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我感到睏倦。我從中午寫到天亮，每天寫一章——甚至於更多。藝術是一件多麼偉大而強有力的東西！在我這樣的處境中，我應該驚慌失措，倉皇走開，扭頭往回跑……當然馬上並沒有什麼危險，我敢說永遠也不會有什麼危險，但我的反應卻是十分不同凡響的，我這樣靜靜地坐著，寫作，寫作，寫作，或者漫長地沉思，這些真的其實都一樣。我越往下寫，就越感到我不能將故事就這麼撂下，我必須堅持寫下去，直至達到我的主要目標，我當然會冒險將我的作品發表——其實也無所謂風險，因為我的手稿一旦寄出，我將隱沒，這世界足夠博大，完全能讓一個蓄鬍子的安安靜靜的人安身立命。
我並不是自發地決定將我的作品寄給那目光敏銳的小說家的，我想我已提到過這位小說家，甚至通過我的故事親自和他進行了對話。
我也許錯了，我早就不讀我寫的手稿了——沒有時間做那個，再說那使我感到噁心。
我最初起意將稿子直接寄給一位編輯——不管他是德國、法國或美國編輯——但作品是用俄文寫的，並不是一切都能翻譯的——嗯，坦率地說，對於我的文學色彩，我是非常在意的，我堅定地認為哪怕一小點兒細微的含意或思想丟失，都會無望地損害整個作品。我也想到寄往蘇聯，但我缺乏必要的地址，也不知道怎麼寄到那兒，他們是否會讀我的手稿，因為我用的是舊制度時的拼寫，重寫完全超出我的能力。我說了「重寫」嗎？得，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忍受再寫它。
我在下了決心將手稿寄給一個肯定喜歡我的作品、並會竭力將它出版的人之後，我便非常肯定我選擇的這個人（你，我的第一讀者）一定是位移民小說家，他的作品是不可能在蘇聯出現的。也許這本書會是一個例外，因為真正寫它的不是你。哦，我多麼希望雖然有你的移民簽字（那潦草的偽裝誰也騙不了），我的書還是能在蘇聯找到市場！由於我根本不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我肯定在書中無意地表述了一些完全合乎當前辯證法的觀念。有時候在我看來我的基本的主題，兩個人之間的相像性，有一種深刻的隱喻性的含意。我也許欣賞（下意識地！）這一身體上的相像性，把它作為未來無階級社會中將人們團結在一起的理想的相像性的象徵；儘管我仍然對社會現實視而不見，但通過一個孤立的例子，我完成了一定的社會功能。還有其他的東西；當我實際運用這種相像性時，我沒能完全成功，這可以用純粹的社會經濟原因來解釋，也就是說，菲利克斯和我屬於不同的嚴格規範的階級，誰也無法單槍匹馬地達到融合，尤其在今天，階級的衝突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妥協已經根本不可能了。是的，我母親出身低下，我祖父在年輕的時候放過鵝，這就解釋了像我有這樣烙印和習俗的人為什麼那樣強烈地傾向真正的意識，雖然它仍然沒有完全地表述出來。在幻想中，我看見一個新的世界，在新世界裡，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就像赫爾曼和菲利克斯兩人相像一樣；一個赫利克斯們和菲爾曼們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一個工人倒在機器腳下死了，另一個與他相像的人，帶著安詳的完全社會主義的微笑，取代他。因此，我認為，今天的蘇維埃青年應該從我的書中獲得巨大的好處，我的書是在一位頗有經驗的馬克思主義者監督下寫的，這位馬克思主義者在書中將幫助他們理解此書所包含的基本的社會含意。啊，讓別的國家將這翻譯成它們的語言吧，這樣，美國讀者將有可能滿足他們對血淋淋的榮耀的期盼；法國讀者將有可能在我對流浪漢的喜好中發現雞姦的幻影；而德國讀者將有可能欣賞一個半斯拉夫人靈魂的輕佻的一面。讀吧，讀吧，讀得越多越好，女士們，先生們！我歡迎我所有的讀者。
