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二年五月，果戈理又離開俄國，重新開始他在國外的神秘漂泊。滾動的車輪為他編寫了《死魂靈》第一部的故事；在第一次穿越一個模糊的歐洲的一系列旅程基礎上，他給自己畫的一個個圓圈，產生的結果是胖而圓的乞乞科夫成了一個轉動的馬車車篷、一條模糊不清的虹；實物的轉動幫助作者催眠自己和他書中的主人公，進入變化多端的噩夢，而在未來許多年裡，頭腦簡單的人會把這樣的噩夢看作是一幅「俄國全景圖」（或者「俄國的家庭生活」）。現在該著手訓練自己進入小說的第二部了。
人們感到納悶，在背負如此沉重煩惱的心靈的深處，果戈理是否認為，滾動的車輪，漫長的道路，曲折蜿蜒如意氣相投的長蛇，隱約令人陶醉的馬車的平穩運動，在寫作第一部的時候這平穩的運動是如此令人滿意，這些將會自然而然地產生一部續書，而這部續書將圍繞第一部書令人眼花繚亂的色彩，形成一個清晰明亮的光環。這一定是一個光亮的暈，對此他是信心十足的；否則，書的第一部就可能被認為是魔鬼的妖術。根據他在書發表以後再來為這部書打基礎的做法，他設法讓自己相信，實際上因為有了書的（目前還沒有寫成的）第二部，才誕生了書的第一部，並且相信倘若不把產生第一部的緣起呈現給智力遲鈍的讀者大眾，第一部書不可避免地將只能成為沒有圖例的說明文字。實際上，他將很不幸地受到第一部書絕對形式的牽制。在他試圖創作第二部的時候，他的做法必定完全跟切斯特頓的一篇小說 中的兇手一模一樣，在小說里，兇手迫不得已將受害人屋子裡的所有信紙以insolite 的形式布置起來，偽造一個傳達自殺信息的現場。
病態的謹慎也許可能添加了某些其他的考慮。儘管他迫切想詳細了解人們如何看待他的作品——任何人或者批評家，從拿官府俸祿的流氓到對輿論巴結討好的傻瓜——但是，他還是很艱難地竭力在信中對人解釋，在批評文章中他所關心的只是他們所做的對於他本人更加全面和客觀的評價。讓他感到非常困擾的是，他發現嚴肅認真的人們，稱心或是憎惡地把《死魂靈》看作是對農奴制度的猛烈譴責，正如他們在《欽差大臣》里看到的是對於腐敗的抨擊。因為在平民讀者的心目中，《死魂靈》正在慢慢地變成《湯姆叔叔的小屋》。這一情況儘管讓他煩惱，但是人們懷疑那些批評家——一本正經的老派名人們、虔誠的老處女們以及希臘正教會的清教徒們——的態度或許更叫他煩惱，因為他們悲嘆他創作的形象的「感官刺激性」。他同時還非常敏銳地意識到他的藝術天才超人的力量，而且還有——他所憎惡的——與這樣的力量相伴的責任。他的內心還有想要更大的（不承擔責任的）影響的願望，就像普希金故事裡的漁夫的老伴想要一個更大的城堡。果戈理已經成了一個說教者，因為他需要一個佈道壇來解釋他書中的道德體系，因為直接與讀者接觸在他看來似乎是他自己的吸引力的自然發展方向。宗教給了他必要的聖歌吟唱起始短句和吟唱方法。宗教是否還給了他其他東西則尚有疑問。
他彷彿就是一塊滾動的罕見的卵石，上面長出了——或者說，心裡想他會長出——一種罕見的苔蘚，花了許多個夏季，從一個溫泉勝地漂泊到另一個溫泉勝地。他的毛病難以醫治，因為他的毛病模糊而多變：抑鬱症發作的時候，他的思想就會麻木，帶著可怕的預感，只有環境的突然改變才能緩解病症；否則，就會出現肉體痛苦反覆發作的狀態，身體哆嗦，衣服穿得再多也無法溫暖他的四肢，這時候唯一起作用的是，假如能堅持重複進行，快步走——時間越長越好。這是個矛盾的說法，一方面不停地運動才能激發靈感，一方面這個運動客觀上又使他無法寫作。然而，在義大利度過的冬天相對而言儘管是舒服了一點，卻比坐在不安定的驛站馬車上時更寫不出東西。德累斯頓、巴德加斯泰因 、薩爾茨堡、慕尼黑、威尼斯、佛羅倫薩、羅馬、佛羅倫薩、曼圖亞、維羅納、因斯布魯克 、薩爾茨堡、卡爾斯巴德 、布拉格、格雷芬堡 、柏林、巴德加斯泰因、布拉格、薩爾茨堡、威尼斯、博洛尼亞、佛羅倫薩、羅馬、尼斯、巴黎、法蘭克福、德累斯頓——然後又從頭來一遍，著名旅遊城市名字不斷重現的這一連串地方，確實不是一個要尋求療養的人該走的路線——或者不是尋求療養，而是收集大飯店的標誌到莫斯科炫耀，不管它是俄亥俄州的莫斯科 還是俄國的莫斯科——它只不過是一條惡性循環的虛線，並無地理學上的意義。果戈理的溫泉療養勝地並非真是空間意義上的。對他來說，中歐只不過是一個視覺現象——唯一真正關係重大的、唯一真正令人困惑的、唯一真正的悲劇是，他的創造力在不斷地和令人絕望地衰退。托爾斯泰放棄小說創作，去追求倫理、神秘主義和教育上的強烈慾望的時候，他的天才已經成熟，是氣色健康的，而且從他逝世後發表的生前未完成的虛構作品片斷來看，在安娜·卡列尼娜死了以後，他的藝術依然在發展。但是果戈理是一個寫書不多的人，而且他擬訂的要寫一本關於他的一生的書的計畫正好與他作為一個作家開始衰落的時間相吻合——即在他寫了《欽差大臣》、《外套》和《死魂靈》第一部而達到創作頂峰之後。
