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是我這一次萬里長途旅行的目的地，是我的留學熱的最後歸宿，是我舊生命的結束，是我新生命的開始。在我眼中，柏林是一個無比美妙的地方。經過長途勞頓，跋山涉水，我終於來到了。我心裡的感覺是異常複雜的，既有興奮，又有好奇；既有興會淋漓，又有忐忑不安。從當時不算太發達的中國，一下子來到這裡，置身於高聳的樓房之中，漫步於寬敞的長街之上，自己宛如大海中的一滴水。
清華老同學趙九章等，到車站去迎接我們，為我們辦理了一切應辦的手續，使我們避免了許多麻煩，在離開家鄉萬里之外，感到故園的溫暖。然而也有不太愉快的地方。我在上面提到的敦福堂，在柏林車站上，表演了他最後的一次特技：丟東西。這次丟的東西更是至關重要，丟的是護照。雖然我們同行者都已十分清楚，丟的東西終究會找回來的，但是我們也一時有點擔起心來。敦公本人則是雙目發直，滿臉流汗，翻兜倒衣，搜索枯腸，在車站上的大混亂中，更增添了混亂。等我們辦完手續，走出車站，敦公汗已流完，伸手就從褲兜中把那個在國外至關重要的護照掏了出來。他自己莞爾一笑，我們則是啼笑皆非。
老同學把我們先帶到康德大街彼得公寓，把行李安頓好，又帶我們到中國飯店去吃飯。當時柏林的中國飯館不是很多，據說只有三家。飯菜還可以，只是價錢太貴。除了大飯店以外，還有一家可以包飯的小館子。男主人是中國北方人，女主人則是義大利人。兩個人的德國話都非常蹩腳。只是服務極為熱情周到，能蒸又白又大的中國饅頭，菜也炒得很好，價錢又不太貴。所以中國留學生都趨之若鶩，生意非常好。我們初到的幾個人卻饒有興趣地探討另一個問題：店主夫婦二人怎樣交流思想呢？都不懂彼此的語言。難道他們都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國民黨政府駐義大利大使的信徒，只使用「這個」一個詞兒，就能涵蓋宇宙、包羅天地嗎？
這樣的事確實與我們無關，不去管它也罷。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找到一間房子。德國人是非常務實而又簡樸的。他們不管是幹什麼的，一般說來，房子都十分寬敞，有卧室、起居室、客廳、廚房、廁所，有的還有一間客房。在這些房間之外，如果還有餘房，則往往出租給外地的或外國的大學生，連待遇優厚的大學教授也不例外。出租的方式非常奇特，不是出租空房間，而是出租房間里的一切東西，桌椅沙發不在話下，連床上的被褥也包括在裡面，租賃者不需要帶任何行李，面巾、浴巾等等，都不需要。房間里的所有的服務工作，鋪床疊被，給地板掃除打蠟，都由女主人包辦。房客的皮鞋，睡覺前脫下來，放在房門外面，第二天一起床，女主人已經把鞋擦得閃光鋥亮了。這些工作，教授夫人都要親自下手，她們絲毫也沒有什麼下賤的感覺。德國人之愛清潔，聞名天下。女主人每天一個上午都在忙忙叨叨，擦這擦那，自己屋子裡面不必說了，連外面的樓道，都天天打蠟；樓外的人行道，不但打掃，而且打上肥皂來洗刷。室內室外，樓內樓外，任何地方，都是潔無纖塵。
清華老同學汪殿華和他的德國夫人，在夏洛滕堡區的魏瑪大街，為我們找到了一間房子，房東名叫羅斯瑙（Rosenau），看長相是一個猶太人。一提到找房子，人們往往會想到老舍早期的幾部長篇小說中講到中國人在英國倫敦找房子的情況。那是非常困難的。如果出租招貼上沒有明說可以租給中國人，你就別去問，否則一定會碰釘子。在德國則沒有這種情況。在柏林，你可以租到任何房子。只有少數過去中國學生住過的房子是例外。在這裡你會受到白眼，遭到閉門羹。箇中原因，一想便知，用不著我來啰唆了。
說到猶太人，我必須講一講當時猶太人在德國的處境，順便講一講法西斯統治的情況。法西斯頭子希特勒於1933年上台。我是1935年到德國的，我一直看到他惡貫滿盈，自殺身亡，幾乎與他的政權相始終。對德國法西斯政權，我是目擊者，是有點發言權的。我初到的時候，柏林的納粹味還不算太濃；當然已經有了一點。希特勒的相片到處懸掛，字旗也隨處可見。人們見面時，不像以前那樣說一聲「早安」「日安」「晚安」等等，分手時也不說「再見」，而是右手一舉，喊一聲「希特勒萬歲！」便能表示一切。我們中國學生，不管在什麼地方，到飯館去吃飯，進商店去買東西，總是一仍舊貫，說我們的「早安」等等，出門時說「再見」。有的德國人，看我們是外國人，也用舊方式向我們表示敬意。但是，大多數人仍然喊他們的「萬歲」。我們各行其是，互不干擾，並沒有遇到什麼不如意的事情。根據法西斯聖經：希特勒《我的奮鬥》，猶太人和中國人都被列入劣等民族，是人類文化的破壞者；而金黃頭髮的「北方人」，則被法西斯認為是優秀民族，是人類文化的創造者。可惜的是，據個別人偷偷地告訴我，希特勒自己那一副尊容，他那滿頭的黑紅相間的頭髮，一點也不「北方」，成為極大的諷刺。不管怎樣，中國人在法西斯眼中，反正是劣等民族，同猶太人成為難兄難弟。
