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三姐先明以及我們的童年
明姐終於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去世了，她患的是惡性肝炎，醫生說這種病例肝炎患者只佔百分之二三，極難救治。明姐在長庚醫院住了一個多月，連她四十九歲的生日也在醫院裡度過的。四十九歲在醫學昌明的今日不算高壽，然而明姐一生寂寞，有幾年還很痛苦，四十九歲，對她來說，恐怕已經算是長的了。明姐逝世後，這幾個月，我常常想到她這一生的不幸，想到她也就連帶憶起我們在一起時短短的童年。
有人說童年的事難忘記，其實也不見得，我的童年一半在跟病魔死神搏鬥，病中歲月，並不值得懷念，倒是在我得病以前七歲的時候，在家鄉桂林最後的那一年，有些瑣事，卻記得分外清楚。那是抗戰末期，湘桂大撤退的前夕，廣西的戰事已經吃緊，母親把兄姐們陸續送到了重慶，只留下明姐跟我，還有六弟七弟；兩個弟弟年紀太小，明姐只比我大三歲，所以我們非常親近。雖然大人天天在預備逃難，我們不懂，我們在一起玩得很開心。那時候我們住在風洞山的腳下，東鎮路底那棟房子里，那是新家，搬去沒有多久。我們老家在鐵佛寺，一棟陰森古舊的老屋，長滿了青苔的院子里，猛然會爬出半尺長的一條金邊蜈蚣來，牆上壁虎虎視眈眈，堂屋裡蝙蝠亂飛。後來聽說那棟古屋還不很乾凈，大伯媽搬進去住，晚上看到窗前赫然立著一個穿白色對襟褂子的男人。就在屋子對面池塘的一棵大樹下，日本人空襲，一枚炸彈，把個泥水匠炸得粉身碎骨，一條腿飛到了樹上去。我們住在那棟不太吉祥的古屋裡，唯一的理由是為了躲警報，防空洞就在鄰近，日機經常來襲，一夕數驚。後來搬到風洞山下，也是同一考慮，山腳有一個天然岩洞，警笛一鳴，全家人便倉皇入洞。我倒並不感到害怕，一看見風洞山頂掛上兩個紅球——空襲訊號——就興奮起來：因為又不必上學了。
新家的花園就在山腳下，種滿了芍藥、牡丹、菊花，不知道為什麼，還種了一大片十分笨拙的雞冠花。花園裡養了雞，一聽到母雞唱蛋歌，明姐便拉著我飛奔到雞棚內，從雞窩裡掏出一枚餘溫猶存的雞蛋來，磕一個小孔，遞給我說道：「老五，快吃。」幾下我便把一隻雞蛋吮乾淨了。現在想想，那樣的生雞蛋，蛋白蛋黃，又腥又滑，不知怎麼咽下去的，但我卻吮得津津有味，明姐看見我吃得那麼起勁，也很樂，臉上充滿了喜悅。幾十年後，在台灣有一天我深夜回家，看見明姐一個人孤獨的在廚房裡摸索，煮東西吃，我過去一看，原來她在煮糖水雞蛋，她盛了兩隻到碗里，卻遞給我道：「老五，這碗給你吃。」我並不餓，而且也不喜歡吃雞蛋了，可是我還是接過她的糖水蛋來，因為實在不忍違拂她的一片好意。明姐喜歡與人分享她的快樂，無論對什麼人，終生如此，哪怕她的快樂並不多，只有微不足道的那麼一點。
我們同上一間學校中山小學，離家相當遠，兩人坐人力車來回。有一次放學歸來，車子下坡，車夫腳下一滑，人力車翻了蓋，我跟明姐都飛了出去，滾得像兩隻陀螺，等我們驚魂甫定，張目一看，周圍書冊簿子鉛筆墨硯老早灑滿一地，兩人對坐在街上，面面相覷，大概嚇傻了，一下子不知該哭還是該笑。突然間，明姐卻咯咯地笑了起來，這一笑一發不可收拾，又拍掌又搓腿，我看明姐笑得那樣樂不可支，也禁不住跟著笑了，而且笑得還真開心，頭上磕起一個腫瘤也忘了痛。我永遠不會忘記明姐坐在地上，甩動著一頭短髮，笑呵呵的樣子。父親把明姐叫蘋果妹，因為她長得圓頭圓臉，一派天真。事實上明姐一直沒有長大過，也拒絕長大，成人的世界，她不要進去。她的一生，其實只是她童真的無限延長，她一直是坐在地上拍手笑的那個小女孩。
沒有多久，我們便逃難了。風洞山下我們那棟房子以及那片種滿了雞冠花的花園，轉瞬間變成了一堆劫灰，整座桂林城燒成焦土一片。離開桂林，到了那愁雲慘霧的重慶，我便跟明姐他們隔離了，因為我患了可惡的肺病，家裡人看見我，便嚇得躲得遠遠的。那個時候，沒有特效藥，肺病染不起。然而我跟明姐童年時建立起的那一段友誼卻一直保持著，雖然我們不在一起，她的消息，我卻很關心。那時明姐跟其他兄姐搬到重慶鄉下西溫泉去上學，也是為了躲空襲。有一次司機從西溫泉帶上來一隻幾十斤重周圍合抱的大南瓜給父母親，家裡的人都笑著說：是三姑娘種的!原來明姐在西溫泉鄉下種南瓜，她到馬棚里去拾新鮮馬糞，給她的南瓜澆肥，種出了一隻黃澄澄的巨無霸。我也感到得意，覺得明姐很了不起，耍魔術似的變出那樣大的一隻南瓜來。
