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假期回到老家，總是經過我待過三年的幼兒園。隔著柵欄，我看到園子里散落著的大玩具，搭了一半的積木，蹺蹺板，生了銹的小轎車，只有一半鼻子的木頭馬。上課時間，沒有人，只有這些死氣沉沉又五顏六色的活物。
它們是這麼小。十幾年前，當時我還只有五歲，在老師的灼灼逼視下被迫與它們做遊戲，也忍不住注意到——它們是如此之小。
那時候幼兒園裡有個最高級的遊戲室，屋子不大，但卻是個完整的社會，有銀行醫院商場警察局，真實的世界被潦草地模仿了，小心翼翼地把內核去除，剩下鮮亮溫馨的外殼。這個高級的地方，我們一周只能進去一小時，每次進去都要脫鞋脫衣服，幾乎要把全身都扒光，只穿內衣和秋褲。
不許說話。每個人進去之後，都安靜而激烈地搶假人道具。所有假人都長得一樣，光頭紅嘴唇，驚懼的大眼睛，肘關節泄露出白花花的棉花。我們只能依靠它們的衣著打扮來分辨它們的身份。
我很難搶到任何假人，而總看著其他人和他們的假人忙碌地生活在一起。假的街道上來來往往的全是成雙成對的，人牽著他們的模擬人，和它快樂大聲地對話，給它邊扎針邊安慰：「疼不疼啊？」給它拷上手銬百般行刑；跟它重複進行甜美有禮的對話：「請問你要存多少錢呢？請問你要存多少錢呢？」
我搶不到人，只搶到了一堆道具。我無聊地坐在地上，給自己打針，給自己上手銬，玩弄著滿地碎紙，甜美地問自己：「請問你要存多少錢呢？請問你要存多少錢呢？」
這個房間老師是不許進的，因為這一個小時是被劃在「自由活動」里的。但這是個透明的房間，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所有來來往往的人都有意無意地往裡看。現在想起來，那應該是很奇怪的景象吧，一群人，卻不像人——圓短只穿貼身的內衣褲，像一個個尚在分裂階段的大細胞，和逼真的大假人無聲卻誇張地過生活。
我們也知道自己被看著，因此即使是不屑，也要表演興趣盎然的樣子。還好，這是所有孩子最熟練的戲碼，一直演了兩年，到幼兒園最後階段，我們都已經長得巨大，還蜷藏著自己的四肢，微縮在這個比例失調的世界裡。
這幅景象幾乎是所有幼兒園生活的縮影。我們按規定遊戲，按劇本表演，按配給活潑，按劑量快樂。因為在不遠的地方，總有大人在觀賞，也觀察著。
把所有幼兒集中起來做遊戲，似乎是幼兒教育法的巨大進步。這種做法，其實來源於近代對白痴和弱智的研究。
在此之前，對幼兒的教育都是家庭作坊式的，沒有章法，「學前教育」也是一個勁地學。直到18世紀時，德國一個叫做福祿培爾的人出現。
他很笨，笨到哀傷。他的爸爸教他閱讀、書寫、算術，卻發現他什麼也學不會。福祿培爾晚年在自傳中申辯道：「我的父親因為事務太忙而沒有時間來教我。」可實際上，是他的學習進度不得不讓人懷疑他的心智，他的繼母甚至很認真很認真地擔心他的笨會影響到同父異母的弟弟。
福祿培爾的父親本來對教育領域還有很大的野心和抱負，最後也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失敗，決定把福祿培爾送到學校去，然而是送到鄉下的女子學校。
那裡是一個多麼好的地方，安靜又秩序，不涉及任何和知識有關的東西，即使稍微涉及智力，也是如此小心，如此彬彬有禮——「這一周讓我們全神貫注地照顧一棵草」；「請你烹飪出一塊小圓餅，注意，要非常圓哦。」
福祿培爾在那裡，一下子從智力上的矮子，躍居淑女界的巨人。
他晚年很害羞地承認，「這所學校非常適合像我這樣的兒童」。他把他在女校接受的女德教育結合近代對白痴的治療研究，再加上對自己因為笨而受鄙視的自憐，開辦了近代第一個幼兒園，一個現代幼兒園的模板。
在那裡，他把真實社會全部抽離，而擺放著他稱之為「恩物」的東西，包括一些立方體，一些小球，還有另外一些立方體。這就是幼兒教育的所有教材，這些無聊的東西隱藏著只有福祿培爾本人才能解釋的深刻內涵——什麼宇宙運動統一的神意，藝術和科學的分解的本質等。幼兒小童要了解藝術的創造力，不需要接受任何理論和講述，不需要看任何藝術實品，只需要長久地凝望著一堆木頭。
福祿培爾的幼兒園辦得很成功，貴族們遠遠地看著他們的孩子跟在一顆球後面狂跑，心裡寬慰地想：「哦，他領悟到所有真諦。」
