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34年在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到母校濟南省立高中去教了一年國文。1935年秋天，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交換研究生，到德國著名的大學城哥廷根去繼續學習。
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學習科目。我曾經想學習古希臘文和拉丁文。但是當時德國中學生要學習8年拉丁文、6年希臘文。我補習這兩種古代語言至少也要費上幾年的時間，那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為這個問題，我著實煩惱了一陣。有一天，我走到大學的教務處去看教授開課的布告。偶然看到Waldschmidt教授要開梵文課。這一下子就勾引起我舊有的興趣：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從此以後，我在這個只有10萬人口的小城住了整整10年，絕大部分精力就用在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上。
我到哥廷根時，法西斯頭子才上台兩年。又過了兩年，1937年，日本法西斯就發動了侵華戰爭。再過兩年，1939年，德國法西斯就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漫長的10年當中，我沒有過上幾天平靜舒適的日子。到了德國不久，就趕上黃油和肉定量供應，而且是越來越少。二次大戰一爆發，麵包立即定量，也是同樣的規律：越來越少，而且越來越壞。到了後來，黃油基本上不見，做菜用的油是什麼化學合成的，每月分配到的量很少，倒入鍋中，轉瞬一陣煙，便一切俱逝。做麵包的麵粉大部分都不是麵粉。德國人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有的說是海魚粉做成，有的又說是木頭炮製的。剛拿到手，還可以入口；放上一夜，就腥臭難聞。過了幾年這樣的日子，天天挨餓，做夢也夢到祖國吃的東西。要說真正挨餓的話，那才算是挨餓。有一次我同一位德國小姐騎自行車下鄉去幫助農民摘蘋果，因為成丁的男子幾乎都被征從軍，勞動力異常缺少。勞動了一天，農民送給我一些蘋果和5磅土豆。我回家以後，把5磅土豆一煮，一頓飯吃個精光，但仍毫無飽意。挨餓的程度，可以想見。我當時正讀俄國作家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其中有一個人沒有東西吃，脫口說了一句：「我餓得簡直想把地球一口氣吞下去。」我讀了，大為高興，因為這位俄國作家在多少年以前就說出了我心裡的話。
然而，我的學習並沒有放鬆。我仍然是爭分奪秒，把全部的時間都用於學習。我那幾位德國老師使我畢生難忘。西克教授（Prof.Emil Sieg）當時已到耄耋高齡，早已退休，但由於Waldschmidt被征從軍，他又出來代理。這位和藹可親誨人不倦的老人治學謹嚴，以讀通吐火羅語，名揚國際學術界。他教我讀波顛闍利的《大疏》，教我讀《梨俱吠陀》，教我讀《十王子傳》，這都是他的拿手好戲。此外，他還殷切地勸我學習吐火羅語。我原來並沒有這個打算，因為，從我的能力來說，我學習的東西已經夠多的了。但是他的盛意難卻，我就跟他念起吐火羅語來。同我同時學習的還有一個比利時的學者W.Couvreur，Waldschmidt教授每次回家休假，還關心指導我的論文。就這樣，在戰火紛飛下，飢腸轆轆中，我完成了我的學習，Waldschmidt教授和其他兩個系——斯拉夫語言系和英國語言系的有關教授對我進行了口試。學習算是告一段落。有一些人常說：學術無國界。我以前對於這句話曾有過懷疑：學術怎麼能無國界呢？一直到今天，就某些學科來說，仍然是有國界的。但是，也許因為我學的是社會科學，從我的那些德國老師身上，確實可以看出，學術是沒有國界的。他們對我從來沒有想保留一手，循循善誘，諄諄教導，連想法和資料，對我都是公開的。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呢？難道他們不是想使他們從事的那種學科能夠傳入迢迢萬里的中國來生根發芽結果嗎？
此時戰爭已經形勢大變。德國法西斯由勝轉敗，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最初英美的飛機來德國轟炸時，炸彈威力不大，七八層的高樓僅僅只能炸壞最上面的幾層。法西斯頭子尾巴大翹，狂妄地加以嘲諷。但是過了不久，炸彈威力猛增，往往是把高樓一炸到底，有時甚至在穿透之後從地下往上爆炸。這時轟炸的規模也日益擴大，英國白天來炸，美國晚上來炸，都用的是「鋪地毯」的方式，意思就是炸彈像鋪地毯一樣，一點兒空隙也不留。有時候，我到郊外林中去躲避空襲，躺在草地上仰望英美飛機編隊飛過，機聲震地，黑影蔽天，一躺就是個把小時。
我就是在這樣饑寒交迫、機聲隆隆中學習的。我當然會想到祖國，此時祖國在我心頭的分量比什麼時候都大。然而它卻在千山萬水之外，雲天渺茫之中。我有時候簡直失掉希望，覺得今生再也不會見到最親愛的祖國了。同家庭也失掉聯繫。我想改杜甫的詩：「烽火連三歲，家書抵億金。」我曾在當時寫成的一篇短文里寫道：「鄉思使我想到：我是一個有故鄉和祖國的人。」也許現在的人們無法理解這樣一句平凡簡單然而又包含著許多深意的話。我當時是了解的，現在當然更能了解了。
在這裡，我想著重提一下德國人民的友好情誼。大家都知道，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國，除了解放區以外，是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外交無能，內政腐敗，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是一個被人家瞧不起的國家，何況德國法西斯更是瞧不起所謂「有色人種」的。法西斯頭子希特勒時有所表露，而他的話又是被某一些德國人奉為金科玉律的。然而，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情況卻完全兩樣。我在德國住了那麼長的時間，從來沒有碰到種族歧視的粗野對待。我的女房東待我像自己的孩子一樣。離別時她痛哭失聲。我的老師，我上面已經講到過，對我在學術上要求極嚴，但始終親切和藹，令我如在春風化雨中。對一個遠離祖國有時又有些多愁善感的年輕人來說，這是極大的安慰，它使我有勇氣在饑寒交迫、精神極度愁苦中堅持下去，一直看到法西斯的垮台。
法西斯垮台以後，德國已經是一片廢墟。我曾到哈諾弗去過一趟。這個百萬人口的大城，城裡面光留下一個空架子，幾乎沒有什麼居民。大街兩旁全是被轟炸過的高樓大廈，只剩下幾堵牆；沿牆的地下室窗口旁，擺滿上墳用的花圈。據說被埋在地下室里的人成千上萬。當時轟炸後，還能聽到裡面的求救聲，但沒法挖開地下室救他們。聲音日漸微弱，終於無聲地死在裡邊。現在停戰了，還是無法挖開地下室，抬出屍體，家人上墳就只好把花圈擺在窗外。這種景象實在讓人毛骨悚然。
這時已是1945年深秋，我到德國已經整整10年了。我同幾個中國同鄉，乘美軍的汽車，到了瑞士，在那裡住了將近半年。1946年夏天回國。從此結束了我那漫長的流浪生活。
198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