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蛻大難，最近高樓雖被三振，不肯暴投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在澎湖退伍，午後抵高雄；十一天後，我在台北租到"四席小屋"，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所在，有一次在外遇雨，坐計程車回來，那是我第一次坐計程車，想不到表一跳又一跳，而我的心也隨之一跳又一跳，跳到十元，我心驚害怕，連喊："下車！下車！"-人窮之時，連計程車都坐不安穩也。在"四席小屋"四個月後，六月十五日，我改租"碧潭山樓"，此房比四席多了一席，一人倘徉其中，頗得山水之樂。滿清遺老寫詩說"委蛻大難求凈土"，此之謂也。八月十八日我考上台大歷史研究所。做研究生時候，發生了陳驥、吳章銓情事件。陳驥、吳章銓是高班的研究生，他們不識相，向校方提出陳情，替歷史系提出興革意見。台大校長錢思亮、文學院院長沈剛伯，一怒之下，把陳吳二位記過，二人大呼負負，我戲呼這是"台大的陳勝吳廣起義"。我後來跟朋友說："你們看到我怎樣對付台灣大學了嗎？我寫文章公然攻擊台灣大學，可是錢思亮、沈剛伯不敢動我一根毫毛！他們就是不敢對我這特大號的研究生有任何懲處，他們是專撿軟柿子捏的，他們就是不敢惹我！
陳驥、吳章銓的心血和方向是全浪費了、弄錯了－他們想用陳情的方法去跟國民黨打交道，這是枉費心機、是反要惹來一頭霧水的笨事！對不可救藥的統治者，只有打打打，是不能陳情的；因請願而灰頭土臉、而吃耳光，是可恥的！"
這個研究所，最後我沒有念完，就自動休學了。但台大跟我的梁子並未中止，全部內情，有一封我給錢思亮的信，一看便知：
思亮校長：
五十二年夏天長談之後，迄未晤面；冬天我為文論列"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現狀"，無形中已與母校疏遠。我是五十二年三月十九號自動在歷史系研究所休學的，第二年春天，本應復學，可是我不高興再來辦手續，就這樣的，我離開了台大。
離開台大後，外面傳說我是因為罵學校而被開除的，我每聽到這類說法，就立刻加以解釋，我不但說我是"因為學校腐化，不高興再念，而自動休學"，並且還指出：、錢思亮、沈剛伯諸君還沒有那樣壞或有那樣膽量--敢開除李敖。他們曾警告兩個私下裡寫信建議的學生，卻不敢碰一下我這個公開寫文章攻擊他們的學生－這就是他們的公平和膽量！"
我對母校腐化情況的攻擊，我知道惹得你們極不痛快。
你在黃季陸部長面前大罵我的話，我也不是不清楚。可是你總該知道，我不是沒有保留的人。我的一篇《台灣大學的"新十誡"及其他》被我直壓到今天，才肯公布。光此一事，就可證明我不是不為你們留點餘地的，你們也大可不必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態也！
提到你們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態，我倒要正式問你一件事。你知道我為寫文章論列胡秋原"閩變"叛國事，被他誣告到官廳，纏訟四年，還沒了結。我寫這篇辨正史實的文章，用了不少心，也參考了不少材料（其中有私藏的，有公藏的，公藏中有參考台大藏的，如"閩變"期間民日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國聞用報》第十卷第四十九期，就是一例）。
當打官司的時候，法官問到我材料的來源，我完全根據實在情況說明，但然陳述，自無疑義。誰知道胡秋原在半道里，忽然提出一項證據，他說他去函台大，問台大藏書和李敖借書的情形，據台大回信，說該校根本沒有"閩變"年份的《國聞周報》，所以李敖是當庭說謊云云！
胡秋原這番話，使我大惑不解，因為我明明看過並且至今還有"圖片證據"（圖片上有鈴記是台大藏書）來證明台大藏有"閩變"年份的《國聞周報》，我的母校，怎麼會公然作偽證呢？
為了使事情更清楚，我托律師從胡秋原呈庭的證據中，抄出了台大的這封回信，全文如下：
台灣大學52校圖1314
敬復者：三月二十一日
大函敬悉承
詢各節經交本校圖書館查報敬復如次：
（1）本校歷史學系研究室存有該年份東方雜誌，中國文學系研究室存有國聞周報，惟其中無來示所開年月份之部分，至該年份大公報，亦未存有。
