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境·近境》與《奇鳥行狀錄》之間
林少華
村上春樹是一位喜歡旅行的作家。用他本人的話說，雖然在日本擁有自己的住所，但不知何故，偏偏無法安居樂業，而寧願「滿世界跑來跑去」。從1986年（37歲）開始，在歐洲住了三年，在美國住了不止四年。這期間創作了《挪威的森林》、《舞！舞！舞！》、《國境以南太陽以西》和《奇鳥行狀錄》等長篇小說，寫了《遠方的鼓聲》、《雨天炎天》、《終究悲哀的外國語》等遊記和隨筆。
不過準確說來，村上也並非「滿世界跑來跑去」，或者說「滿世界」似乎並不包括亞洲。事實上，村上作為亞洲人，亞洲國家他只到過中國和外蒙，而且只有短短兩個星期。時間是1994年6月，路線是大連—長春—哈爾濱—海拉爾—內蒙新巴爾虎左旗的諾門罕（一譯諾門坎）村，之後繞回北京，路線變為北京—烏蘭巴托—喬巴山—哈拉哈河西岸的諾門罕戰役遺址。關於此次中國之行、中蒙邊界之行的記述，後來收錄在1998年結集的《邊境·近境》之中。
說起來，《挪威的森林》最初的中譯本是1990年4月出版的，到村上來華的1994年6月已逾四年。但那時《挪威的森林》尚未達到暢銷程度，村上在中國自然不怎麼出名，因此十幾年前他的那次中國之行並未引起國人的注意，基本上是作為普普通通的外國旅行者出現的，沒有受到任何特殊的接待和歡迎。所以，不妨首先看一下彼時中國在彼時村上眼中是什麼樣子。
關於火車，村上以其不無辛辣的幽默筆觸這樣寫道：「從大連開始被塞進擠得連廁所都去不成的、堪稱中國式混亂極致的滿員『硬座』車（原本計畫乘飛機去長春，但航班被無甚理由地取消了，突然改乘火車），搖晃了一夜十二小時，累得一塌糊塗。到達長春站時，覺得腦漿組織也好像隨同周圍洶湧澎湃的情景而大面積重組一遍。」「中國人滿不在乎地從窗口往外扔所有東西，若開窗坐在窗邊，有時會遭遇意料不到的災難。啤酒瓶啦橘子皮啦痰啦鼻涕啦，各種各樣物件從窗外嗖嗖飛過，弄不好很可能受傷，下場更凄慘亦未可知。」關於賓館：「我轉了不少中國城市，深深覺得中國建築師有一種能使得剛剛建成的大樓看上去渾如廢墟的特異才能。例如每次進入面向外國人的高層賓館——當然不是說全部——我們都會在那裡目睹為數眾多的廢墟。電梯里貼的裝飾板張著嘴搖搖欲墜，房間天花板邊角部位開有含義不明的空洞，浴室的閥柄有一半兩相分離，檯燈的脖頸斷裂下垂，洗面台活塞不知去向，牆壁有彷彿心理測試圖的漏雨污痕。」關於醫療服務：「在哈爾濱，始料未及地跑起了醫院——坐『硬座』的時候，因對面坐的年輕男子開了車窗再不關上，致使異物進入眼睛（不過此君人倒非常友好，我下車時忘了帶座席上的隨身聽電池，他特意跑來遞給我）。」為此村上在哈爾濱去了兩次醫院，兩次都不用等待，連洗眼帶拿葯才付費三元（四十日元）。於是村上感慨：「根據我的經驗，就眼科治療而言，中國的醫療狀況甚是可歌可泣。便宜，快捷，技術好（至少不差勁兒）。」
不過，村上的中國之行顯然不是為了寫上面這樣的中國印象記。他幾乎沒去任何景點，在大連沒去老虎灘，在長春沒看偽皇宮，在哈爾濱沒游太陽島，而僅僅是路過。較之遊客或旅行者，他更是採訪者。他的目的地是中蒙邊境一個普通地圖上連名字都沒有標出的小地方：諾門罕。說實話，當年為翻譯這個地名，我查遍了手頭所有中外地圖都沒查出。那麼，村上要去那麼偏僻的地方做什麼呢？
這涉及一場戰役：諾門罕戰役。
這場戰役，日本人習稱「諾門罕事件」，外蒙稱為「哈拉哈河戰役」。事件是1939年春夏之交由日軍在靠近諾門罕的「滿」蒙邊境挑起的。關東軍投入近六萬兵力，結果在以蘇軍機械化部隊為主力的蘇蒙聯軍排山倒海的反擊下一敗塗地，死傷和失蹤近兩萬之眾，第23師團全軍覆滅。此後關東軍不得不收斂進攻蘇聯的野心。早在上小學的時候，村上就在一本歷史書中看過諾門罕戰役的照片。不知為什麼，自那以來，那一戰役的場景始終縈繞在他的腦際，後來受聘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駐校作家期間，他在學校圖書館裡意外見到了不少關於諾門罕戰役的英日文圖書。翻閱之間，他終於明白了自己一直為那場戰役所強烈吸引的原因：「那大概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那場戰役的始末『實在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了。」何為日本式、日本人式呢？在村上看來，就是幾乎沒有人對無數士兵在「日本這個封閉組織中被作為無名消耗品」謀殺掉負責任，甚至吸取教訓都無從談起。