抗戰勝利後，我們回到上海，我還是一個人被充軍到上海郊外去養病，我的唯一玩伴是兩條小獅子狗，一白一黑，白獅子狗是我的醫生林有泉送給我的，他是台灣人，家裡有一棵三尺高的紅珊瑚樹，林醫生很照顧我，是我病中忘年之友。黑獅子狗是路上撿來的，初來時一身的虱子，毛髮盡摧，像頭癩皮犬。我替它把虱子捉乾淨，把它養得胖嘟嘟，長出一身黑亮的捲毛來。在上海郊外囚禁三年，我並未曾有過真正的訪客，只有明姐去探望過我兩次，大概還是偷偷去的。我喜出望外，便把那隻黑獅子狗贈送了給她，明姐叫它米達，後來變成了她的心肝寶貝，常常跟她睡在一床。明姐憐愛小動物，所有的小生命，她一視同仁。有一次，在台灣我們還住在松江路的時候，房子里常有老鼠——那時松江路算是台北市的邊陲地帶，一片稻田——我們用鐵籠捉到了一隻大老鼠，那隻碩鼠頭尾算起來大概長達一尺，老得尾巴毛都掉光了，而且兇悍，齜牙咧嘴，目露凶光，在籠子里來回奔竄，並且不時啃嚙籠子鐵線，冀圖逃命。這樣一個醜陋的傢伙，困在籠中居然還如此頑強，我跟弟弟們登時起了殺機，我們跑到水龍頭那邊用鉛桶盛了一大桶水，預備把那隻碩鼠活活溺死，等到我們抬水回來，卻發覺鐵籠籠門大開，那隻碩鼠老早逃之夭夭了。明姐站在籠邊，滿臉不忍，向我們求情道：「不要弄死人家嘛。」明姐真是菩薩心腸，她是太過善良了，在這個殺機四伏的世界裡，太容易受到傷害。
民國三十七年我們又開始逃難，從上海逃到了香港。那時明姐已經成長為十五六歲的亭亭少女了，而我也病癒，歸了隊，而且就住在明姐隔壁房。可是常常我聽到明姐一個人鎖在房中暗自哭泣。我很緊張，但不了解，更不懂得如何去安慰她。我只知道明姐很寂寞。那時母親到台灣去跟隨父親了，我的另外兩個姐姐老早到了美國，家中只有明姐一個女孩子，而且正臨最艱難的成長時期。明姐念的都是最好的學校，在上海是中西女中，在香港是聖瑪麗書院，功課要求嚴格出名，然而明姐並不是天資敏捷的學生，她很用功，但功課總趕不上。她的英文程度不錯，發音尤其好聽，寫得一手好字，而且有藝術的才能，可是就是不會考試，在聖瑪麗留了一級。她本來生性就內向敏感，個子長得又高大，因為害羞，在學校里沒有什麼朋友，只有卓以玉是她唯一的知交，留了級就更加尷尬了。我記得那天她拿到學校通知書，急得簌簌淚下，我便慫恿她去看電影，出去散散心。我們看的是一張古諾的歌劇《浮士德與魔鬼》拍成的電影。「魔鬼來了!」明姐在電影院里低聲叫道，那一刻，她倒是真把留級的事情忘掉了。
明姐是十七歲到美國去的，當時時局動亂，另外兩個姐姐已經在美國，父母親大概認為把明姐送去，可以去跟隨她們。赴美前夕，哥哥們把明姐帶去參加朋友們開的臨別舞會。明姐穿了一襲粉紅長裙，腰間系著藍緞子飄帶，披了一件白色披肩，長身玉立，裙帶飄然，儼然麗人模樣。其實明姐長得很可愛，一雙鳳眼，小小的嘴，笑起來，非常稚氣。可是她不重衣著，行動比較拘謹，所以看起來，總有點羞赧失措的樣子。但是那次赴宴，明姐脫穎而出，竟變得十分瀟洒起來，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明姐如此盛裝，如此明麗動人。
明姐在美國那三年多，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或者逐漸起了什麼變化，我一直不太清楚。卓以玉到紐約見到明姐時，明姐曾經跟她訴苦(她那時已進了波士頓大學)，學校功課還是趕不上。她漸漸退縮，常常一個人躲避到電影院里，不肯出來，後來終於停了學。許多年後，我回台灣，問起明姐還想不想到美國去玩玩。明姐搖頭，嘆了一口氣說道：「那個地方太冷嘍。」波士頓的冬天大概把她嚇怕了。美國冰天雪地的寂寞，就像新大陸廣漠的土地一般，也是無邊無垠的。在這裡，失敗者無立錐之地。明姐在美國那幾年，很不快樂。
明姐一九五五年終於回到台灣家中，是由我們一位堂嫂護送回去的。回家之前，在美國的智姐寫了一封長信給父母親，敘述明姐得病及治療的經過情形，大概因為怕父母親著急，說得比較委婉。我記得那是一個冬天，寒風惻惻，我們全家都到了松山機場，焦慮的等待著。明姐從飛機走出來時，我們大吃一驚，她整個人都變了形，身體暴漲了一倍，本來她就高大，一發胖，就變得龐大臃腫起來，頭髮剪得特別短，梳了一個娃娃頭。她的皮膚也變了，變得粗糙蠟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