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的喜劇《欽差大臣》在俄國舞台上演出，引起異乎尋常的轟動，這段歷史與本書的主角果戈理當然幾乎沒有關係，但是簡略說一說這些性質完全不同的事情，也許並非完全是多餘的。由於頭腦簡單的人必然會在這個劇本里看到猛烈發動的、針對田園風光似的俄國官僚腐敗制度的社會諷刺，因此，人們很想知道作者或者任何其他的人對於看到這個劇本上演會抱什麼樣的希望。文藝審查委員會與所有這樣的組織一樣，明顯都是一群卑躬屈膝的蠢貨或者自命不凡的傻瓜，因此，一個作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把國家官員描寫成抽象的人物和超凡美德的象徵，僅這樣一件事就是讓這些審查官肥厚的脊背從上到下不寒而慄的大罪。《欽差大臣》居然是有史以來用俄語寫的最偉大的劇本（不但是前無古人而且是後無來者），這自然是遠離審查委員會委員們的腦袋十萬八千里的事情。
但是一個奇蹟發生了；那是一種與果戈理的上下顛倒的世界之物理特性相一致的奇蹟。最高審查官，萬人之上的審查官，他是上帝那一級的神明，太高大了，人的笨拙的舌頭根本無法說出口來，光輝、集權的沙皇本人，突然一陣最意想不到的喜悅湧上心頭，下達聖旨，這個劇本審查通過，可以被搬上舞台。
我們很難推測《欽差大臣》里的什麼合了尼古拉一世的心意，讓他感到高興。這個人幾年前紅鉛筆一揮，在普希金的《鮑里斯·戈都諾夫》 的手稿上寫下幾句愚蠢的話，建議把這個悲劇改成像沃爾特·司各特寫的那種小說，他也與一般的統治者一樣（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或者拿破崙皇帝也不例外），與真正的文學是毫不相干的，因此，除了把果戈理的這個喜劇看作是一個滑稽的鬧劇之外，我們幾乎無法推想，他還能在劇本里看出什麼更有意義的東西。另一方面，一個諷刺性的鬧劇（假如我們作一時的想像，萌生《欽差大臣》是一個諷刺鬧劇的謬見）似乎也不大可能吸引沙皇古板、沒有一點幽默感的情緒。鑒於這個人還有頭腦——至少還有政客的頭腦——因此，認為能讓他的臣僚從怠惰中振作起來他就得意洋洋，而不顧及激發臣僚的同時，也有會激發平民百姓與君主同樂的危險，這樣的看法是大大低估了他的智慧。事實上，這個劇本首次上演以後，據說他講過這樣一句話：「人人都獲得了他應得的，尤其是我」；假如他真說過這句話（可能這不是真的），那麼對於在某一個政府統治之下的腐敗的批評，與對於政府本身的批評，兩者之間有著密切聯繫，這一點在沙皇看來也一定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現在只能假設，允許劇本上演是由於沙皇突然心血來潮，正如像果戈理這樣的作家的出現，也是任何可能推動了十九世紀初俄國文學發展的時代精神中最讓人意想不到的動力。一個暴君大筆一揮批准了這個劇本的上演，很奇怪，就等於他在俄國作家的血液里注入了非常危險的細菌；危及君主制思想，危及官僚罪惡，危及——這是三個危險中的最重要的危險——文學藝術；因為果戈理的劇本被熱心公益的人誤解為一種社會抗議，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引發了大批轟轟烈烈的譴責腐敗和其他社會弊端的文學，引出了大量的文學批評，誰不在他的長篇小說或短篇小說里譴責地區警長或者鞭打農民的老爺，誰就被剝奪了作家的稱號。十年以後沙皇把這個劇本忘得一乾二淨，連誰是果戈理，他寫過什麼，都沒有一點印象了。
《欽差大臣》的首場演出在表演和布景方面是很糟糕的，低劣的假髮，小丑式的服裝，以及劇院方面硬加到他劇中的粗俗的過於誇張的表演，都受到果戈理極其辛辣的批評。這次演出開了把《欽差大臣》演成滑稽諷刺劇的先河；後來又在此基礎上加了讓人聯想起a édie de mœurs 的背景；於是二十世紀繼承了鋪張的果戈理式台詞與昏暗而平淡的布景的結合——只有一些天才演員的個性偶爾才能解決的事態。很奇怪，正是在書面語在俄國已經死亡的時代，距現在已有四分之一個世紀， 俄國舞台監督梅耶荷德 拿出了真正傳達出果戈理風格的《欽差大臣》的演出版本，儘管他歪曲和添加了內容。
