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奇鳥行狀錄》第三部寫到諾門罕和滿洲，結果引來了《馬可·波羅》雜誌，問我能否實際跑一趟。那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一口答應下來。那裡基本屬於邊境，旅行期間住在人民解放軍和蒙古軍隊的宿舍，非我個人輕易去得成的地方。同行者為松村映三君。本書封面的照片 ，是我請他用我帶去的「現場監督」的那個簡易相機拍攝的。臼形炮彈的殘片仍好好保留著。不過清一色的羊肉飯食可真是害得我好苦。
早在上小學的時候就在歷史書中看過諾門罕戰役的照片。至今仍清楚記得照片上異常笨重的舊坦克和同樣笨重的舊飛機。還附有簡短說明：1939年夏，駐紮在滿洲的日軍同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外蒙古）聯軍圍繞「滿洲國」國境線展開激戰，日軍遭受重創，敗退下來。較之關於兩年後爆發的太平洋戰爭那神乎其神的記述，簡短得近乎「小小花絮」。然而不知何故，自那以來，這場諾門罕戰役（因為沒有正式宣戰，很長時間裡一直以「諾門罕事件」這一曖昧字眼稱之，但事實上那是一場慘烈至極的貨真價實的戰役。蒙古方面稱為「哈拉哈河戰役」）的場景就鮮明印在了我的腦際。
其後我也從不放過寫諾門罕戰役的書，大凡見到的都看了。遺憾的是，其數量絕不為多。不料，大約四年前因故旅居美國，當我在我所屬的大學圖書室信步走動之間，發現書架上有數量相當不少的關於諾門罕戰役的日文舊書。固然算不得「命中注定的邂逅」，不過人這東西總是在奇妙的地方碰上奇妙的東西。反正，我把那些書借了出來，有時間就看。結果，我察覺自己至今仍像小時候那樣為那場在蒙古無名草原上展開的血肉橫飛的短期戰役所強烈吸引。什麼原因卻不曉得。反正情形就是這樣。
寫下巨著《諾門罕》——就連細部都寫得令人震驚——的美國戰史專家阿爾賓·D·庫克斯也在前言中寫了相同的情形：年輕時某一天在美國報紙上看到了關於諾門罕戰役的簡短報道，自那以來「不知何故」為那場戰役迷住了。那種心情，「不知何故」，我也十分理解。
不過，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圖書室里一冊又一冊閱讀有關諾門罕戰役的書籍過程中，隨著那場戰役的實況在腦海中較為鮮明地浮現出來，我開始把握了——儘管是朦朧地——自己為那場戰役所強烈吸引的含義。那大概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那場戰役的始末「實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
當然，太平洋戰爭的始末在大的意義上無論如何都是日本式的、日本人式的，但若作為一個樣品取出來分析，其規模委實過於龐大。那已經作為一個定型的歷史浩劫，恰如一座紀念碑聳立在我們頭上。但諾門罕不然。在時間上那是一場不到四個月的局部戰役，以現今的說法，乃是「限定戰爭」。儘管如此，那仍是日本人拖著一條非現代尾巴的戰爭觀即世界觀被蘇聯（或非亞洲）那種重新改組過的戰爭觀即世界觀徹底擊潰、被其蹂躪得體無完膚的最初體驗。然而遺憾的是，軍部首腦幾乎沒有從中吸取任何教訓。理所當然，如出一轍的模式又以壓倒性的規模在南方戰線重複了一次。在諾門罕丟掉性命的日軍將士不足兩萬，而在太平洋戰爭中竟有超過二百萬之多的戰鬥人員戰死。最為重要的是，無論在諾門罕還是在新幾內亞，多數士兵的死法幾乎同樣沒有意義。他們在日本這個封閉組織中被作為無名消耗品以極差的效率殺害了。對這種「極差的效率」或非合理性，我們或許可以稱為亞洲性。
戰爭結束之後，日本人開始憎惡戰爭、愛好和平（說得更準確些，應是和平這一狀況）。對於把日本這個國家最後導向毀滅的極差的效率，我們力圖將其作為前現代性的東西予以摧毀。我們不是追究其作為自身內在的非效率性的責任，而是將其作為由外部強制施加之物來對付，像做外科手術那樣單純地、物理性地予以排除。其結果，我們的確住在了基於現代公民社會理念的效率良好的世界，而效率的良好又給社會帶來了壓倒一切的繁榮。
儘管如此，我無論如何也無法從我們至今仍在許多社會層面上作為無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殺這一疑問中徹底掙脫出來。我們相信自己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在日本這個和平的「民主國家」中得到了保證。但果真如此嗎？剝去一層表皮，其中一脈相承地呼吸和跳動著的難道不仍是和過去相同的那個封閉的國家組織或其理念嗎？我在閱讀許多關於諾門罕戰役的書的過程中，持續感覺到的或許就是這種恐懼——五十五年前那場小戰爭距我們不是並沒有多遠嗎？我們懷抱著的某種令人窒息的封閉性總有一天會以不可遏止的強大勢頭將其過剩的壓力朝某處噴發出去，不是嗎？
