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現文因緣》出版之前
如果你現在走到台北市南京東路和松江路的交岔口，舉目一望，那一片車水馬龍、高樓雲集鬧市中的景象，你很難想像得到，二十多年前，松江路從六福客棧以下，一直到圓山，竟是延綿不斷一大片綠波滾滾的稻田，那恐怕是當時台北市區最遼闊的一塊野生地了。那一帶的地形我極熟悉，因為六十年代我家的舊址就在六福客棧，當時是松江路一三三號。父母親住在松江路一二七號——現在好像變成了「豐田汽車」，家裡太擁擠，我上大學時便遷到一三三號，那是松江路右側最後一棟宿舍，是間拼拼湊湊搭起來的木造屋，頗有點違章建築的風貌。松江路顧名思義，是台北市東北角的邊陲地帶，相當於中國地圖上的北大荒，我便住在台北北大荒的頂端。一三三號里有一條狼狗、一隻火雞、一棵夾竹桃，還有我一個人，在那棟木造屋裡起勁的辦《現代文學》，為那本雜誌趕寫小說。屋後那一頃廣袤的稻田，充當了我的後園，是我經常去散步的所在；碧油油的稻海里，點綴著成千上百的白鷺鷥，倏地一行白鷺上青天，統統沖了起來，滿天白羽紛飛，煞是好看——能想像得出台北也曾擁有過這麼多美麗的白鳥嗎?現在台北連麻雀也找不到了，大概都讓噪音嚇跑了吧。
一九六一年的某一天，我悠悠蕩蕩步向屋後的田野，那日三毛——那時她叫陳平，才十六歲——也在那裡蹓躂，她住在建國南路，就在附近，見我來到，一溜煙逃走了。她在《驀然回首》里寫著那天她「嚇死了」，因為她的第一篇小說《惑》剛剛在《現代文學》發表，大概興奮緊張之情還沒有消退，不好意思見到我。其實那時我並不認識三毛，她那篇處女作是她的繪畫老師「五月畫會」的顧福生拿給我看的，他說他有一個性情古怪的女學生，繪畫並沒有什麼天分，但對文學的悟性卻很高。《惑》是一則人鬼戀的故事，的確很奇特，處處透著不平常的感性，小說里提到《珍妮的畫像》，那時台北正映了這部電影不久，是珍妮弗瓊絲與約瑟戈登主演的，一部好萊塢式十分浪漫離奇人鬼戀的片子，這大概給了三毛靈感。《惑》在《現代文學》上發表，據三毛說使她從自閉症的世界解放了出來，從此踏上寫作之路，終於變成了名聞天下的作家。我第一次見到三毛，要等到《現代文學》一周年紀念，在我家松江路一二七號舉行的一個宴會上了。三毛那晚由她堂哥作伴，因為吃完飯，我們還要跳舞。我記得三毛穿了一身蘋果綠的連衣裙，剪著一個赫本頭，閨秀打扮，在人群中，她顯得羞怯生澀，好像是一個驚惶失措一徑需要人保護的迷途女孩。二十多年後重見三毛，她已經蛻變成一個從撒哈拉沙漠冒險歸來的名作家了。三毛創造了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瑰麗的浪漫世界；裡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許的愛情故事，引人入勝不可思議的異國情調，非洲沙漠的馳騁，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這些常人所不能及的人生經驗三毛是寫給年輕人看的，難怪三毛變成了海峽兩岸的青春偶像。正當她的寫作生涯日正當中，三毛突然卻絕袂而去，離開了這個世界。去年三毛自殺的消息傳來，大家都著實吃了一驚，我眼前似乎顯出了許多個不同面貌身份的三毛蒙太奇似的重疊在一起，最後通通淡出，只剩下那個穿著蘋果綠裙子十六歲驚惶羞怯的女孩——可能那才是真正的三毛，一個拒絕成長的生命流浪者，為了抵抗時間的凌遲，自行了斷，向時間老人提出了最後的抗議。
很多年後我才發覺，原來圍著松江路那片田野還住了另外幾位作家，他們的第一篇小說也都是在《現代文學》上發表的。荊棘(其實她叫朱立立)就住在松江路一二七的隔壁，兩家的家長本來相識的，但我們跟朱家的孩子卻素無來往，我跟她的哥哥有時還打打招呼，但荊棘是個女孩子，青少年時期男女有別，見了面總有點不好意思。我印象中，她一徑穿著白衣黑裙的學生制服，一副二女中的模樣，騎腳踏車特別快，一蹬就上去了，好像急不待等要離開她那個家似的。那時候她看起來像個智慧型頗自負的女生，不容易親近。要等到許多年後，我讀到她的《南瓜》、《飢餓的森林》等自傳性的故事，才恍然了悟她少女時代的成長，難怪如此坎坷。那幾篇文章寫得極動人，也很辛酸，有點像張愛玲的《私語》。我應該最有資格做那些故事的見證人了，我們兩家雖然一牆相隔，但兩家的傭人是有來有往、互通消息的，兩家家裡一些難念的經大概就那樣傳來傳去了。有天夜裡朱家那邊隔牆傳來了悲慟聲，於是我們知道，荊棘久病的母親，終於過世了。《等之圓舞曲》是荊棘的第一篇小說，發表在《現代文學》上，她投稿一定沒有寫地址，否則我怎麼會幾十年都不知道那篇風格相當奇特有點超現實意味的抒情小說，竟會是當日鄰居女孩寫的呢?人生有這麼多不可解之事!