在這裡，需要講一點歐洲歷史。歐洲許多國家仇視猶太人，由來久矣。有莎士比亞的名劇《威尼斯商人》可以為證。在中世紀，歐洲一些國家就發生過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慘劇。在這方面，希特勒只是繼承過去的衣缽，他並沒有什麼發明創造。如果有的話，那就是，他對猶太人進行了「科學」的定性分析。在他那一架政治化學天平上，他能夠確定猶太人的「猶太性」：計有百分之百的猶太人，也就是祖父母和父母雙方都是猶太人；二分之一猶太人，就是父母雙方一方為猶太人；四分之一猶太人，就是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方為猶太人，其餘都是德國人；八分之一等等依此類推。這就是納粹「民族政策」的理論根據。百分之百的猶太人必須迫害，決不手軟；二分之一的稍遜。至於四分之一的則是處在政策的臨界線上，可以暫時不動；八分之一以下則可以納入人民內部，不以敵我矛盾論處了。我初到柏林的時候，此項政策大概剛進行了第一階段，迫害還只限於全猶太人和一部分二分之一者，後來就愈演愈烈了。我的房東可能屬於二分之一者，所以能暫時平安。希特勒們這一架特製的天平，能準確到什麼程度，我是門外人，不敢多說。但是，德國人素以科學技術蜚聲天下，天平想必是可靠的了。
至於德國普通老百姓怎樣看待這迫害猶太人的事件，我初來乍到，不敢亂說。德國人總的來說是很可愛的，很淳樸老實的，他們毫無油滑之氣，有時候看起來甚至有些笨手笨腳，獃頭獃腦。比如說，你到商店裡去買東西，店員有時候要找錢。你買了75分尼的東西，付了一馬克。若在中國，店員過去用算盤，今天用計算器，或者乾脆口中念念有詞：三五一十五，三六一十八，一口氣說出了應該找的錢數：25分尼。德國店員什麼也不用，他先說75分尼，把五分尼擺在桌子上，說一聲：80分尼；然後再擺一個10分尼，說一聲：90分尼；最後再擺一個10分尼，說一聲：一馬克，於是完了，皆大歡喜。
我還遇到過一件小事，更能說明德國人的老實忠厚。根據我的日記，這件事情發生在9月17日。我的表壞了，走到大街上一個鐘錶店去修理，約定第二天去拿。可是我初到柏林，在高樓大廈的莽叢中，在車水馬龍的喧鬧中，我彷彿變成了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暈頭轉向，分不出東西南北。第二天，我出去取表的時候，影影綽綽，隱隱約約，記得是這個錶店，邁步走了進去。那個店員老頭，胖胖的身子，戴一副老花鏡，同昨天見的那一個一模一樣。我拿出了發票，遞給他，他就到玻璃櫥里去找我的表，沒有。老頭有點急了，額頭上冒出了汗珠，從眼鏡上面射出了目光，看著我，說：「你明天再來一趟吧！」我回到家，心裡直念叨這一件事。第二天又去了，表當然找不到。老頭更急了，額頭上冒出了更多的汗珠，手都有點發抖了。在玻璃櫥里翻騰了半天，忽然靈光一閃，好像上帝祐護，他仔細看了看發票，說：「這不是我的發票！」我於是也恍然大悟，是我找錯了門。這一件小事我曾寫過一篇散文《表的喜劇》，收在我的《散文集》里。
這樣的洋相，我還出過不少次。我只說一次。德國人每天只吃一頓熱餐，這就是中午。晚飯則只吃麵包和香腸、干乳酪等等，佐之以熱茶。有一天，我到肉食店裡去買了點香腸，準備回家去吃晚飯。晚上，我興緻勃勃地泡了一壺紅茶，準備美美地吃上一頓。但是，一咬香腸，覺得不是味，原來裡面的火腿肉全是生的。我大為氣憤，憤憤不平：「德國人竟這樣戲弄外國人，簡直太不像話了，真正豈有此理！」連在夢中，也覺得難咽下這一口氣去。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那個肉食店裡去，擺出架勢，要大興問罪之師。一位女店員，聽了我的申訴，看了看我手中拿的香腸，起初有點大惑不解，繼而大笑起來。她告訴我說：「在德國，火腿都是生吃的，有時連肉也生吃，而且只有最好最新鮮的肉，才能生吃。」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自己是一個地道的阿木林（上海話，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