（2）本校各研究室所藏圖書，供師生研究參考之用，有關學系師生可就室閱覽。因人數眾多，如非借出室外，自無登記記錄可查。所詢研究生李敖於五十一年九月內有無借閱各該書刊一節，經圖書館查閱借出登記簿內，該月元此記錄（五十年十二月九日該生曾借民國二十四年份《國聞周報》十二一二十四期之合訂本，與來示所開年份不同，該年份國聞周報，本校並未存有，已如前述）。
國立台灣大學啟五十二年四月五日
看了這封所謂"敬復"的信，我才完完全全明白：我的母校的確公然的在幫助"校外人士"打擊自己學生－的確明口張膽的做愚蠢而陰險的偽證！
當然了，這封偽證信是經過校長授意才發出的，所以它的夫態，不單是國立台灣大學的失態，也是我們當今"大學祭酒"的失態。校長先生何不想想：堂堂一個國立大學，有什麼必要，要"敬復"外面人的這一封信？來信人不是法院，不是官署，國立大學又有什麼權力，什麼法理依據，要向來信人"敬復"個被他在法院誣攀的自己學生的在校狀況？退一步說，你們發賤，"敬復"也可以，但怎麼可以"敬復"得以偽證陷害自己學生？你們到底有心肝沒有？
校長先生，你托你是胡適乾女婿的福，躋身為今日台灣社會賢達、學術自由的象徵。你到底為維護學術自由和自由學人做了多少事，挺身為這些人事"抗"了多少？你心裡有數，我們心裡也有數。要你這種軟骨病的人來"抗"什麼，我們知道這是奢求；但我認為你既不敢"抗"什麼，至少不該一反其道，反倒助紂為虐的"陷害"什麼。可嘆的是，你畢竟畏於權勢，居然一再協同"陷害"了－我為你可惜，我為你可恥。
我跟胡秋原的官司，自五十一年打起，至今未了。我本來不想勞動你，所以一直沒請法院傳你作證。現在關於胡秋原叛國資料的來源問題，因胡秋原仍利用台灣大學的偽證信來打擊我。所以我現在不得不請法院開始傳你，希望你先讀讀刑法中偽證該當何罪的條文，再來答話。你若想在出庭前參觀我的"圖片證據"，以便有所準備，我也歡迎，但請不必擺架子，一定要你親自來，才給你看。
一九六六年，被胡秋原誣告後第工年的開始之日
李敖在台北敬祝
思亮校長早早退休！
收信後，錢思亮縮頭烏龜了，不回信也不去法院，當然我也莫奈他何，但我的本領卻可拿出證據，讓他遺臭萬年。錢思亮如此卑鄙，幫助胡秋原陷害我，起因是我發難揭發台大黑暗所致，在我發難以前，他對我這台大名學生倒是一再示好的。在歷史系畢業謝師宴上，他特別招手請我過去跟他聊天；一九六三年夏天，他還特別與我做了一次長談，長談中他透露了一個秘密，他說："胡先生（胡適）死後，留下一些遺稿，其中有一封寫給你的信，可惜沒寫完，所以你直到今天還看不到。信中有一段是胡先生否認你在《播種者胡適》文章中提到的六萬美金的事，你說政府送他六萬美金宣傳費，胡先生退回了。你寫出胡先生這種高風亮節，對胡先生是好的。可是胡先生否認對他好的這件事，更可看出他人格的偉大。"那次談話以後，我們便沒再見面了。
我在"碧潭山樓"的時候，曾有一封惹來大禍的長信給胡適。這封長信起源於胡適看我太窮，限時信寄來一千元（當年的一千元，還滿值錢）。我很感動，乃寫了這封信。事緣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胡適到台中來講演，那時我在台中一中，頭天在火車站遞了一封信給他，第二天特別蹺課去聽，回來被訓導主任譚卓民警告，我在周記里特別抗議，表示不服。念台大後，到胡適死前，我跟他偶有往還。在他送了我一千元後，我覺得受之有愧，決定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二日以前還他。到了二月，錢一直沒著落，我心裡很急，不料二月二十四日他突然死了，我真的"如釋重負"，我想起《胡適留學日記》中"借一千還十萬"的故事，我後來雖沒還他十萬，但對胡適思想的流傳，從寫《胡適研究》、《胡適評傳》、《胡適與我》到編《胡適選集》、《胡適語粹》、《胡適文存外編》、《胡適給趙元任的信》等等，倒是盡了"還十萬"式的努力。
收到胡適的一千元當時，我的長信全文如下：
適之先生：
老年人總愛把青年人當毛頭小孩子，所以我們心眼兒的話都不跟他們說，你在這方面非常開明，所以"李敖先生"願意請你聽聽他的故事。
我不喜歡假惺惺地謙虛，我自覺我個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覺得我個人的歷史很可以代表現代中國的某一些青年人--他們怎樣在長成、在選擇、在迷亂，最後怎樣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這一段辛苦的過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