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孩子，在十三年來慢慢長大，在十二個月里快速的投射他的力量，使台灣文化界有一點小小的波瀾--這是我二十六年來所收割的一個"奇遇"。一些朋友對我這個"奇遇"感到興趣，我也願意在目前這種流言滿天下的時候做一次自剖，好教人知道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如何在台灣受教育、如何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如何在苦悶里奮鬥掙扎、如何向他的讀者們呈露他自己的真面目。這是一個自傳性的故事，我最好從十三年前開始。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上海撤退前不久，我家搬到台灣。
那時候我十四歲。在戰亂中，小學畢業文憑都沒來得及領，卻進了兩次初一（最初在北平市立第四中學，只讀了一個多月，就逃難了；到了上海，改入市立緝規中學，讀了不滿一學期，又再逃難；到台灣後，我跳班考進省立台中第一中學初中二年級，讀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幾天，就因痛惡中學教育制度的斲喪性靈，自願休學在家。我父親是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北京大學畢業的，充分具備著北大那種"老子不管兒子"的自由精神，他隨我的便，輕鬆他說："好！你小子要休學，就休吧！"
我父親當時正是第一中學國文科主任，他跑到學校，向教務主任說："我那寶貝兒子不要念書啦！你們給他辦休學手續吧！"
於是我蹲在家裡，在我那四面是書的兩個榻榻米大的書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養了一年浩然之氣。
一九五四年暑假，我以同等學力的資格考進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讀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動休學。痛快了幾個月，然後考入台大歷史系。
歷史系是一個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捐者愈猖，笨者愈笨。在我沒進去以前，我聽說這系最好；等我進去了，我才發現它好的原因。原來它是台大那麼多個系中，最容易混的一個系：上上課，抄抄筆記，背一背，就是成績甲等學生；逃逃課，借抄筆記，背兩段，就是成績乙等學生；不上課，不抄筆記，不肯背，也不難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學生，李敖之流是也！
到了歷史系，我真的安定下來。除了每學期終了要硬著頭皮敷衍一陣考試外，其他時間，我就樂得自由自在自己讀書，或是跟一些好朋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在校園草地上，直談到天明。然後諸豪傑一一困了，由宣告不支者出面，掏出燒餅油條基金，大家再共襄盛舉，最後的早餐一畢，紛紛做鳥獸散，各夢周公去訖，或是留給潛意識去做烏托邦式的社會改革了。
歷史系畢業後，我開始做預備軍官。一年半的軍隊生活更凝固了我個人的思想與悍氣，我在野戰部隊中吃過一般預備軍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堅強。快退伍的時候，姚從吾老師正好做"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研究講座教授，問我願不願意給他做助理研究人員，我那時正愁走投無路，當然表示願意。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坐上回程的軍艦，九天以後，又回到了台大。
台大那時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我走回來，大有物是人非之感。過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飛遠揚。我徘徊了一陣，在學校附近找了一間小房，四個榻榻米大，矮得雙手不能向上舉，我訂名為"四席小屋"，頗得俯仰之樂。晚上從研究室走出來，整個的文學院大樓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負，忍不住要嘆一口氣。有時候，陳寶琛那兩句詩就從我嘴邊冒出來，正是：
委蛻大難求凈土，
傷心最是近高樓！
我的"四席小屋"地處要津，每天客人不斷，最多時候一天有十四個客人，附近環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孩子一大堆。我雖在陋巷，但自己卻先"不堪其擾"起來。熬了四個月，決定下鄉。選來選去，在新店選到了一間小房，背山面水，每月兩百元，於是我裝滿了一卡車的書，開始搬家。
新店鄉居是我二十六年來最淡泊、最寧靜的日子，這段和自然接近的生活給了我深刻思考的機會，在青山裡、在綠水邊、在弔橋上，我曾細想我該走哪一條路，怎麼走這條路。
我從小在北平長大，文化古城與幼時環境使我在智力上趨向早熟，我在六歲時已能背《三字經》，十歲時已遍讀《水滸傳》等舊小說，十一歲時已看過《黑奴魂》（《黑奴籲天錄》）等翻譯小說，小學六年級時我已有了私人的理化實驗室，並做了全校圖書館館長。
我從小就養成了重視課外書的習慣，也養成了買書藏書的癖好。一九四九年到台灣時，我的全部財產是五百多本藏書，（其中有許多東北史地的材料，因為那時候我不自量力，竟想著一部"東北志"！藏書中還有李玄伯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新研》，是我初一時買的，我萬萬沒想到在七年以後，我竟在李先生的課堂上，用這書做了教本！另外還有一冊鄭學稼先生的《東北的工業》，是我小學六年級時買的，我也萬萬沒想到在十四年後，我竟被這書的著者大罵，直罵到我的"令尊堂"！）這些早熟的成績，使我很早就對教科書以外的事務發生極大的興趣，使我很早就有了"優宗周之隕"的孤憤。
