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現代文學》重刊之前《現代文學》於一九六○年三月創刊，距離現在，已有二十八年。其間一九七三年出刊到五十一期時，因為經濟上無法支撐，一度暫時停刊。三年半後，獲遠景出版社的支持，得以復刊，又出了二十二期，一直到一九八四年，這本賠錢雜誌實在賠不下去了，才終告停刊。復刊的時候，我曾寫過一篇文章：《〈現代文學〉的回顧與前瞻》，把《現文》創刊的來龍去脈，這本雜誌做過的一些工作，以及《現文》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都詳盡的介紹過。因為那篇文章寫在復刊前夕，心情興奮，前瞻的欣喜，倒是多於回顧的惘然。現在算算，那也是十一年前的事了。經過悠長時間的磨洗，《現代文學》已漸漸變成了歷史。當今大學生看過前一階段《現代文學》的恐怕已經不多，往年購買《現文》的讀者，可能也只有少數藏有全套雜誌。近幾年，愈來愈感到時間洪流無可拒抗的威力，眼見許多人類努力的痕迹，轉瞬間竟然湮沒消逝，於是我便興起了一個願望：希望有一天能夠重刊《現代文學》，使得這本曾經由許多文學工作者孜孜矻矻耕耘過的雜誌，重現當年面貌，保存下來，作為一個永久紀錄。
我常常被問到幾個問題：當年你們怎麼會辦《現代文學》的?為什麼你們那一夥有那麼多人同時從事文學創作?你們怎麼會受到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的?如今有了時間的距離，經過一番省思，我對這些問題，可能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我得到的結論是，《現代文學》創刊以及六十年代現代主義在台灣文藝思潮中崛起，並非一個偶然現象，亦非一時標新立異的風尚，而是當時台灣歷史客觀發展以及一群在成長中的青年作家主觀反應相結合的必然結果。
那時我們都是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學生，雖然傅斯年校長已經不在了，可是傅校長卻把從前北京大學的自由風氣帶到了台大。我們都知道傅校長是「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他辦過當時鼎鼎有名的《新潮》雜誌。我們也知道文學院里我們的幾位老師台靜農先生、黎烈文先生跟「五四」時代的一些名作家關係密切。當胡適之先生第一次返台公開演講時，人山人海的盛況，我深深記在腦里。「五四」運動對我們來說，仍舊有其莫大的吸引力。「五四」打破傳統禁忌的懷疑精神，創新求變的改革銳氣，對我們一直是一種鼓勵，而我們的邏輯教授殷海光先生本人就是這種「五四」精神的具體表現。台大外文系當年無為而治，我們乃有足夠的時間去從事文學活動。我們有幸，遇到夏濟安先生這樣一位學養精深的文學導師，他給我們文學創作上的引導，奠定了我們日後寫作的基本路線。他主編的《文學雜誌》其實是《現代文學》的先驅。
《現代文學》創刊的成員背景相當複雜多元，而由這些成員的背景也可以了解到《現代文學》創刊的動機與風格的一斑。我們裡面，有的是隨著政府遷台後成長的外省子弟，像王文興、李歐梵及我自己，有的是光復後接受國民政府教育長大的本省子弟如歐陽子、陳若曦、林耀福，也有海外歸國求學的僑生像戴天、葉維廉、劉紹銘，我們雖然背景各異，但卻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我們都是戰後成長的一代，面臨著一個大亂之後曙光未明充滿了變數的新世界。外省子弟的困境在於：大陸上的歷史功過，我們不負任何責任，因為我們都尚在童年，而大陸失敗的後果，我們卻必須與我們的父兄輩共同擔當。事實上我們父兄輩在大陸建立的那箇舊世界早已瓦解崩潰了，我們跟那個早已消失只存在記憶與傳說中的舊世界已經無法認同，我們一方面在父兄的庇蔭下得以成長，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必得掙脫父兄加在我們身上的那一套舊世界帶過來的價值觀以求人格與思想的獨立。艾力克生(ErikErikson)所謂的「認同危機」(identitycrisis)我們那時是相當嚴重的。而本省同學亦有相同的問題，他們父兄的那個日據時代也早已一去不返，他們所受的中文教育與他們父兄所受的日式教育截然不同，他們也在掙扎著建立一個政治與文化的新認同。當時我們不甚明了，現在看來，其實我們正站在台灣歷史發展的轉折點上，面臨著文化轉型的十字路口。政府遷台，經過十年慘淡經營，台灣正開始從農業社會轉向工商社會，而戰後的新文化也在台灣初度成形，我們在這股激變的洪流中，探索前進，而我們這一代，無論士農工商，其實都正在參與建造一個戰後的新台灣。「五四運動」給予我們創新求變的激勵，而台灣歷史的特殊發展也迫使我們著手建立一套合乎台灣現實的新價值觀。這一切都是在不自覺的情況下進行著，我們成長的心路歷程也有其崎嶇顛簸的一面。
