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喜歡被稱為「富二代」，因為他認為自己並不是。他說：「假期我回了一趟老家，看到我的一些小學同學們都成了真正的公子哥，偶像劇裡面那種：比名牌，開跑車，腦袋裡不裝其他的事情。」
我想到幾個月前看到的新聞：一個在北京演藝學校進修的大連「富二代」，飆車被交警攔住，跋扈的「富二代」不服交警的指揮，叫來父親和父親的保鏢，把交警活活打死。這事如同其他駭人聽聞的社會新聞一樣，引起一陣激憤和討伐之後就被迅速遺忘，並沒有點燃什麼東西。人心像是早就被烤成了灰燼，用手一捻，不過是多了一層灰。
他說，如果肇事者是他從小一起長大的發小之一，他一點也不會吃驚。
然而，他卻和他們不一樣，從小就不一樣——雖然他的父親也同樣富有。他從小成績好、有主見、早熟、表面懂事乖巧，內心冷眼憤世。考上了全國最好的大學，成為父親向朋友們吹噓的對象。他叫小文。
他把自己的與眾不同歸結為曲折的童年。這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中產階級家庭奮鬥史的故事：他的父親90年代下海，和母親一起從「一窮二白」開始奮鬥，經歷了各種磨難和考驗，在事業有起色的時候離婚。父親有了新的妻子，又有了兩個孩子。
他的童年一直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學會了每天怎樣在責備與怨念的夾縫中生存，學會了怎樣察言觀色，學會了怎樣討人喜歡。長大後，他反而和父親的關係更近一些，他發現自己和父親越來越像了，一些生意人特有的精明、狡黠和專斷漸漸在自己身上浮現出來。對於他父親「中國式成功」的行為方式，他也越來越認可了。
這不啻為一件奇怪的事。在文學作品裡也好，真實的歷史中也好，中產階級的孩子似乎一直站在他們父母的對立面。
我最早是看楊沫的《青春之歌》，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林道靜如何走上革命道路，成為無產階級戰士。看她離家出走，看她慨當以慷，看她如何把家庭內部矛盾變成大是大非的階級矛盾。
後來看了些關於文革的史料，印象最深的情節，也是那些如火種般熱情的紅小兵們，如何發自內心地以自己小資的父母為恥，認定他們是腐朽的，認定他們是錯的。
最浪漫的反抗，當然是西方六十年代年輕人的狂歡。1968年的法國，大學生們走上街頭，口號、狂歡、靜坐、遊行。有史以來頭一遭，革命不只是揭竿而起為了麵包，還為了薔薇與玫瑰。
——甚至也不是為了薔薇與玫瑰，只是為了讓世界顛倒個兒，能重新再來。
或許在八九十年代，我們還聽說過純粹因為理念不合，而與富裕的家庭決裂的年輕人的故事。
當然，這些中產階級的孩子們最後還是會與他們的父輩握手言和、言歸於好，重新繼承他們留下的遺產和人生軌跡。可在人生中的一小段時間裡，他們曾經真誠地反對自己的父輩及其建立起來的規則。
大多數人都會推測出：是受教育的原因吧。富裕的家庭把他們的孩子送入最好的大學，去接受最好的教育。那時候的教育——在傳說中——是資本與商業的敵人，是古典主義和左派的天堂。父母把培養後代的責任，託付給了自己的敵人，當然會培養出反叛的孩子來。
而現在的大學和社會早已沒有區別，標準一致，規則一致，早就失去了培養弒父者的土壤。
可小文不是一個順從者，幾乎從上大學的第一天起，他就發覺自己和周圍同學不一樣。那還是在軍訓，當其他同學還沉浸在名校的榮耀里，心甘情願地接受「服從」和「集體榮譽感」的洗腦時，他逃早操、躲唱軍歌，拒絕一切集體美學的東西。
小文的宿舍里住著系裡成績第一名的同學。那人每天很早起床，去圖書館佔座位自習，很晚才回來，選修課程是按照老師打分的慷慨情況，自己不感興趣的課程也上得很起勁，唯一允許自己的娛樂活動是在網上下一盤三國殺。