初二以後我就讀台中一中，我的大部分時間全部消耗在這個中學的圖書館裡。這個圖書館的藏書相當豐富，我以義務服務生的資格在書庫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對一般書籍有了不少的常識。最使管理員們驚訝的是，我甚至可以閉起眼睛，單用鼻子就可以鑒定一本書是上海哪個大書店印的，這是我在teenage中，最得意的一門絕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長大，也慢慢對中學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觀環境來說，我總覺得我所經驗的中學教育趕不上我在北平時的殘餘記憶，在殘餘記憶里，我認為北平的中學生不像台灣這樣呆板、膚淺、缺乏常識與性靈；就主觀感受來說，我讀的課外書愈多，我愈覺得中學教育不適合一般少年的個性發展，更不要提高IQ較高的學生了。中學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師資、課程分配等等都有著極嚴重的缺陷與流弊，我在十年前高一的時候就給《學生》雜誌寫過一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那篇文章里，我曾對杜威那種"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有著極強烈的憧憬，這種憧憬使我在有著強烈對比的中學裡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決心不想拿這張中學文憑。
以"在野"之身，我開始嚮往台大，嚮往大學教育會帶給我一點補償或安慰，一年以後我走進這個學校的校門，呼吸著遠比中學自由的空氣，我一度感到滿足。
可是，很快的，大學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謂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尤有過之，尤其是我身歷其境的文法學院，其荒謬、迂腐已經到了不成樣子的地步，六七個大學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師甚至搞不清William Saroyan是准；而法律系的一些師生，卻連Hugo La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學院里生活，可是卻對學院的空氣感到十分不滿，大學教育帶給人們的不該是讀死書、死讀書，甚至讀書死，它應該真正培養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養出一些有骨頭、有判斷力、有廣博知識、同時又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但是，事實上，大學教育在這方面可說是失敗的。今天的大學生很少能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特立獨行。他們只會抄抄筆記、背背講義，然後走進教堂或舞會，在教堂里，他們用膝蓋；在舞會裡，他們用腳跟，他們的神經系統已經下降，他們不會用腦筋！
帶著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學，進入軍隊。一年半從戎投筆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摻進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問遠離了學院、遠離了書卷、遠離了跟民間脫節的一群。在軍隊生活里，我接觸到中國民間質樸純真的一面，而這些質樸與純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學府"里，早已是教科書上的名詞。這段經驗使我愈來愈感到大學教育的失敗，在退伍歸來，我寫著：
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凍機，接近它的時間愈久，人就變成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爾形容的無柄刀子，也許很實際很有用，可是太不可愛了！
不論我怎麼苦惱，我畢竟是學院出身的人，學院的影響在我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烙印，使我的職業與方向不能有原則性的修改。所以在一年半的民間生活之後，我又回到學院里，翻開了《大藏經》，攤開了《宋會要》，找出了《東方學報》（ACTAORIENTALIA），想用坐擁百城的丹鉛方法，掩埋我內心的波瀾與寂寞。
多少次，在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坐在姚從吾先生的身邊，望著他那臉上的皺紋與稀疏的白髮，看著他編織成功的白首校書的圖畫，我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我似乎不該不跟他走那純學院的道路，但是每當我在天黑時鎖上研究室，望著他那遲緩的背影在黑暗裡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間我自己："也許有更適合我做的事，白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