如此這般，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寂靜的圖書館和由長春駛往哈爾濱嘈雜的列車這兩個相距遙遠的場所，我作為一個日本人持續感受著大體同一種類的不快。那麼，我們將去哪裡呢？
這次我和照片上的松村君用了兩個星期，先後分別從中國內蒙古自治區一側和蒙古國一側看了諾門罕戰場。本來，只要從諾門罕村往前一步跨過國境線即可進入蒙古國（以下簡稱蒙古）的哈拉哈河，但遺憾的是時下兩國的想法錯綜複雜，無法如願以償，只好遠遠返回北京，從北京乘機飛到烏蘭巴托，再特意開吉普去中國國境，整整繞了個大彎子。在這個意義上，這一帶在政治上相當「麻煩」。中國和蒙古的關係近年來是改善了不少，但國境一帶的民族問題仍暗藏著沉重而靜寂的火種。
說實話，去中國完全是第一次，但從成田直飛大連僅用了四個小時。想到花十多個小時往返美國東部，這回就像國內旅行，很有些意猶未盡。「哦，已經到了？」——雖說時間這麼短暫，但感覺上的距離十分了得。從大連開始被塞進擠得連廁所都去不成的、堪稱中國式混亂極致的滿員「硬座」車（原本計畫乘飛機去長春，但航班被無甚理由地取消了，突然改乘火車），搖晃了一夜十二小時，累得一塌糊塗。到達長春站時，覺得腦漿組織也好像隨同周圍洶湧澎湃的情景而大面積重組一遍。
初次目睹中國這個國家，最先大吃一驚的是人多。當然日本也人多，但因為國土本身狹小，未嘗不可以說是理所當然。而中國情況不同，國土大得不得了（儘管大），人也多得足以把國土整個填滿。去哪裡都滿滿是人，沒有人的場景壓根兒不存在。這麼說也許會招致誤解——我在日本從書上看到「南京大屠殺」和「萬人坑」等戰爭期間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大量屠殺事件時，對於事情的過程，我的腦袋可以大體把握，但在數字規模這點上總有不能領會之處。就算再集中殺人，可作為現實問題，果真能殺那麼多人嗎？對此在實感上難以置信。日本的很多讀者恐怕也懷有和我同樣的感想吧？
但實際來到中國，在公園一角或車站候車室有意無意地觀看周圍人來人往的情景，忽然心想：那真可能實有其事。總之人就多到那個程度。人不知從何處一撥又一撥趕來。也不單單城市，去鄉下也一樣。交通工具——無論何種乘用物——全都宿命地、致命地擁擠，街上行人不分場合地扔煙頭、吐口水、大吼大叫、胡亂買東西或硬賣東西。長時間面對如此光景，難免產生類似恐怖的感覺，覺得數量陡然差了一位數。甚至覺得，使得日本兵的感覺發生根本性錯亂的，說不定也是這種壓倒性的物理數量的差異。
在大連街頭，梅賽德斯·賓士左一輛右一輛撲入眼帘，而且不是190那種溫和車型，而是500、600那類大傢伙。究竟什麼人乘這樣的東西呢？我一時捉摸不出。除此之外，奧迪和豐田皇冠也呼呼跑個不停。但不管怎樣，路況差得接近極限，車自行其是地行駛，人自行其是地行走。我花了好些時間才跟上其步調，或者不如說直到最後也沒跟上。這以前我在羅馬、伊斯坦布爾、紐約等交通相當混亂的地方也自由自在地驅車行進來著，但對於中國城市交通異乎尋常的極度混亂還是瞠目結舌，根本不想在這樣的地方開什麼車。
「為什麼街上幾乎沒有信號呢？」我問中國人。「不頂用的，有信號也沒人遵守。」對方每每這樣回答，「當然嘍，大家好好遵守信號，堵塞也能減少一些……」全都像說別人似的，誰都不肯從自己做起。四周黑下來車燈也不開（對此有兩種說法，一是視力好，二是節省電費）。有人橫穿馬路，車也不減速，只是警告性按喇叭了事。由於太可怕了，天黑以後我一步不出賓館。而在太陽出來的時候，我目睹了街上到處發生的梅賽德斯·賓士和自行車相撞事故以及把群眾卷進去的大規模爭吵。
世界上所有的汽車公司好像都把中國作為惟一剩下的大型市場而虎視眈眈，問題是倘若行駛在中國大地的汽車數量進一步增多，那麼出現的恐怕是異乎尋常的噩夢（有關中國的東西似乎都有異乎尋常的傾向），因為即使是現在這樣，也足以稱之為「通常意義上的」噩夢了。然而看樣子人們並沒有作為噩夢來對待。由此看來，如此發展下去，勢必有一天中國全境——從越南國境到萬里長城——被交通堵塞、空氣污染、煙頭、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