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是東郭，東郭是狼如此醜陋，誰敢幫忙
我在三十三歲一九六八年時候，發生了柏楊（郭衣洞）案，冤獄發生前後，我義助柏楊，做了一些事，前後持續七年之久。我對怕楊的義助，主要乃基於同情與人權，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從作家標準上看，我從來深信：凡是跟著國民黨走的作家，都不足論。柏楊是跟著國民黨走的作家，當然也不例外。柏楊的專精和博學訓練都很差，他沒有現代學問底子，作品實在缺乏深度、廣度與強打度。柏楊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聲聲"糟老頭"啦、"賭一塊錢"啦一再重複的濫套，他的存貨和新貨都是很貧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來做秀，談不到深度和廣度。至於強打度方面，他攻擊的上限比何梵谷一點，他敢攻擊警察總監，於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復始。我真奇怪一些讀者怎麼受得了他那點翻來覆去的老調兒，我真懷疑這些讀者的水準！雜文以外，他的歷史作品寫得很熱鬧，但是頗多錯誤，給他同一水平的讀者看可以，給專家看就會笑，這是因為他的歷史基礎有問題的緣故。憑他那點歷史基礎還要翻譯《資治通鑒》，司馬光何辜啊！
我與柏楊相識於一九六五年，並無深交，到了一九六七年，偶有來往。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晚上十點半，他突然打電話給我，很神秘、很急迫他說，無論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於是我去了。他請我到他書房裡，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機關"約談"過，經驗豐富，乃反覆問我被"約談"的細節，並說他出了一點麻煩。原來一九六七年五月，他的太太艾玫應《中華日報》社長楚崧秋之聘，主編《中華日報》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
（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編務有時由柏楊代辦，柏楊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到十三日刊出的卡通中，選登譯文，出了紕漏－被調查局認定有"侮辱元首"之嫌。於是，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這天，艾玫被"約談"，一連十多個小時後，還沒消息，柏楊慌了，乃電話請我去他家，特別對被"約談"的一般情況，詳為打聽。我當時只覺得怪怪的，怪柏楊為什麼老是間這些問題，並不知道艾玫已被請去，柏楊也沒透露。到了十二點，我打算告辭了，忽然樓下有汽車聲，接著艾玫開門，踉蹌而入，大哭大叫，連說："他們審我一連十五個小時啊！他們連我上廁所都要跟著看啊……"經柏楊照顧了好一陣子，艾玫情緒才稍稍平靜，最後柏楊才向我說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並問我意見。我說，看來國民黨來意不善，你要有心理準備，柏楊深以為然。我對他們加以安慰後，已是夜裡兩點，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楊也被請去"約談"了。"約談"長達二十七個小時，事後（三月二日）柏楊有長信給孫觀漢，備述始未，其中一段談到我：
向先生突然報告這壞消息，實在遺憾，但又怕以後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則趁此時機，且做最後一敘，想一想我真是個老天真，見識且不如李敖這個年輕人，李敖先生經常攜帶一小衣箱及洗臉漱口用具，準備隨時被捕，我常譏笑他小人之心，把台灣合法政府看成什麼了？誠如先生言，社會上多少總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無顏對祖先、且無顏對李敖……
柏楊是二日中午放出來的。這封信是二日下午見過我以後寫的。我在日記上說："早為柏老辦事（向調查局抗議等），午始放出。下午見一面。"見面後柏楊問我意見，我說："他們這次放你，只是觀察你被放後一時反應或跟什麼人聯絡，我看事情還沒過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為交代吧！"他聽了，決定採納我的意見，寫信給孫觀漢，並向艾玫交代"身後事。"他留了一封長信給艾玫，艾玫拿來聽我意見，我也做了一些建議。柏楊信中"外務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請左煥文、李敖介紹"、"書則贈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機會，為文"等話，前兩點是雜務，都由屠申虹他們料理了。柏楊的藏書我一本也沒收受，我向艾玫說：
"這些藏書是柏老的心血，請給他完整保存，等他回來享用。
我是不敢收的。"最後一點倒是我最關心的，但是我已被同民黨完全封鎖，實在沒有機會為文，因此，我決定向海外設法。
我的方式有三項：
