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imple Art Of Murder）
董樂山/譯
任何形式的小說都是想寫成現實主義的。從現在的眼光來看，老式的小說裝腔作勢，矯揉造作，幾乎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但當初讀到它們的人，並不覺得那樣。象菲爾丁和斯莫萊特那樣的作家，從現代意義上所以能顯得是現實主義的，乃是因為他們筆下的人物大部分是一些肆無忌憚的角色，其中有不少人能夠搶在警察頭裡兩步，但是簡·奧斯汀所描繪的以鄉紳生活為背景的極其拘謹的人物，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也似乎是夠現實的。社會上和感情上的這種虛偽風氣，今天仍大量存在。只要再放手加上一些附庸風雅的成分，你就可以大致領略你所訂閱的報上書評欄的調子和俱樂部里讀書小組的一本正經、愚昧自滿的氣氛了。暢銷書就是他們這種人造成的。所謂暢銷書，其實是靠做宣傳推廣工作，其基礎是一種間接的附庸風雅心理，有批評界的老手打上的印記做保鏣，某些極有勢力的幕後集團的精心愛護，不斷澆水。這些集團的本行是推銷書籍，但是卻希望給你的印象是他們在提倡文化。你只要書款稍許遲付了一些，就可以明白他們的旨趣是何等清高了。
為了種種原因，偵探小說很少能夠做宣傳推廣工作。它寫的往往是謀殺案，因此缺少精神高尚的因素。謀殺是個人意志受挫的表現，因此也是整個人類意志受挫的表現，可能含有大量的社會學意義，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但是謀殺的事早已習以為常，已不是什麼新聞了。如果疑案小說多少有些現實主義以（實際上很少這樣），那麼就一定是用一種冷眼分明的態度寫的；否則除了精神變態者以外，誰也不會想去寫它或讀它。謀殺小說那種不管其他閑事，只管解決自己難題，解答自己疑問的作風也是令人沮喪的。剩下來就沒有什麼可討論的了，除了它寫得夠不夠精采可以算得上好小說，不過為數五十萬的讀者反正是不懂這個的。鑒別寫作的質量，甚至對以此為業的人來說，要對預約銷售量不加太多的注意而做到這一點，也是夠難的。
偵探小說（也許我還是這麼叫它為好，因為這一行仍以英國寫法為主）必須靠慢慢的滲透才能擴大它的讀者。這種情況的存在，而且以後也這麼頑固地存在，乃是事實。原因何在，值得有心人研究，我則沒有這樣的耐心。我的論點之中也絲毫並不認為，偵探小說是一種重要的有意義的藝術形式。世上沒有重要的有意義的藝術形式，有的只是藝術，而且也少得可憐。各國人口的增長絲毫沒有帶來藝術的增長，所增長的只是可以用來生產和包裝藝術代用品的熟練手腕。
儘管如此，即使是最老式的偵探小說，也很難寫得好。這門藝術的好作品比好的嚴肅小說更是少見得多。第二流的作品比大多數周轉率高的小說壽命要長，很多根本不應該問世的作品就是不肯去世。它們象公園裡的塑像同樣而久，而且同樣乏味。
對於所謂有識別力的人來說，這是很討厭的。他們很不喜歡這樣的情況：不久前還是深刻重要的作品，如今放在他們圖書館裡標出「去年暢銷書」的專門書架上，除了偶然有個近視的顧客彎下身子看了一眼就匆匆走開以外，沒有人會走近它們。而老太太們則在疑案小說書架前你推我擠，抓一本書名叫《三重謀殺害》或《平契波特探長探險記》之類的同一年份的產品。他們也很不喜歡這樣的情況：在再版書架上「真正重要的作品」積上了塵土，而《死亡繫上了吊褲帶》卻印行了五萬冊，甚至十萬冊，擺在全國的報攤上，顯然不是為了向大家告別。
老實說，我本人對這種情況也不是很滿意的。我在不假裝正經的時候也寫寫偵探小說。但是由於這種長壽不老，使得競爭實在有點太厲害。要是每年高等物理學有三百篇論文發表，另外還有好幾千篇各種形式的論文也已準備就緒，放在那裡，有人閱讀，那麼即使愛因斯坦也是沒有多大用武之地的。
海明威不知在什麼地方說過，優秀的作家只同死者競爭。優秀的偵探小說作家（這種人畢竟有幾個）則不僅要同所有沒有埋葬的死者，還要同所有大批大批的活著的人競爭。而且是在幾乎平等的條件下進行競爭，因為這種寫作的特點之一是，吸引讀者閱讀這種作品的因素，永遠不會過時。那個主人公的領帶可能有些老式了，那個探長老頭兒可能是坐單駕馬車來的，不是坐警笛嘶鳴的流線型汽車，但是他到了現場以後所做的事仍是象過去那樣核對時間，尋找燒焦的紙片，研究是誰踩了書房窗戶下開得好好的草莓花圃。
