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一來我就想起約翰·厄普代克，而一讀約翰·厄普代克我就想起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我們的頭腦中存在著若干條這樣的鎖鏈。事情儘管微不足道，然而我們的人生和世界觀難道不就是由這種微不足道的小事支撐著的嗎？我覺得。
來東京上大學是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我懶得帶大件行李，必要物品提前寄了。只把香煙和約翰·厄普代克的《音樂學校》往風衣袋裡一揣就走出家門。書大約是班頓·戴爾出版的簡裝本，封皮紙很好，潔凈素樸，古色古香。同女朋友吃罷飯，道了聲再見，然後乘上新幹線。
懷揣一本厄普代克進京，如今想來未免有點玩「酷」，不過當時也還行。傍晚車道東京，趕到目白的新房間一看，不知何故，本該到的行李卻沒到。既沒有替換衣服，又沒有洗漱用具沒有煙灰缸沒有咖啡杯沒有水壺，凄慘至極。玩「酷」必然受挫。
房間空空蕩蕩，唯有一張簡單得無以復加的桌子（僅一個抽屜）和一架樸素得無與倫比的鐵床。鐵床上有一張一看就令人心情沉重的床墊，往上一坐，硬得竟同一星期前買的法國麵包無異。
一個陰乎乎的靜靜的春日黃昏。打開窗子，遠處傳來廣播聲。放的唱片是「鐵蝴蝶」的《在天堂的花園裡》。儘管時間過去了十四年之久，那歌聲卻記得那般真切。
當下沒有任何事要做，也沒心思做。無奈，便去近處一家糕點鋪買來可口可樂（當然是瓶裝的，想像一下瓶子好了）和餅乾，之後歪倒在硬梆梆的床墊上接著看厄普代克。天一點點黑下來，房間變暗，打開天花板上的熒光燈，熒光管「吱吱」地嘶叫不止。
八點半看完厄普代克時，可口可樂瓶底積了五厘米高的煙頭。我把書放在枕邊，望了一個小時天花板。在這座巨大的城市裡，我沒有被褥沒有刮須刀沒有該打電話的對象沒有該去的場所，別孤零零地扔在一邊。不過心情並不壞。
假如有人問我哪裡是看書的最佳場所，我只能回答是「一九六八年四月那個空蕩蕩的房間的硬床墊」。書頁的每一行都能緩緩滲入肺腑的場所棗那便是我的「書齋」。埃姆司休閑椅也好莫比利亞檯燈也好阿肯色音箱也好統統不壞，但那是另一回事。讀約翰·厄普代克有讀約翰·厄普代克的場所，讀鄧巴有讀鄧巴的場所棗世界上肯定存在那樣的場所，我覺得。
「動身去哈佛前兩天的晚上，他奪去了她的第一次，她哭了。他也不知為什麼變得渾身癱軟，覺得自己幹了一樁蠢事。他本身也失去了童貞。奧遜腦袋是清醒的。唯其清醒，他才認識刀自己有許多東西要學也願意學——若事情不超出一定限度。哈佛大學不知加工處理了幾千名這樣的青年並將其送上社會，而他們所受到的損傷是肉眼幾乎無法看出的。」
——約翰·厄普代克《同屋的基督教徒》（短篇集《音樂學校》，須山靜夫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