一、盡量把有關案情的一切文件，偷運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楊自己的答辯書。因為我告訴過柏楊，人一入獄，要想合法傳出手寫的東西，就難難難；但是若以答辯狀等法律文書偷關漏稅，則或許能有漏網的機會。因為給律師參考的法律文書，為訴訟所必需，理應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楊會記得我的話，他下筆又勤又快，牢中無事，把自己冤獄詳細道來，必然精彩。柏楊入獄後，我請艾玫再做這一暗示給柏楊，果然柏楊就把答辯書陸續供應出來了。我主要通過我的美同朋友梅心怡等的協助，流傳海外，使柏楊冤情和知名度，大顯於天下。
二、盡量把柏楊冤獄新聞，轉達給外同記者。在這方面，我王要通過美同記者魏克曼（FredaricWakeman.Jr.）等的協助。在他們的協助下，《紐約時報》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和九月七日，都有長篇報道；《新共和》（TheNewRepublic）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也有長篇報道。這樣更使怕楊的冤情和知名度，大顯於天下。
三、盡量展開營救行動。在這方面，我主要通過孫觀漢。
孫觀漢是美閏匹茲堡大學物理學博士，是用閃爍計數器測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隕石粒子測出月球自行發光的第一入，擁有在美註冊的四十種以上的專利。曾任台灣清華大學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長、美國西屋公司放射線與核子研究所所長。
我通過孫觀漢營救柏楊的事，值得特別細說一下。我在柏楊被捕二十四天後（三月二十八日），托梅心怡轉秘件給孫觀漢，其中說：
去年讀先生寫的《李敖和天才》等論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給我的信，我就早想寫封長信……
關於長信的內容，現在還得退後說，我得先說柏楊的事。
從艾玫被傳，到柏楊一放再捕，我都是最接近這件事的一個人。從艾玫被傳那天晚上，柏楊約我"商身後事"起，我一直在旁幫了一些忙。如今柏楊失去自由已經二十多天，官方刻意"做案"的態度已極明顯，憲法、提審法、刑事訴訟法等保障基本人權的條文已被忽略得不成樣子，我覺得我必須發出這封自柏楊出事以來我一直想寫給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個也許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見其實先生在給艾玫和寒霧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請先生出面，以先生聲望和號召力，儘快聯名李政道等，發表一公開信，投諸The NewYork Times等報，對國民黨政府施以壓力--這個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輿論的壓力，可以稍對它的愛面子心理有點警惕作用。除此之外，實無他法。這個方法對救雷震等人無效，因雷震已使他們"咬牙切齒"，所以只有不要臉，不買海外的賬；但這個方法對救柏楊卻可能有效，因為柏楊只不過使他們"疾首蹙頞"而已，所以他們可能還肯為了愛面子而放開血手一下。公開信方法即使無效，也可收"暴其惡"的效果，同時可使柏楊不做無名英雄，也是給他一種安慰。
三月十六號The NewYork Times星期日版第七頁，有專欄論"文星事件"，也論到我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參考。我的意思是柏楊事件當向海外報章揭出真相，使做惡者至少知道休想再認為可做惡而無人知－我覺得這是海外知識人至少該聯合起來做的一件事。
設想每在國民黨政府做惡一次或有一次違背自由民主的記錄的時候，海外知識界就聯名發表一次宣示，這該是起碼可行的事，也是起碼對在苦難中國人的一點聲援。不要沉默抗議，也不要寫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對這個政權是無效的，也是軟弱的。我們要使做惡者知道：只要他們不厭於做惡，海外知識人就不倦於揭發，形成這麼一個習慣或"連鎖反應"並使他們知道，日子久了，應該就有效果了！
柏楊事件，純是冤獄。柏楊並非"殉道式"人物，也絕非"敢"諷刺他們父子的人物，而竟陰錯陽差，被比照"犯上作亂"者處理，硬逼他做英雄，這真是這小島上的大怪事！
咳，觀漢先生，我們知心的朋友，您以為如何……
孫觀漢在收到我的信後，曾在七月七日有信回我，這封信當時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後－我出獄後－才看到的，原來他竟反其道行之，仍舊向當政者求情，"求求你釋放柏楊先生"，結果證明無效。五年以後，一九七三年六月，孫觀漢在香港發表《李敖談柏楊的冤獄》，公開了我給他的秘件和他的回信，他公開表示了他營救方向的錯誤。他說直到一九七一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覺悟過來：
這是五年前的事了，現在回頭看來，李敖先生有二點先見之明。第一，他說求情是無效的，我卻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