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文學的作者，一種是士，一種是民。如兩漢文章，唐宋詩詞，作者是士。如民謠、童謠、平話、說書，作者是民。
平話與說書自唐以後纔有，另成藝人，民謠童謠則來歷甚古，不成為藝人，兩者皆屬於民，有別於士。士為四民之一，本來也是民，但是士與民有別而相關，此點要追溯到周禮王制的王官與王民，士是王官，民是王民。後世制度雖改，此種身分的自覺還是一直承傳著。
中國文學作者與西洋文學作者的素質根本不同，西洋沒有士，他們的民亦不像中國的。所以中國文學與西洋文學的素質亦根本不同了。
我今能把這點提出來說得明白，經過也不是容易。士與文學我比較知道得早，為此與日本文人爭論過一陣。但是中國民眾文學的所以然，則是到了這回寫寫中國文學史話，中間才豁然明白過來的。
先說關於士與文學的話。尾崎士郎我聽他說過兩次「我是小說家」，一次我就當面批評他：「楊雄說文章小道，壯夫不為，你為何安於做個小說家？明治天皇才真是大詩人，而不以詩人自居。」尾崎聽了以為然，其後有一次他當著我，對人更正說：「其實我不是小說家。」尾崎是天才作家，我喜歡他的人灑落無礙，神采照座。
其後是對保田與重郎，保田志於做隱遁詩人，嚮往後鳥羽院文學，我說：後鳥羽帝受制於將軍，其歌、詩雖美，蓋與宋徽宗之耽於書畫而被金兵俘虜，同為可誡。至於士，是要為國家靖亂，開出太平，又豈可只想抱殘守缺，做個隱遁詩人。中國人亦以文章之美為最貴，但凡事自有本末，以視禮樂，則禮樂為本，文章為末，所以李白蘇軾皆不願只做個文章之士，歐陽修對客多是談政治，很少及於文章。何況如莊子所言，雖天子亦可平視，雖禮樂亦可豁脫，來到了大自然之前無貴賤，所以真貴人往往忘其貴，真美人不自知其美，絕世的好文章出於無意。而中國的藝人更謙卑。日本人是人耽於詩歌與美術了，但我愛的還是像豐臣秀吉那樣的英雄，他統一了群雄割據的局面，開出日本史上所謂桃山時代，他自己不寫文章，不作一件美術品，他只開了風氣，讓世人去百花齊放，今天的又是什麼時勢，而你卻只想做個隱遁詩人？
我在保田家談了這些，翌日他對我只說了一句：「我把你的話想了通宵。」以後我還寫過幾封信申論此旨，但是保田終不肯接受。這點還是尾崎士郎我與他說話能通。在那次「早晨的訪問裏」，他聽了我的說話之後很反省，他道：「今天我們的文學裡就是沒有革命。」沒有革命，是沒有禮樂，也沒有文章的。可是一次商量日譯「今生今世」，尾崎道：「這可好，如今流行起政治小說。」當下我聽了起一反感，因為這與寫政治小說的作家的身分志氣是不同的。
雖然如此，昭和文人中只此二人是士，尾崎與保田，再有一人是三島由紀夫，皆才華氣概有足使人嚮往的。二人已死，如今存者惟保田。此外今時日本的小說家皆同於西洋作家的身分，無復士的自覺了。他們很訝異中國的文人何以都那樣政治性的，言下有一種不屑。
中國是五四運動時叫喊取消士的身分觀念，要學西洋的知識分子一樣。可是士的志氣與對天下的責任觀念還是不自覺地存在著，而且高揚，以此參加北伐，有的則去參加中共，演了傳統的、領導民間起兵的，士的角色。而因在文學上有意壓消了士的身分觀念，遂變得了沒有中國自己的文學。
士的自覺殆於全滅，是在國府遷臺後。這有兩個原因：一是文化人參加革命，上中共的當，遭了嚴重的政治失敗，從此對天下國家大事完全失去了見識上的自信與勇氣了。二是美國化壓倒了一切，物量主義的社會把感情、道德與智慧來徹底破壞了，哪裏還會有士的精神。他們遂成了完全與西洋的文化人一樣。從來沒有像今日的大學教授與文壇作家的人格藐小卑劣，也從來沒有像今日的在徹底把文學理論西洋化，如顏元叔之流。
二
然則西洋文學的作家又是怎樣的人呢？他們可分兩種，一種素質好的是古希臘的哲學家式的，又一種素質惡俗的是中世紀文藝復興後的藝術家式的。
西洋文學當中最好的是柏拉圖集，文學原不在乎詩文小說戲劇等形式，如史記就是最好的文學。柏拉圖的文章有知性的光。希臘是其數學與科學皆是詩的，其哲學家是詩人。原來希臘的數學與科學是從巴比倫與埃及的寺院僧侶學得來的，所以希臘的哲學者還離祭司未遠，他們都信神。但是已離祭司而獨立，成了學問家的一種新身分了。他們雖然沒有能夠像中國的離祭司獨立了成為士，沒有像中國之士對天下的責任感與禮樂之學，但是也有一種新鮮清潔的朝氣。