小文不認同那樣的人生，他覺得中規中矩就是失敗。一步步雖然走得踏實，但那是多麼無聊又庸常的人生，以後僅僅是一個安逸富足的「中國式精英」。
他的宿舍里還住著一個又紅又專的優秀黨員，他們經常就意識形態的問題進行辯論。在政治譜系裡，小文覺得自己和這個倡導主流的學校格格不入，他是「反動」的。
小文覺得自己屬於學校里最「反動」的那一撥，最不滿的那一撥，最叛逆和憤青的那一撥。
這種憤青並不因為他家庭獲得的財富而終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正比的關係。
在程巍寫的《中產階級的孩子》里，他引用了伯克利1965年大學生的抽樣統計，發現了大學生的家庭收入大體和其革命性的正比例關係。如果把年收入2.5萬元以上的家庭定為「上層」，0.5萬元以下的家庭定位「下層」，而把介於0.5萬元到2.5萬元之間的家庭定為「中層」。可以看出，最具革命性的是家庭年收入在2.5萬元以上的上層，占示威學生總人數比例的16%。而所謂「下層」學生，在示威學生中僅佔8%。
從這個數據可以看出，新時代的憤怒早就不是陳勝吳廣式的，也不是去索要什麼，而是來自於更深層的東西。
下層年輕人，對反抗表現出了很大程度的冷漠，因為他們對體制信任、感激。「知識改變命運」給了他們希望和許諾，還有各種助學金和獎學金的幫助與扶持，因此沒有理由不信賴和服從。
小文卻和他們不一樣，名校給他的關於光明未來，關於「中國精英」的許諾，他並不稀罕。
小文的父親給他許諾了另一個未來：出國移民。
他之前還有些猶豫，把移民的身份當做最後的保障。他一直覺得中國才是自己將要一直為之奮鬥的地方。直到上個月，小文和全家去加拿大獃了半個月。
他形容自己剛從加拿大回到北京的瞬間，感受到的只有污穢和胸悶。他抱怨自己在加拿大的時候狂吃猛塞也沒有變胖，是因為吃得乾淨。回北京之後短短時間就開始發胖，都是因為食品不健康、不安全。
他家在加拿大北部買了一千萬的別墅。那是在一個傍晚，小文在自家的院子里喝著啤酒，第一次覺得自己不想再回到中國，下定決心要在加拿大四年內待滿三年，以獲得加國國籍。
小文並不覺得這種想法有什麼值得羞恥的。《論語》里，孔子也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霍桑的《紅字》里說：「倘若世世代代都在同一處不再肥沃的土地上反覆紮根，人性就會像馬鈴薯種在這片土地般無法繁茂茁壯。我的孩子們已經誕生在他處，即便我能力所及，掌控得了他們的命運，他們也將在不適之地紮根。」
今年4月的一份報告里說，2010年中國可投資資產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人群有50萬人，其中60%的人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人民幣的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小文如今也是其中的一員了。
他並不是沒想過要改變社會，因為他比周圍的同學更不滿、更聰明、更有能力，也更有餘力和資本。他也知道，中產階級的孩子，才是社會變革和新陳代謝的力量。
然而，那也許是很多年很多年之後，當他可以不必理性而實際之後的事情了。如今，這塊土地無論給小文提供多麼美好、富裕、成功的未來，他都不稀罕，寧願連根拔起地離開。
小文移民加拿大的事情，周圍的朋友很快就全都知道了。有羨慕的，也有鄙視的。他在宿舍里，仍然會和那個又紅又專的黨員就意識形態的問題吵起來，那個同學會語帶輕蔑地回覆：「你有什麼可吵的，你已經是加拿大人了。」
他想反駁，說自己是「曲線救國」，想想，還是罷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