我僅僅看過一次這個劇本用外語（英語）演出，而這一次演出我是不想再提起了。至於這本書的翻譯，塞爾澤 和康斯坦斯·加尼特 的譯本，談不上孰優孰劣。儘管加尼特完全缺乏文字才能，但是她的翻譯還是有些謹慎，因此比起《外套》和《死魂靈》的一些極荒謬的譯本來，讓人少些難受。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與吉佐平淡乏味的《哈姆萊特》譯本 相比。當然，譯本里沒有一點果戈理的風格。譯本的英語枯燥乏味，而且總是故作莊重，讓人受不了。只有愛爾蘭人可以嘗試啃下果戈理。現在把典型的不夠格的翻譯列舉一二（這樣的例子還可以找出很多）：果戈理在說到伯勃欽斯基和多勃欽斯基這兩個鄉紳的時候，簡略描述他們都有胖鼓鼓的小肚子（或者如他在另一處所說的，「他們一定就是凸出的肚子——像懷孕婦女那樣的尖尖的小肚子」），意思是說他們是小而瘦弱的男人——這樣的描寫對於創造出正確的多勃欽斯基和伯勃欽斯基必須表現的形象，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康斯坦斯·加尼特把這句話翻譯成「兩人都大腹便便」，結果把果戈理糟蹋了。我有時候想，這幾個舊英「譯本」酷似中國有一個時期通行的所謂「千刀萬剮」。那是說從受刑人的身體上割下止咳潤喉片大小的一小方塊肉，比如，每隔五分鐘左右割一塊，直到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的挑選也頗有講究，要確保受刑人活到割去第九百九十九塊肉 ）把整個身體都小心翼翼地割光。
那個譯本還有許多徹頭徹尾的錯譯，例如「清湯」，而不該是「燕麥湯」（「燕麥湯」應該是濟貧委員會專員在醫院裡喂病人的）或者——這說起來就相當有趣了——法官一生中閱讀過的五六本書，提到其中一本叫「磚瓦匠約翰書」，聽起來像《聖經》里的書，而原文實際上是說約翰·梅森 （或者人家說是他寫的）的一本歷險記，他是十六世紀的英國外交官和牛津大學萬靈學院的研究員，曾被派往歐洲大陸替都鐸王朝君主搜集情報。
《欽差大臣》的情節也像果戈理所有的書的情節一樣，都是無關緊要的。 而且，就劇本而言，它的構思是所有劇作家的共同財富：從有趣的將錯就錯故事中榨取最後一滴。似乎普希金在給果戈理講述他在下諾夫哥羅德 一家旅店投宿，人家誤以為他是京城來的大官這個故事的時候，曾向他提過建議；而另一方面，果戈理自從參加學校業餘演出以來腦子裡就塞滿了舊劇目（從三四種外語翻譯成蹩腳俄語的舊劇），因此說不定早把普希金的提醒丟在腦後了。一件藝術作品可以追溯到一個「真實故事」（這個說法一般是錯誤的，並且始終是毫無意義的），很奇怪，我們竟然有從這樣的一個說法里尋找滿足的病態的癖好。這是不是因為，我們得知作家也和我們自己一樣沒聰明到能自己編造一個故事，我們就開始更加看得起自己了呢？或者，當我們得知在我們不可思議地瞧不起的「虛構」下面還有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事實，我們可憐的想像就增添了幾分力量了呢？或者，概括起來說，這裡是否體現了我們對於事情的真實性的崇拜呢？就因為這個緣故小孩子們會問講故事的人：「真有這樣的事嗎？」也正因為這個緣故，老托爾斯泰在過於追求道德倫理的時期止步不前，不敢褻瀆神明，像上帝創造人類一樣，去創作完全虛構的人。是否如此？不管是怎樣的情況，在這個劇本首場演出大約四十年以後，某個政治流亡者 （他正在倫敦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很希望卡爾·馬克思認識車爾尼雪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個在六十年代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著名激進分子和謀反者（也是有力地宣告俄國文學「果戈理」時代到來的批評家之一，這個委婉說法的意思是，小說家有單槍匹馬改進社會與政治狀況的責任，這樣的說法恐會把果戈理嚇倒）。這位政治流亡者秘密回到俄國，喬裝打扮成一名地理學會的會員（這一點是很貼切的）來到遙遠的雅庫茨克地區，目的是要劫走一位西伯利亞的囚犯；由於他曲折蜿蜒的途中越來越多的人錯把他當成微服私訪的欽差大臣——完全與果戈理劇本里寫的一樣——他要劫走罪犯的計畫被挫敗。生活中這樣的對藝術虛構作品的庸俗模仿，比起藝術作品模仿生活來，更加有意思。
作者給劇本的題詞是一句俄國諺語：「臉歪別怪鏡子不真。」當然，果戈理從來沒有畫過肖像畫——他用鏡子，而且作為一個作家，他生活在他自己的鏡子世界裡。讀者的臉是醜陋還是漂亮，一點都不重要，因為不但鏡子是果戈理自己製造的，它有自己特別的折射特性，而且這個諺語針對的讀者也屬於同一個具有像鵝、像豬、像餡餅、像醜八怪的臉部表情的果戈理世界。即使是在果戈理最差的作品裡，他也是在創作他的讀者，這可是大作家的特權。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圈子，我們不妨說，一個封閉的家庭圈子。它不向外部世界開放。把這個劇本看作是一種社會諷刺（公眾觀點）或者把它看作是一個道德諷刺（果戈理的遲到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