走狗都只只貌似從良，彷彿跟你一起珍惜夕陽無限之好，人世玄黃乍變，竟離奇如此！
我的坐牢，罪狀是台獨，純屬冤獄。不過，台獨分子誣攀我是他們同志，倒有一點可取--他們真識貨！《水滸傳》阮小五阮小七"手拍著脖項"說："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
上海流氓杜月簽說："人家利用我，是看得起我。"這些話其實滿有哲學味，雖然有點阿Q。承蒙台獨分子抬愛，我也如阮小七所謂的"水裡水裡去，火里火里去"，最後"牢里牢里去"，我雖有怨，但卻能原諒。害我的台獨分子最關鍵的人物是"二敏"；海外彭明敏、島上謝聰敏。為了政治，犧牲朋友，何必責怪？台獨分子比國民黨對李敖識貨得多，只是他們辦貨辦得不夠朋友而已。謝聰敏後來寫口憶，說當時他是被迫咬李敖。固然冤獄之成，不無情治人員做案的事實，但以我當時在牢中的身受親歷，卻覺得他還是寫得有所保留了。事實上，他如果不是有意配合情治人員咬我，我就不會受那麼多的罪。咬人有兩種咬法，一種是活咬，一種是死咬。前者可使人脫身脫困；後者卻使人百口莫辯。例如謝聰敏說李敖是在某日跟他談吳國幀後，一邊用吸塵器吸地，一邊表示同意做"台灣本部"五委員之一的。事實上，確有談吳國幀並吸地的事實，但在這種事實後面來番移花接木，就使我無從"印證"起了。謝聰敏咬人，咬得這麼逼真、這麼細膩，情治人員當然樂得相信他而不相信我。何況我為了替他們守秘密，一到案就說了不少謊話，沒想到他們這些英雄好漢卻早就招供了，情治人員當然更相信他們了。
謝聰敏在牢中神通廣大，他居然托日本鬼子小林正成帶出一封信，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登在《紐約時報》上。其中提到在國民黨"瘋狂的刑求"下，"我只好採取較緩和的態度，答應他們接受某些反蔣活動的控訴，包括爆炸美國商業銀行的偽訴。並承認李敖先生，台灣非常傑出的學者並是最受歡迎的作家，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委員（事實上我根本不曉得有關委員之事）。"這封信披露後，國民黨大為難堪，遂把謝聰敏釘上腳鐐，一個人關在又陰又潮的小黑房裡，放封時，只許他一個人散步，不準任何人接近他。他的健康遭受了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