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此處「小說」應為「戲曲」。
〔2〕胡適在其《西遊記考證》中說：「我總疑心這個神通廣大的猴子不是國貨，乃是一件從印度進口的。也許連無支祁的神話也是受了印度影響而仿造的。」又說：「我依著鋼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記事詩《拉麻傳》里尋得一個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齊天大聖的背影了」（見《胡適文存》二集）。鋼和泰，沙俄時代貴族，十月革命後曾來中國，在北京大學教古印度宗教學和梵文。
〔3〕「紅線，明梁辰魚曾作雜劇《紅線女》。「紅拂」、明張鳳翼曾作傳奇《紅拂記》。「虯髯」，明凌濛初曾作雜劇《虯髯翁》。
第四講宋人之「說話」及其影響
上次講過：傳奇小說，到唐亡時就絕了。至宋朝，雖然也有作傳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為唐人大抵描寫時事；而宋人則極多講古事。唐人小說少教訓；而宋則多教訓。大概唐時講話自由些，雖寫時事，不至於得禍；而宋時則諱忌漸多，所以文人便設法迴避，去講古事。加以宋時理學極盛一時，因之把小說也多理學化了，以為小說非含有教訓，便不足道。但文藝之所以為文藝，並不貴在教訓，若把小說變成修身教科書，還說什麼文藝。宋人雖然還作傳奇，而我說傳奇是絕了，也就是這意思。然宋之士大夫，對於小說之功勞，乃在編《太平廣記》一書。此書是搜集自漢至宋初的瑣語小說，共五百卷，亦可謂集小說之大成。不過這也並非他們自動的，乃是政府召集他們做的。因為在宋初，天下統一，國內太平，因招海內名士，厚其廩餼，使他們修書，當時成就了《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和《太平廣記》。此在政府的目的，不過利用這事業，收養名人，以圖減其對於政治上之反動而已，固未嘗有意於文藝；但在無意中，卻替我們留下了古小說的林藪來。至於創作一方面，則宋之士大夫實在並沒有什麼貢獻。但其時社會上卻另有一種平民底小說，代之而興了。這類作品，不但體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話，所以實在是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因為當時一般士大夫，雖然都講理學，鄙視小說，而一般人民，是仍要娛樂的；平民的小說之起來，正是無足怪訝的事。
宋建都於汴，民物康阜，遊樂之事，因之很多，市井間有種雜劇，這種雜劇中包有所謂「說話」。「說話」分四科：一、講史；二、說經諢經；三、小說；四、合生。「講史」是講歷史上底事情，及名人傳記等；就是後來歷史小說之起源。「說經諢經」，是以俗話演說佛經的。「小說」是簡短的說話。「合生」，是先念含混的兩句詩，隨後再念幾句，才能懂得意思，大概是諷刺時人的。這四科後來於小說有關係的，只是「講史」和「小說」。那時操這種職業的人，叫做「說話人」；而且他們也有組織的團體，叫做「雄辯社」。他們也編有一種書，以作說話時之憑依，發揮，這書名叫「話本」。南宋初年，這種話本還流行，到宋亡，而元人入中國時，則雜劇消歇，話本也不通行了。至明朝，雖也還有說話人，——如柳敬亭就是當時很有名的說話人——但已不是宋人底面目；而且他們已不屬於雜劇，也沒有什麼組織了。到現在，我們幾乎已經不能知道宋時的話本究竟怎樣。——幸而現在翻刻了幾種書，可以當作標本看。
一種是《五代史平話》，是可以作講史看的。講史的體例，大概是從開天闢地講起，一直到了要講的朝代。《五代史平話》也是如此；它的文章，是各以詩起，次入正文，又以詩結，總是一段一段的有詩為證。但其病在於虛事鋪排多，而於史事發揮少。至於詩，我以為大約是受了唐人底影響：因為唐時很重詩，能詩者就是清品；而說話人想仰攀他們，所以話本中每多詩詞，而且一直到現在許多人所做的小說中也還沒有改。再若後來歷史小說中每回的結尾上，總有「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話，我以為大概也起於說話人，因為說話必希望人們下次再來聽，所以必得用一個驚心動魄的未了事拉住他們。至於現在的章回小說還來模仿它，那可只是一個遺迹罷了，正如我們腹中的盲腸一樣，毫無用處。一種是《京本通俗小說》，已經不全了，還存十多篇。在「說話」中之所謂小說，並不像現在所謂的廣義的小說，乃是講的很短，而且多用時事的。起首先說一個冒頭，或用詩詞，或仍用故事，名叫「得勝頭回」——「頭回」是前回之意；「得勝」是吉利語。——以後才入本文，但也並不冗長，長短和冒頭差不多，在短時間內就完結。可見宋代說話中的所謂小說，即是「短篇小說」的意思，《京本通俗小說》雖不全，卻足夠可以看見那類小說底大概了。