這不是一本容易寫的書。特別我現在到了描寫決定性行動的部分，如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我的任務的挑戰性便完全呈現在我面前了；你可以看得出來，我在這兒繞來繞去，喋喋不休，本來應該屬於本書前言的東西，我卻錯放在讀者看來是最重要的一章中。但我已經解釋了，不管我的手法多麼巧妙，多麼謹慎，但在寫作的不是我的理智，而只是我的記憶，我的誤入歧途的記憶。你看得出來，那時，也就是說，當寫小說之手一停下來，我的手也停下來了；當它們在戲嬉，我也在戲嬉；當我沉浸在同樣複雜的跟我的商務毫無干係的說理之中時，那約定的時間慢慢快到了。我早晨就出發了，雖然我與菲利克斯約定的時間是下午五點鐘，但我無法待在家中，我一直在納悶我怎麼來打發那段漫長而沉悶的空白時間。我舒適地，甚至睡意矇矓地坐在駕駛盤前，用一根手指駕駛著穿過柏林安靜的、冷冽的、微風吹拂的街道；就這麼走啊走啊，直到我發現我已經出了柏林。天色僅成兩種顏色：黑色（那種光禿的樹的黑色，柏油路面的黑色）和微白色（天空的白色，雪堆的白色）。我的充滿睡意的車往前開著。有時候，在我眼前出現一包偌大的醜陋的破爛的衣服吊在卡車的後面，那種卡車裝滿了長長的戳在外面的貨物，這包也只能掛在車往外延伸的屁股上了；不久便消失了，想來是拐彎了。我還是沒有將車開得快一點。一輛計程車正在我面前從一條小街沖將出來，噝的一聲緊急剎車，由於路面滑溜，車身怪怪地打了個轉。我仍安詳地駛過去，就好像往河流的下游飛滑下去一樣。在遠一些的地方，一個在深深哀悼的女人斜著穿過馬路，背對著我；我既不鳴喇叭，也不改變我靜靜的平穩的速度，而只是從離她面紗幾英寸的地方滑將過去；她甚至都沒有注意到我——一個悄沒聲兒的鬼。任什麼車都超過我；有好一陣，一輛爬行著的有軌電車與我並駕而駛；從眼角望出去，我可以看見乘客，傻乎乎地面對面地坐著。有一兩次我走上了糟透了的卵石街面；雞群出現了；短短的翅膀張開來，長脖子伸著，不是這隻雞就是那隻雞飛奔著穿過馬路。過了一會兒，我發現自己在一條無窮無盡的公路上開車，駛過滿是莊稼茬兒的田野，到處覆蓋著白雪；在一個闃無一人的地方，我的車似乎快要睡著了，彷彿從藍色變成了鴿灰色——漸漸慢了下來，最後停了，我把腦袋伏在方向盤上，想著那些無從琢磨的思想。我可能在想什麼呢？思想是一片空白；好像一切都糾纏在一起，我快要睡著了，在半昏沉的狀態下，我不斷地跟自己討論些廢話，不斷地想起我在車站月台上跟一個人談過的關於人在夢中是否能見到太陽的問題，一時好像感到周圍的人越來越多，都在說話，而後又都沉默了，互相交辦模模糊糊的任務，然後就悄然散開了。過了一會兒，我又往下開去，中午駛過一座村莊，我決定停下來，因為即使以這樣睡意矇矓的速度開，我在一小時左右也能到達科尼格斯道夫，那也太早了。所以，我就在一家陰暗的啤酒屋消磨時光，我獨自坐在像是一間後屋的房間里，面前是一張偌大的桌子，牆上掛著一幅舊照片——一群穿著長大衣的人，唇髭兩端往上翹，在前排有人蹲著一隻腿，臉上一副無憂無慮的表情，在兩端有兩人像海豹那樣伸張開來，這使我想起同樣的一群俄羅斯學生。我在那兒喝了好多檸檬水，然後重又以那種睡意矇矓的樣子上路，事實上，以非常不合適的迷迷糊糊的樣子上路。後來，我記得在一座橋上停了下來：一個穿著藍色毛線褲、背著一個背包的老女人正在修她的自行車的什麼毛病。我沒有走出車外，給了她一些建議，這些建議她不想要，也毫無用處；接著，我沉默下來，用拳頭撐著腮幫，瞪了她好久：她在那兒胡亂地鼓搗著，鼓搗著，最後，我的眼皮抽動起來，啊，那女人不在了：她早就搖搖晃晃地走了。我重又走我的路，在路途上，我在腦袋裡不斷用一個陌生的數字乘上另一個數字，顯得笨拙得很。我不知道它們意味著什麼，是從哪兒浮現出來的，但既然它們來了，我覺得應該讓它們上鉤，然而它們卻相互格鬥起來，消失了。倏然間，我發現我在用瘋狂的速度開車；車在路上飛奔，就像魔術師一樣吞吃著一碼一碼的綢帶；我瞧了一下速度計指針：它在五十公里上顫抖；車窗外景色緩慢地一個接一個地往後駛去：松樹，松樹，松樹。我記得遇見兩個臉色蒼白的小學生，他們用帶子捆綁著書；我跟他們說話。他們的臉都像鳥兒似的，醜陋得很，讓我覺得像烏鴉。他們似乎有點兒怕我，當我開走了之後，他們還不斷瞧著我，黑嘴張開著，他們一個高一點兒，另一個矮一點兒。我突然驚奇地發現我竟然抵達了科尼格斯道夫，瞧一下表，快五點鐘了。駛過車站那棟紅樓時，我想也許菲利克斯遲了，還沒來到我看見的在那花花綠綠的巧克力攤後面的這些階梯，也沒有辦法從那蹲坐著的磚樓的外表來判斷他是否經過了那兒。不管怎麼樣，他被指示到科尼格斯道夫乘坐的火車是兩點五十五分抵達，所以，如果菲利克斯沒有錯過火車的話——
哦，我的讀者！他被指示在科尼格斯道夫下車，沿公路往北走，到十公里處，那兒有一根黃色的桿兒作標誌；眼下，我正在公路上飛駛：難以忘懷的時刻！周圍沒一個人。冬天，公共汽車每天只去兩次——上午和中午；在這整個十公里的路上，我只見到一輛由一匹栗色馬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