說教時期開始於他給《死魂靈》作某些最後修飾——對於未來輝煌的登峰造極所作的那些奇怪的暗示——的時候。他自國外寫給朋友的無數信件中有奇怪的《聖經》的意味，從而使句子看上去自命不凡。「誰若不留意我的話誰就必將遭受痛苦！把所有的事暫時放在一邊，把你在無聊時刻想入非非的所有樂趣放在一邊。聽從我吧：用一年時間，僅僅一年，照料你莊園里的事務。」叫地主們回去面對鄉間生活中的問題（包含與事務相關的一切當代含義——收成不好，監工不力，農奴難管，懶散，偷盜，貧困，缺乏經濟和「精神」條理）成了他的主題和命令——用預言家的語氣表達的命令，命令人們丟棄所有世俗財富。但是，儘管用了這樣的語氣，果戈理卻囑咐地主們去做截然相反的事（雖然這話聽起來像他在荒涼的山頂上以上帝的名義要求作出巨大犧牲）：你在大城市裡是在浪費你不穩定的收入，因此，離開大城市，回到你的土地上去，上帝賜予你土地，目的明確，你可以變得像黑土地一樣富裕，因為強壯和歡樂的農民，懷著感恩之心，在你的慈父般的監督下，辛勤勞作。「地主的責任是神聖的。」——這就是果戈理佈道的主旨。
人們不免會注意到他是多麼急切，過於急切，不僅要叫臉色陰沉的地主和不滿的官吏回到他們地方上的事務里去，回到土地和作物上去，而且還要求他們詳細向他報告觀感。人們幾乎會認為，果戈理的思想深處，那個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思想深處，還藏著別的東西，對他來說比俄國農村生活的倫理和經濟狀況更加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要為他的書獲得「可靠的」第一手材料的可悲企圖；因為他正處於一個作家可能會有的最糟糕的境遇：他已經喪失了想像真實情況的才能，並且認為真實情況會孤立地存在。
問題是，不加掩飾的真實情況並不以自然狀態存在，因為真實情況絕對不會真正毫無掩飾的：一塊手錶留下的白色痕迹，一個烏青的腳後跟上貼的翹起的橡皮膠，即使是最熱情的裸體主義者，也不會把這些拋棄。光是一串數字就能非常簡明地泄漏寫數字的人的身份，就像枯燥乏味的密碼給愛倫·坡帶來了財富一樣。一份最粗略的履歷表也以署名人特有的風格活生生地叫喚著，拍打著翅膀。甚至我還懷疑，是否能給人一個電話號碼卻不泄漏你的一些情況。但是，儘管果戈理說了所有這些希望了解人類因為他熱愛人類的話，然而他實際上對提供情況的人的個性並不感興趣。他只想要得到絕對不加修飾的真實情況——而同時他要求得到的不僅是簡單的數字，而是完完整整的一套觀察資料。他的一些比較寬容的朋友起先勉強答應他的要求，而隨後他們對這樣的做法也熱心起來，把地方上和農村的情況寫成材料寄給他，在這個時候——他們從他那裡得到的卻是失望的咆哮，而不是感謝；因為寫信給他的人並不是果戈理式的人。他們只不過是得到他的命令敘述事情而已——就是敘述事情。他們都非常盡心地去做了。他拿到這些材料盡生悶氣，因為他的朋友並非作家，而他又不能寫信給當作家的朋友，因為那樣一來所提供的材料絕對不會是毫不加掩飾的。整個事態其實就是對「不加掩飾的真實情況」和「現實主義」這類術語之愚蠢的一個最好註腳。果戈理——一個「現實主義者」！許多教科書都這樣說。果戈理為了完成他的拼接書可悲而徒勞地從讀者那裡搜集材料的時候，他本人非常可能臆斷，他這樣做是完全合理的。事情非常簡單，他帶著怒氣不停地對一個個先生小姐重複說，每天花一個小時坐下來，把你所聽到的和看到的都記下來。他盡可以告訴他們把月亮摘下來寄給他——不管是上弦月還是下弦月。即使你匆忙包紮的藍紙包裹里，還有一兩顆星星和一絲霧氣混在裡面，那也沒有關係。要是一彎月牙兒的尖鉤碰斷，我會換一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