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洋過海，乃懷陸根，我雖不往，一往情深。
"光宗耀祖"是中國入嚮往的主題思想，它有點封建，但在追遠尋根的意義上，卻又不無可取，至少有這種思想的人，它不忘本，也很念舊，自己發達了，不忘記使祖宗也跟著發達一下。糟糕的是，很多人在使祖宗發達時卻為了體面，硬替自己換了祖宗，例如竊國大盜蔣介石，高攀自己是周公之後，但其手下何應欽卻技高一籌，高攀自己是周武王之後，而周武王是周公哥哥，是老大，是嫡系，光耀起來，顯然我比你大。其實周武王、周公絕不會跟國民黨這兩個癟三沾親帶故，只是他們死後倒霉，被癟三抓住不放而已。
至於我李敖，對祖宗問題卻正常得多，不但正常，並且涉嫌低攀，且有扶弱抑強的味道，因為我把祖宗鎖定在少數民族及被壓迫民族身上。我首先根據我家藏的《李氏宗譜》，聲言我是苗族之後；接著根據學理，又聲言我跟高山族同源。
關於我是苗族之後，已獲大陸學術界的認同，從苗學研究的書刊上，已經一再把我作為樣板。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伍新福、龍伯亞著的《苗族史·苗族遠祖量尤》等書已開苗族與蚩尤歷史的先河；而貴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龍伯亞寫序、田玉隆編注的《蚩尤研究資料選》，更是光揚此道不絕。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在貴州大學執教的田玉隆（苗族）還托台灣的黃彼蘿、楊爾琳教授間接轉苗蚩之書來，認同之情，不可掩也。事緣我在大陸出版的《李敖文集》扉頁上，早題反詩如下：
落落何人報大仇？明珠豈肯做暗投？
信手翻盡千古案，我以我血薦蚩尤。
大陸本來是一片魯迅"我以我血薦軒轅"天下的，忽然台灣傳來薦軒轅死對頭的妙詩，自然足為少數民族及被壓迫民族張目。而在海峽這邊，我也沒閑著，我排斥了高山族絕對南來的說法，而採取了高山族是苗族論的新說。在台灣大學教過我考古人類學導論的凌純聲教授，曾綜合日本學者金關丈夫、國分直一、鹿野忠雄等教授的見解，益以己說，發表《古代閩越人與台灣土著族》論文。他的結論是：高山族"在古代與原來廣義的苗族為同一民族，居於中國大陸長江以南，……遠在紀元以前，……移居台灣，海上早有往來，自秦皇漢武三次遷沿海越民於內地，徹底實行海禁以後，台灣孤懸海外，乃與大陸隔絕"。凌純聲此說，是本諸日本學者鳥居龍藏教授的發現。烏居龍藏在一九0三年到中國西南各省調查苗族，發現高山族中的曹族與布農族，與苗族酷似，所以提出此說。凌純聲研究苗族多年，到台灣後，"入山工作，所至之處，見土著之民情風俗，與大陸上西南民族相若，大有；日地重遊之感。"這一印證，最引起我的注意。根據《李氏宗譜》，我的遠籍是雲南烏撒。五百年來，我的祖先由苗族一變為山東人，再變為東北人，變得與我們苗族老鄉高山族愈分愈遠，相逢如不相識。如今我東渡台灣，重來認同，大家自屬真台灣人無疑。那些假台灣人想搞小圈子嗎？那我就告訴你，台灣是屬於苗族的，而不屬於漢族的，你們這些來自閩粵的假貨，不管來了幾代或十幾代，不管是小番薯或大芋頭，都他媽的差得遠哪！
我這苗蚩之後，遠祖由雲南遷山東、祖父由山東遷東北、爸爸由東北遷北京，最後遷到台灣，我們這一支，除了大姊、二姊外，最後全都落籍台灣了。
我在十三歲一九四八年離開北京，南下天津和上海，那時大姊、二姊留在北京。大姊大我六歲，正念大一；二姊大我五歲，正念高三。這一分別，一別就是四十四年！一九九二年我請她們來台灣，那時我已五十六歲，大姊、二姊已經六十一、六十歲了。三年後一九九五年，二姊再來台灣，我請她書面回憶吾家舊事，不期她心靈手敏，憑她的好記憶，一寫就是六萬字。杜甫詩說"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我在台灣因"世亂"迄今未能"生還"大陸，但二姊卻能生臨台灣，為我寫下這六萬字，正可補充我回憶的不足，部分段落雖不全然寫的是我，但那一時代背景、家庭背景，卻正是我族類，正可襯出我在其中。二姊的六萬字最驚人的，是她那細膩的記憶。這種細膩，縱使跟你的記憶不合，你也難以駁倒她。首先，她在我生日上翻了案。我的生日舊說法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時，就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七至九點，但二姊卻獨持異議。二姊回憶：