除上述兩種之外，還有一種《大宋宣和遺事》，首尾皆有詩，中間雜些俚句，近於「講史」而非口談；好似「小說」而不簡潔；惟其中已敘及梁山泊的事情，就是《水滸》之先聲，是大可注意的事。還有現在新發現的一部書，叫《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此書中國早沒有了，是從日本拿回來的——這所謂「詩話」，又不是現在人所說的詩話，乃是有詩，有話；換句話說：也是注重「有詩為證」的一類小說的別名。
這《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詩話》，雖然是《西遊記》的先聲，但又頗不同：例如「盜人蔘果」一事，在《西遊記》上是孫悟空要盜，而唐僧不許；在《取經詩話》里是仙桃，孫悟空不盜，而唐僧使命去盜。——這與其說時代，倒不如說是作者思想之不同處。因為《西遊記》之作者是士大夫，而《取經詩話》之作者是市人。士大夫論人極嚴，以為唐僧豈應盜人蔘果，所以必須將這事推到猴子身上去；而市人評論人則較為寬恕，以為唐僧盜幾個區區仙桃有何要緊，便不再經心作意地替他隱瞞，竟放筆寫上去了。
總之，宋人之「說話」的影響是非常之大，後來的小說，十分之九是本於話本的。如一、後之小說如《今古奇觀》等片段的敘述，即仿宋之「小說」。二、後之章回小說如《三國志演義》等長篇的敘述，皆本於「講史」。其中講史之影響更大，並且從明清到現在，「二十四史」都演完了。作家之中，又出了一個著名人物，就是羅貫中。
羅貫中名本，錢唐人，大約生活在元末明初。他做的小說很多，可惜現在只剩了四種。而此四種又多經後人亂改，已非本來面目了。——因為中國人向來以小說為無足輕重，不似經書，所以多喜歡隨便改動它——至於貫中生平之事迹，我們現在也無從而知；有的說他因為做了水滸，他的子孫三代都是啞巴，那可也是一種謠言。貫中的四種小說，就是：一、《三國演義》；二、《水滸傳》；三、《隋唐志傳》；四、《北宋三遂平妖傳》。《北宋三遂平妖傳》，是記貝州王則借妖術作亂的事情，平他的有三個人，其名字皆有一「遂」字，所以稱「三遂平妖」。《隋唐志傳》，是敘自隋禪位，以至唐明皇的事情。——這兩種書的構造和文章都不甚好，在社會上也不盛行；最盛行，而且最有勢力的，是《三國演義》和《水滸傳》。
一、《三國演義》講三國底事情的，也並不自羅貫中起始，宋時里巷中說古話者，有「說三分」，就講的是三國故事。
蘇東坡也說：「王彭嘗云：『途巷中小兒，……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可見在羅貫中以前，就有《三國演義》這一類的書了。因為三國底事情，不像五代那樣紛亂；又不像楚漢那樣簡單；恰是不簡不繁，適於作小說。而且三國時底英雄，智術武勇，非常動人，所以人都喜歡取來做小說底材料。再有裴松之注《三國志》，甚為詳細，也足以引起人之注意三國的事情。至羅貫中之《三國演義》是否出於創作，還是繼承，現在固不敢草草斷定；但明嘉靖時本題有「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明羅本編次」之說，則可見是直接以陳壽的《三國志》為藍本的。但是現在的《三國演義》卻已多經後人改易，不是本來面目了。若論其書之優劣，則論者以為其缺點有三：（一）容易招人誤會。因為中間所敘的事情，有七分是實的，三分是虛的；惟其實多虛少，所以人們或不免並信虛者為真。如王漁洋是有名的詩人，也是學者，而他有一個詩的題目叫「落鳳坡吊龐士元」〔1〕，這「落鳳坡」只有《三國演義》上有，別無根據，王漁洋卻被它鬧昏了。（二）描寫過實。寫好的人，簡直一點壞處都沒有；
而寫不好的人，又是一點好處都沒有。其實這在事實上是不對的，因為一個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壞。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處；而劉備，關羽等，也不能說毫無可議，但是作者並不管它，只是任主觀方面寫去，往往成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三）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這就是說作者所表現的和作者所想像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寫曹操的奸，而結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寫孔明之智，而結果倒像狡猾。——然而究竟它有很好的地方，像寫關雲長斬華雄一節，真是有聲有色；寫華容道上放曹操一節，則義勇之氣可掬，如見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