我則不信任任何模型式的教育，任何無危險性無菌的東西同時也是無效的。無論幼兒園怎樣去掉任何一點點和現實雷同的元素，真實的、原始的、成熟的、殘酷的人性還是會浮現，在大人們移開他們視線的時候。
另一個著名的幼兒教育的實驗，來自於自由主義大佬羅素。他興辦幼兒園來自於對傳統教育的不滿，他反對強制，認為壓制會導致仇恨，而是倡導一種「無淚的道德」（morality without tears），允許孩子們暢所欲言，允許他們放肆，允許他們管束大人，允許他們把老師叫做傻瓜。
1927年，羅素把理念付諸實踐，和妻子興辦起一座「比肯山小學」。關於這所小學有個著名的段子：說某天，當地的教區負責人來到這所學校大門前，一個一絲不掛的小女孩在那裡歡迎他，這位先生大驚失色地喊道：「我的上帝！」那個女孩兒把門一關，回他一句：「這兒沒有上帝。」
在這所小學，走路時可能聽見孩子用很坦率的話說一棵樹的形狀活像個陽具。十歲或十二歲的男孩女孩一本正經地討論著婚姻和自由戀愛的問題。
自由卻漸漸變成了失控，無淚導致無德。比肯山小學的一個特色就是每個學期演一次戲，由每個演員自編自演。羅素髮現孩子們「堅持要讓每個劇中人物在劇終時死去，但是現在他們常常滿足於謀殺案」。
孩子們有些扭曲的、帶著惡意的笑臉慢慢浮現，比肯山學校很快就成了一批調皮搗蛋、無法無天的頑童的收容所。
兩個孩子在金雀花叢里點火，一個男孩馬上被開除，另外一個女孩，因為她的母親正在從埃及回英國的途中而無法開除，羅素就把她放在床上，把她的衣服全鎖起來。這個女孩提出抗議，羅素說：「要是我讓你下床，你還會去放火，是不是？」她承認：「對，我會這樣乾的。」於是這個女孩便一直待在床上，直到她媽媽回來。
幾年之後，這所學校倒閉。歷史上關於教育自由主義原教旨的實驗也失敗了。
福祿培爾和羅素——甚至可以推廣到所有的教育者——都有著同樣的明知故犯，他們小心翼翼地把童心和人性區別開，甚至放在對立的善惡兩面。長大成人如此不堪不幸，所以幼兒必定至善至美。兒童被假設擁有一雙天使般的赤子之眼，唯一變壞的途徑是後天的污染。
人們常常由於討厭自己生活的時代，而不加分辨地熱愛仰慕往昔的歲月。在歷史的長河中也好，在短暫的人生中也好，人總有這種「倒轉時鐘」的衝動。回到時間的起點，不妨問問：兒童果然是善的么？人性中的惡都是後天習來的么？
史鐵生講過他幼兒園時候的記憶。
「下了課，所有人都一窩蜂去搶幼兒園裡的木馬，你推我搡，沒有誰能真正騎上去。大些的孩子於是發明出另一種遊戲，『騎馬打仗』，一個背上一個，沖呀殺呀喊聲震天，人仰馬翻者為敗……這本來很好玩，可不知怎麼一來，又有了懲罰戰俘的規則。落馬者僅被視為敗軍之將豈不太便宜了？所以還要被敲腦兒，或者連人帶馬歸敵方。這樣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對叛徒的更為嚴厲的懲罰。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兩個人壓著，倒背雙手『遊街示眾』，一路被人揪頭髮、擰耳朵。天知道為什麼這懲罰竟至比騎馬打仗本身更具誘惑了，到後來，無需騎馬打仗，直接就玩起這懲罰的遊戲。
「可誰是被懲罰者呢？便湧現出一兩個頭領，由他們說了算，他們說誰是叛徒誰就是叛徒，誰是叛徒誰當然就要受到懲罰。於是，人性，在那時就已暴露：為了免遭懲罰，大家紛紛去效忠那一兩個頭領，阿諛，諂媚，惟比成年人來得直率。可是！可是這遊戲要玩下去總是得有被懲罰者呀。可怕的日子終於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長著的年齡一樣，必然來臨。
「做叛徒要比做俘虜可怕多了。俘虜尚可表現忠勇，希望未來，叛徒則是徹底無望，忽然間大家都把你拋棄了。五歲或者六歲，我已經見到了人間這一種最無助的處境。
「……
「我不再想去幼兒園。我害怕早晨，盼望傍晚。我開始裝病，開始想盡辦法留在家裡跟著奶奶，想出種種理由不去幼兒園。直到現在，我一看見那些哭喊著不要去幼兒園的孩子，心裡就發抖，設想他們的幼兒園裡也有那樣可怕的遊戲，晌晴白日也覺得有鬼魅徘徊。」
我也害怕上幼兒園，不過是為著膚淺得多的原因。
幼兒園的時候，我們每天的晚飯都是豬肉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