從頭談起，我首先就懷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媽媽健在，當然輪不到我說大話，是非招罵不可的。可我又拗不過自己想將話說出來，因為從小我就有一個疑團，以為我們姊妹的生日都是陰曆二十幾，惟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幾，因而他們兩個才是男孩。我一直記得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這個問題上，我哪裡敢跟媽媽爭，但又無法解釋自己的概念是哪裡來的。可惜算命瞎子部只會胡謅，但凡有個真能掐會算的證明一下：一九三五年陰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時生的男丁，到底哪一個命中注定有兩次牢獄之災，不就真相大白了嗎？
照二姊回憶，我的生日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兩種說法相差二十天，但都在四月。如二姊記憶屬實，則市井報刊描寫李敖的"金牛座"性格，就全部崩盤，我反而是"白羊座"的。
我是不信什麼星座的，但我的例子可以拆穿星座謬說，亦一快事。
我雖生在哈爾濱，但籍貫上卻是吉林省扶余縣。扶余老宅我沒去過，但二姊去過：
在我四歲前後，媽媽曾帶著大姊和我回過一次吉林老宅，一大堆人坐在門檻上拍照，包括兩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大概因為我們住在哈爾濱，相比之下，我們的穿著打扮沒有其他人那麼土氣。至少證明我們那時家境還不錯。據說人怕母也生過很多孩子，有一段時問她和奶奶婆媳二人爭著生，只是大們母生孩子存活率不太高，多數死於四六瘋，最後很理想地剩下一兒一女。
那個時代醫藥不發達，幾乎每家都有生兒夭折比例，而媽媽一人生八個，至今人人健在，確屬少見；而六個女兒中，至今人人控制老公，使老公一生不得情變婚變，御夫有術如此，亦屬罕見也。李家姑奶奶們的道行，此為一端。
從哈爾濱遷到北京後，二姊的回憶更完整了：
從住內務部街甲四十四號開始，年齡允許我有了完整的記憶。我們住在靠近東口。出東口的橫馬路是南小街。東口拐角是個醬油店，兼賣菜和閂常調味品。外祖母常差我去買蔥姜、打醬油之類。醬油店對面有個南貨店。我從小愛吃零食，南貨店將鐵蠶豆、杏板兒、花生仁、瓜子、蘋果乾等等，用普通白紙包成立體三角形，真不知賺去我多少零用錢和壓歲錢！當然我的壓歲錢還是有一部分輸給外祖母。外祖母對打麻將十分著迷……她平時有牌友輪不到我們上場。打麻將絕大多數是她贏。逢到過年她的牌友忙於其他應酬，碰上她手癢而我們的壓歲錢又在口袋裡叮噹響的時候，也就湊合著讓我們給她解悶兒了。……偶然在三缺一的時候，李敖也湊數，最恨坐在李敖下家，他只會對對和，不停地碰。
二姊對外祖母的描述，尤其在老太大的偏心上，落墨尤多：
我們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外祖母分給，給多少是多少。但外祖母很偏心，大姊和三妹回家（指外祖母的房間）後，還會分到額外的。敖弟佔了是男孩的便宜，有時外祖母會暗暗塞水果到他的被窩裡。
老太太們的偏心性格是很普遍的。我看到外祖母一邊做活兒（用針線"衲"鞋底做布鞋）一邊聽收音機，收音機中說相聲的挖苦老太太，說："老太太動胸腔手術，可是開刀後找不到心，找了半天，原來心在胳肢窩（腋下）里！"其心之偏也可想。外祖母一邊聽收音機一邊笑，但是笑歸笑，偏習難改也。
二姊又回憶到我的一件做偷竊共犯的故事：
外祖母在世的時候，始終是我們李家的當家人。外祖母不識字，但聰明過人，當年住在哈爾濱就發生過這樣一個故事：曾有一次組織哈爾濱的中學校長到日本參觀，爸爸是其中之一。但臨走前爸爸的旅費突然在家裡失蹤。家裡的人怪來怪去未免心境不佳。外祖母找個算命先生問卜，算命先生說："是一男一女所為，錢還藏在家裡某處縫裡還沒轉走。"外祖母最懷疑是個女佣人乾的，但同夥男的是誰弄不清楚。於是外祖母安排大家晚上去看戲，同時讓六中一位校工監視家中動靜。散戲回家後校工報告說，通過一面鏡子看見女佣人在廁所里鬼鬼祟祟干點什麼。外祖母胸有成竹宣布要搜查每一個人，裝模作樣最後搜到那個女佣人，她作賊心虛慌裡慌張，又遲遲不肯脫掉襪子，最後媽媽一把將她的襪子揪下來露出贓款。因為錢曾貼住她的腳底，媽媽拋掉外面一張扔給她，並趕她捲鋪蓋走路。外祖母成功地定計偵破疑案，事後分析案情還是都認為算命先生算得准。因為女佣人作案過程中，始終抱著完全不懂事的敖弟做掩護。只是算命先生好糊塗！只算準作案人的性別，可男性"嫌疑犯"的年齡誤差未免太大點兒了。
在二姊的回憶里，包含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