後世西洋的好文學亦寧是在數學與科學者，如笛卡兒、愛因斯坦。文學者是像蕭伯納。日本如寺田寅彥的隨筆，岡潔的「春草」，湯川秀樹的「旅人」，皆是好文章，非當時的文學家所可及。文學家則日本的如永井荷風與長谷川如是閑，中國的如周作人與張愛玲，有西洋柏拉圖以來知性的光。但是希臘的哲學家因未成為士，沒有禮樂之學，他們的學問的知性的光安不到人事裏去，雖然他們的行為離俗是好，可是會流於乖張。像柏拉圖於一天之內做兩個新娘的新郎，就是涉於乖張。永井荷風晚年更是冷癖不近人情。長谷川如是閑不營結婚家庭生活。周作人也有一種冷。冷是因為他們是無神論，這點大不如柏拉圖。他們學希臘哲學家的知性，而沒有學得希臘哲學家的身份的自覺。張愛玲比他們都好，但是她也不宜於中國人家。笛卡兒、愛因斯坦、寺田寅彥、岡潔、湯川秀樹他們倒是熱情正常，也沒有乖張，也沒有癖。
五四運動初期的文學，是受了希臘柏拉圖一派知性的影響，所以雖然幼稚，倒是可以使人興起。五四青年有一種新的身分的自喜，那也是近於希臘哲學者的身分。而後來變得不好，則是因為一轉轉入了模仿西洋中世紀文藝復興後惡俗的藝術與哲學一派。歐洲文藝復興，蘇醒了希臘的知性，但是希臘哲學家的身份的自覺，則在以後的藝術者與哲學者當中不再存在了。達文西好，但他寧是科學者。藝術是米蓋朗基羅的雕刻大衛像及黎明好，而拉斐爾則是俗物。
文學是隨著宗教改革後諸侯貴族勢力的新興，小說裏的男女愛情也帶上了一份高貴浪漫的，但是高貴得有一種清新，與後來的浪漫主義文學的不同。後來產業革命與英國成立大憲章及法國革命所引起的浪漫主義則是慾情的、強力的，沒有那種高貴了。法國革命後文學的作者身分遂明白註定是小市民的了。小市民的人格是守秩序與勇敢，我身存在的見證是對國家有納稅與當兵的義務，通過代議制，有干預國家財政，表決戰爭媾和的權利。你有你表決的權利，但是你憑什麼標準來表決是非呢？則以為義務與權利就是道德，再加上科學的常識與事務的常例，就可作表決的標準了。權利是還有生命財產的安全及居住的自由，與言論結社的自由，但都是社會的，沒有一點講到天道自然，雖有言論的權利，你又能言論些什麼呢？近世西洋文學的作者便是這種小市民的素質，對於自然與天下國家沒有大的智慧與感情，他們能得到些什麼呢？他們所尋求的又是些什麼呢？他們造作了浪漫主義文學，自然主義文學等等，翻來覆去，見證不得一個真的東西。因為你要見證一個對象，必先要有一個座標，然而作為主體的你的作家身分就是這樣藐小不實的，哪裏會有什麼結果呢？
所以除了柏拉圖一派以外，近代西洋小市民的文學，是由三種東西構成的，一、物理學的條理章法，包括立體的、投影的、與統計學的描寫方法。二、動物的肉體的感觸，包括生命力與慾情的心理分析與行為上的映像的描寫座標。三、巫魘的情緒，包括怪力亂神的旋律與破裂的描寫展開。這些完全是無明。而中國現在文壇在模仿的，即是這一種西洋文學。
但是連這個今也成了是古典的了。
第二次大戰後這三十幾年來，世界性的產業國家主義社會的龐大物量，最後把人的智慧與感情都壓滅，家庭之內斷絕，人與人斷絕，對物的感情斷絕，連到言語的能力都急遽的退化了。文學上已失了在感情上構成故事的才能，只可以犯罪推理小說的物理的旋律來吸引讀者。連這個也怕麻煩了，繼起的是男女肉體的穢褻小說，但這也要過時，因為穢褻雖不用情，但也要用感，現代人是連感官也疲憊了。於是出來代替的是不用思考，也不用感官的報告文學，但是報告的還有事件，而人們今是對事件也漠然了，漠然到像貓看電視。現代人是已到了人的生命都被破壞了。於是小說讓位於漫畫，現在日本是大學生在電車裏看漫畫。穢褻小說也讓位於穢褻漫畫。穢褻也已鈍了刺激性，人們仍舊看它，只當是與打拍金珂一樣，為填滿時間與空間的空虛。這裡文學上如果還有一點人性的記憶，那是嬉皮的不信。不信、不信，現代人是對什麼都不信，而能有著不信的自覺，哪怕是極其藐小的，飄忽的，已是可貴的了。然而單單靠這，到底不足以建立文學，柏拉圖一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