但是，我對這件事的關心還有一個不那麼自私的動機。我覺得，要在這樣龐大的規模上生產偵探小說，而它們的作者眼前能得到的報酬卻如此微薄，他們對批評界的讚譽的需要又幾乎是零，這項工作如果需要什麼才能的話，那是無法辦到的。在這個意義上，批評家的瞠口吃驚和出版商的推銷次貨是完全合乎邏輯的。中等水平的偵探小說大概不比中等水平的小說壞，但是你是從來也看不到中等水平的小說的。因為它得不到出版。但是中等水平的——或者略為高出一些的——偵探小說卻可以得到出版。不僅得到出版，而已成批地賣給外借的圖書館，有人閱讀。甚至有少數熱心家，他們按兩元錢的正式零售價格購買，因為書是新書，封面上還有一具死屍的圖片。
奇怪的是，這種中等水平的、十分平庸而又枯燥無味的小說，完全是不現實和機械的作品，同那些有這門藝術傑作之稱的作品，並沒有太多的不同。它只是拖得更慢一些，對話更加平淡一些，人物的刻畫更加呆板一些，噱弄讀者的手法更加明顯一些面已；但貨色則是一樣。而好小說和壞小說卻一點也不是同樣的貨色。它寫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好偵探小說和壞偵探小說寫的卻完全是同樣的事情，而且寫法也很相象（這有它的原因，而原因又有原因；要找原因，總是有的）。
我認為，傳統的即典型的即單純推理的即邏輯推理的偵探小說，其主要的困難是，它要達到十全十美，必須具備各種各樣的條件，而這些條件不是在一個人的身上所能同時找到的。那個頭腦冷靜、善於布局的人，不一定也能寫出生動的角色，尖銳的對白，掌握步步加緊的節奏，恰到好處地利用所觀察到的細節。那個不苟言笑、擅長邏輯的人，製造出來的氣氛就超不過一塊繪畫板。那個注重科學的私家偵探儘管有個非常新式漂亮的實驗室，但是抱歉的是我記不起臉孔來了。能夠為你寫一篇生動如畫、豐富多來的散文的那個傢伙，卻不屑化功夫去逐個推理無懈可擊的作案時不在現場的證明，因為這項工作實在吃力。
冷門知識的大師從心理學上來說是生活在有環撐的裙子的時代（指十八、九世紀。）。如果你對陶器工藝和埃及針織藝術的基本知識什麼都知道，那麼你對警察就一點也不了解。如果你知道白金不到華氏二千八百度左右不會自行熔解，那麼你就不會知道二十世紀的人如何作愛。如果你對戰前法國濱海勝地的悠閑生活有足夠的了解，而把你的故事放在那個地點，那麼你就不知道兩小粒可以一起吞下的安眠藥不僅殺不死一個人——甚至不能使他入睡，只要他不想睡的話。
每個偵探小說作家都犯錯誤。沒有一個對錯誤有自知之明。柯南·道爾所犯的錯誤使他的有的故事根本不能成立，但是他是個拓荒者，歇洛克·福爾摩斯基本上畢竟是一種態度和幾十行令人難忘的對白。真正叫我泄氣的是霍華德·海克拉夫特先生（在他的《供解悶的謀殺案》一書中）稱為偵探小說黃金時代的女士們和先生們。這個時代並不遠。按海克拉夫特先生的劃分，它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開始，一直到1930年左右。實際上這個時代至今仍舊存在。所有已出版的偵探小說中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仍信奉這一時代的巨人所創造、所改進、所完善的，並且作為邏輯推理的問題兜售給世人的公式。
這話說得有些嚴厲，但不要吃驚。這只是說說而已。我們不妨采餚一看這門文學的一部得意之作，一部掌握了噱弄讀者而沒有欺騙讀者的藝術的公認傑作。這部作品叫《紅房子疑案》，是A·A·米爾內寫的，亞力山大·伍爾科特（真是個愛誇大其詞的人）譽為「三部空前絕後的最佳疑案小說之一」。這樣的讚詞不是輕易說的。這本書出版於1922年，不過確是沒有什麼時間性，完全可以拿來在1939年7月出版，或者稍加修改，拿來在上星期出版。它一共再版了十三次，用原來的紙型印行了大約十六年。不論什麼書都很少有這樣的情況。這本書讀起來很輕鬆，文筆風趣有點象《笨拙》雜誌，行文流暢，造成一種錯覺，其實並不象表面看來那樣自如。
它講的是馬克·阿勃萊特在他的朋友面前冒充他的弟弟羅伯特的故事。馬克是紅房子的主人，這是一座典型的英國鄉間宅邸，花草遍地，大門口還有一所看門人的小屋。他的秘書鼓勵、慫恿他冒充自己的弟弟，因為如果他冒充成功，他的秘書就要下手殺害他。紅房子一帶的人誰也沒有見過羅伯特，他去澳大利亞已有十五年，他們只知他有不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