一國的新文學運動，往往受了外來文化的刺激應運而生，歷史上古今中外不乏前例。唐朝時中國從印度大量輸入佛經，佛經的譯介，基本上改變了中國的文學與藝術。王維的詩、湯顯祖的戲曲、曹雪芹的小說都是佛教文化熏陶下開放出來的燦爛花朵。我們中國人最足以自豪的《紅樓夢》，其實也不過是佛家一則頑石歷劫的寓言。「五四」的新文學基本上也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刺激而誕生的。魯迅、巴金、曹禺、老舍、徐志摩等人沒有一個不受過外國文學的影響。六十年代初，我們在外文繫念書，接觸西方文學，受其啟發，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但在西方文學的諸多流派中，現代主義的作品的確對我們的衝擊最大。十九世紀末以來近半個世紀現代主義波瀾壯闊，蔚為主流，影響到西方各種藝術形式。要言之，現代主義是對西方十九世紀的工業文明以及興起的中產階級庸俗價值觀的一個大反動，因此其叛逆性特強，又因歐洲經過兩次大戰，戰爭瓦解了西方社會的傳統價值，動搖了西方人對人類、人生的信仰及信心，因此西方現代主義的作品中對人類文明總持著悲觀及懷疑的態度。事實上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所經歷的戰爭及革命的破壞，比起西方人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的傳統社會及傳統價值更遭到了空前的毀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文化危機跟西方人的可謂旗鼓相當。西方現代主義作品中叛逆的聲音、哀傷的調子，是十分能夠打動我們那一群成長於戰後而正在求新望變彷徨摸索的青年學生的。卡夫卡的《審判》、喬伊思的《都柏林人》、艾略特的《荒原》、托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以及當時人人都在爭讀的加繆的《局外人》，這些現代主義的經典之作，我們能夠感受、了解、認同，並且受到相當大的啟示。二十多年後，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在台灣逐漸式微時，海峽的那一邊，中國大陸的學界文壇卻出人意料之外的燃起了「現代主義」的火苗，尼采、薩特的哲學，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以及卡夫卡的小說在青年知識分子之間，竟然成為了暢銷書，大陸劇作家高行健的「荒謬劇」在北京上演，場場客滿，觀眾多為學生。經過「文革」，大陸的青年知識分子也開始在反省深思，摸索探求在尋找新的文化價值了。卡夫卡的《審判》能夠引起大陸讀者的認同是能理解的，《審判》簡直可以說是「文革」的一則寓言，而「文革」本身就是一出最大的「荒謬劇」。「現代主義」是西方文化危機的產物，所謂亂世之音。而這一代的大陸青年知識分子成長於重重危機之中，能引起他們的共鳴，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們在外文系研讀西洋文學的同時，也常常到中文系去聽課。記得那時我們常去聽鄭騫老師講詞、葉嘉瑩老師講詩、王叔岷老師講《莊子》。其實不自覺的我們也同時開始在尋找中國的傳統。這點使得我們跟「五四」那一代有截然不同之處，我們沒有「五四」打倒傳統的狂熱，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阻力到了我們那個時代早已蕩然。我們之間有不少人都走過同一條崎嶇的道路，初經歐風美雨的洗禮，再受「現代主義」的衝擊，最後繞了一大圈終於回歸傳統。雖然我們走了遠路，但在這段歧途上的自我鍛煉及省思對我們是大有助益的，回過頭來再看自己的傳統，便有了一種新的視野、新的感性，取捨之間，可以比較，而且目光也訓練得銳利多了，對傳統不會再盲目順從，而是採取一種批判性的接受。我們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畢竟要比「五四」時代冷靜理性得多，將傳統融入現代，以現代檢視傳統——我們在融合傳統與現代的過程中，大家都經過了一番艱苦的掙扎，其實這也是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文化再造的大難題，百多年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似乎都命定要捲入中西文化衝突的這一場戰爭中。
我們戰後成長的這一代，正處於台灣歷史的轉折時期，由於各種社會及文化因素的刺激，有感於內，自然欲形諸於外，於是大家不約而同便開始從事文學創作起來。那時我們只是一群籍籍無名的學子，當時台灣的報章雜誌作風比較保守，我們那些不甚成熟而又刻意創新的作品自然難被接受，於是創辦一份雜誌，刊載我們自己以及其他志同道合文友們的作品，便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了。事實上，這股創造台灣新文學的衝動，並不限於台大外文系的學生。五十年代後期，《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等幾家現代詩刊早已發難於前，做了我們的先驅，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