即使戰後的今天，「我無論如何也無法從我們至今仍在許多社會層面上作為無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殺這一疑問中徹底掙脫出來。我們相信自己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在日本這個和平的『民主國家』中得到了保證。但果真如此嗎？剝去一層表皮，其中一脈相承地呼吸和跳動著的難道不仍是和過去相同的那個封閉的國家組織或其理念嗎？我在閱讀許多關於諾門罕戰役的書的過程中，持續感覺到的或許就是這種恐懼——五十五年前那場小戰爭距我們不是並沒有多遠嗎？我們懷抱著的某種令人窒息的封閉性總有一天會以不可遏止的強大勢頭將其過剩的壓力朝某處噴發出去，不是嗎？」與此同時，村上意識到那場「奇妙而殘酷」的戰役正是自己尋求的題材，決心將那場戰役作為長篇小說《奇鳥行狀錄》的一個縱向主軸。「我一邊看書，一邊把自己帶往1939年的蒙古草原。我聽到了炮聲，肌膚感受到了掠過沙漠的風。」他在《奇鳥行狀錄》第一部中以64頁篇幅（原文）寫了同諾門罕戰役相關的情節。寫完第二部後，《馬可·波羅》雜誌問他能否實際跑一趟，「那是我早就想去的地方，一口答應下來」。
很明顯，村上中國之行或中蒙之行的目的，就在於親眼看一看作為《奇鳥行狀錄》題材之一的諾門罕戰場。
關於《奇鳥行狀錄》，這部分為上中下三部、譯成中文有五十萬字的超長篇小說，對於村上春樹可以說是劃時代的標誌性作品，哈佛大學教授傑·魯賓（JAY RUBIN）稱之為「也許是他創作生涯中最偉大的作品」。這部作品無疑是他創作道路的轉折點。如村上自己所說，他諸多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是主人公總在尋找什麼，而《奇鳥行狀錄》同以前作品的不同之處，在於「主人公積極主動地期盼尋找並為此進行戰鬥」。《奇鳥行狀錄》通篇貫穿著這種積極性或戰鬥性，而其戰鬥性的指向就是尋找和發掘被日本官方掩蓋了的另一種歷史，即充滿邪惡和暴力的歷史。而要尋找邪惡和暴力的源頭，勢必追溯日本對中國大陸的侵略及其犯下的種種暴行。《奇鳥行狀錄》從尋找岡田亨夫婦丟失的一隻龐物貓開始，很快將讀者帶往蒙古草原和血肉橫飛的諾門罕戰場。並通過濱野軍曹之口點出了南京大屠殺：「在南京一帶乾的壞事可不得了。我們部隊也幹了。把幾十人推下井去，再從上邊扔幾顆手榴彈。還有的勾當都說不出口。」如果說，《奇鳥行狀錄》的主題是探索和求證當今日本暴力的傳承和淵源，那麼那場「太日本式、太日本人式」而又被蓄意掩飾的諾門罕戰役無疑是一個典型教案。可以說，村上的筆觸在這裡已觸及日本歷史最黑暗、最隱秘的部位和當今日本癥結的源頭所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實際來中蒙邊境的諾門罕之前，村上已經寫完了涉及諾門罕戰役的《奇鳥行狀錄》的第一、第二部，第三部則是在結束中蒙之行後寫的，而恰恰是第三部，成為村上真正的轉折點。如果說第一部和第二部仍處於尋找和期待階段，第三部則真正開始了戰鬥：用棒球棍將作為邪惡與暴力化身的眾議院議員綿谷升打塌頭蓋骨，主人公的妻子即綿谷升的妹妹也下決心去醫院病房拔掉維持綿谷升生命裝置的插頭——「我必須殺死我的哥哥綿谷升！」傑·魯賓在他的專著《傾聽村上春樹》（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中指出：「只有第三部可以說受益於他對這個自學生時期起就一直揮之不去的戰場的實地勘察。」
熟悉二戰史的人都知道12月7日是美國的「珍珠港日」，1991年12月7日是美國太平洋戰爭五十周年紀念日。當時村上正在美國，即使普林斯頓那樣的大學城也瀰漫著反日情緒，幾乎成了「反日日」。那天一整天村上沒有出門——「那裡的氣氛很難讓日本人出門，很難讓自己分辨說自己是戰後出生的，同第二次世界大戰毫無關係。在那裡我確實感受到我們必須多多少少持續承擔作為日本人的歷史責任……換言之，當時我不容分說地被挾裹在五十年前發生的歷史事件及其亡靈般的復活氣氛之中。此後不久我便越過了界線，被拖進往來於1939年的滿蒙邊境和現今的東京之間那個不合邏輯的物語之中。」
這樣，1994年6月，村上終於來到了中蒙邊境，來到了諾門罕，實際站在了哈拉哈河畔1939年展開諾門罕戰役的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