《現代文學》四十五期上有一篇黎陽寫的《譚教授的一天》，黎陽是誰?大家都在納悶，一定是個台大生，而且還是文學院的，因為我們都知道《譚教授》寫的是我們的老師，台大文學院里的點點滴滴描摹得十分真切。那時候是七十年代初，留美的台灣學生「保釣運動」正在搞得轟轟烈烈。有一天我跟一位朋友不知怎麼又談起了《譚教授的一天》，大大誇讚一通，朋友驚呼道：「你還不知道呀?黎陽就是李黎，罵你是『殯儀館』的化妝師的那個人!」我不禁失笑，也虧李黎想得出這麼絕的名辭。
據說李黎寫過一篇文章，把我的小說批了一頓，說我在替垂死的舊制度塗脂抹粉。《譚教授的一天》是李黎的處女作，的確出手不凡。沒有多久以前，跟李黎一起吃飯，偶然談到，原來從前在台北，她家也住在松江路那頃田野的周遭。天下就有這樣的巧事，一本雜誌冥冥中卻把這些人的命運都牽繫到了一起。如果六十年代的某一天，三毛、荊棘、李黎，我們散步到了松江路那片稻田裡，大家不期而遇，不知道是番怎樣的情景。然而當時大家都正處在青少年的「藍色時期」，我想見了面大概也只能訕訕吧。有一次，我特別跑到六福客棧去喝咖啡，旅館裡衣香人影杯觥交錯，一派八十年代台北的浮華。我坐在樓下咖啡廳的一角，一時不知身在何方。那片綠油油的稻田呢?那群滿天紛飛的白鳥呢?還有那許多跟白鳥一樣飛得無影無蹤的青春歲月呢?誰說滄海不會變成桑田?
台大文學院的大樓里有一個奇景，走廊上空懸掛著一排大吊鐘，每隻吊鐘的時針所指都不同時，原來那些吊鐘早已停擺，時間在文學院里戛然而止，而我們就在那棟悠悠邈邈的大樓里度過了大學四年。一九六一年的一個黃昏，就站在文學院走廊里那排吊鐘下面，比我們低兩屆的三個學弟王禎和、杜國清、鄭恆雄(潛石)找到了我，他們興沖沖的想要投稿給《現文》。王禎和手上就捏著一疊稿子，扯了一些話，他才把稿子塞到我手中——那就是他的第一篇小說《鬼?北風?人》。那天他大概有點緊張，一徑靦腆地微笑著。《鬼?北風?人》登刊在《現文》第七期，是我們那一期的重頭文章，我特別為這篇小說找了一張插圖，是顧福生的素描，一幅沒有頭的人體畫像。那時節台灣藝術界的現代主義運動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著，「五月畫會」的成員正是這個運動的前鋒。那幾期雜誌我們都請了「五月」畫家設計封面畫插圖，於是《現代文學》看起來就更加現代了。王禎和小說的那幅插圖，是我取的名字：「我要活下去!」因為小說中的主角秦貴福就是那樣一個不顧一切賴著活下去的人。我那時剛看一部蘇珊海華主演的電影《IWanttoLive》，大概靈感就是那樣來的。雜誌出來，我們在文學院里張貼了一幅巨型海報，上面畫了一個腰桿站不直的人，那就是秦貴福。王禎和後來說，他站在那幅海報下，流連不舍，還把他母親帶去看。畫海報的是張光緒，在我們中間最有藝術才能，《現文》的設計開始都是出自他手，那樣一個才氣縱橫的人後來好端端的竟自殺了。在同期還有一篇小說《喬琪》，是陳若曦寫的，故事是講一個被父母寵壞了的少女畫家，活得不耐煩最後吞服安眠藥自盡。當時陳若曦悄悄的告訴我，她寫的就是陳平。這簡直不可思議，難道陳若曦三十年前已經看到三毛的命運了嗎?人生竟有這麼多不可承受的重!前年王禎和過世，噩耗傳來，我感到一陣涼颼颼的寒風直侵背脊。我在加大開了一門「台灣小說」，每年都教王禎和的作品，我愈來愈感到他的小說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如嚼青欖，先澀後甘。他這幾年為病魔所纏，卻能寫作不輟，是何等的勇敢。無疑的，王禎和的作品已經成為了台灣文學史中重要的一部分。
那時，文學院里正瀰漫著一股「存在主義」的焦慮，西方「存在主義」哲學的來龍去脈我們當初未必搞得清楚，但「存在主義」一些文學作品中對既有建制現行道德全盤否定的叛逆精神，以及作品中滲出來絲絲縷縷的虛無情緒卻正對了我們的胃口。加繆的《局外人》是我們必讀的課本，裡面那個「反英雄」麥索，正是我們的荒謬英雄。那本書的顛覆性是厲害的。劉大任、郭松棻當時都是哲學系的學生(郭松棻後來轉到了外文系)。一提到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