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來中國的文學就是：一、對大自然的感激。二、忠君。三、好玩。四、喜反。
※對大自然的感激
對大自然的感激，最早的就是舜的卿雲歌，尚書堯典與洪範就是日月星辰與歲時、名山大山與天子巡狩的文章。
詩經講朝陽裏的梧桐與鳳凰，講「倬彼雲漢」，講「七月流火」，講「春日遲遲」。楚辭雖多名狀草木，還不及詩經的陽光世界，與種稻割麥蒸嘗的隴畝與家室風景。易經的象、文言與繫辭，與老子莊子，皆是世界上最好的文章，皆是直接寫的大自然。孟子的文章好，是寫的人對大自然的覺。周禮王制，惟王建國，與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是中國文學裡朝廷之尊與官人的貴氣的由來。
宋玉的賦比屈原的離騷更近於自然，高唐賦寫那神女對楚襄王問，「妾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巫山之下」，與後來曹植寫洛神的容貌若曉日之發芙蕖，其姿態是「若將進而徘徊，意欲止而復翔，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皆是人與自然同一美。其寫東鄰之女，「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脂則太白，施朱則太赤」，是比數學還絕對。司馬相如與司馬遷都有這樣自然，班固就在自然上較差了。後世是李白蘇軾的詩有大自然的浩浩，而親切現前。中國文學的仙意，與此有關。
班固的漢書不及史記，是漢書裏理人事壓沒了自然。李白說六朝的詩不好，也是因為六朝的詩裏人事勝於自然。宋儒很敗壞了中國文學的傳統，因為宋儒只知在那裏講天理與氣，但是不知天意，又不知大自然的象與文言，變得更是人事壓沒了自然。
西洋文學就低俗在其有人事而無天意。
西洋的古代文學沒有寫自然風景，近世的有寫自然風景，如托爾斯泰寫俄羅斯的大雪曠野中的馬車，如英國王爾德童話中的為月光，但皆是只寫了物形，沒有寫得大自然的象，那情緒也是人事的，不知自然是無情而有意，所謂天意。近世西洋的畫家想要脫出物形，但亦還是畫不得大自然的象。想要棄絕情緒，但亦還是畫不得大自然的意思。
西洋是古時有先知與女巫預言神意，但也神意不即是天意。岡潔說自然科學不能知自然，而只能知自然的末端的表面的現象。宗教能知大自然的根本與無生有，但是不知其變化演繹。西洋的先知與女巫知神意而未必知天意，西洋的產國主義的做法今到了嚴重破壞自然環境，此中消息是早在他們的文學中已透露了。西洋文學裡沒有自然。如此纏更知道中國的禮樂文章的可貴了。樂就是通於大自然的。西洋沒有禮樂之樂，西洋音樂的都是人事的情緒。貝多芬讀了舒伯特的樂譜，說是有神的光，但也只是接近古希臘柏拉圖的對自然的新鮮感罷了。
而如此亦可來評中國歷代文學的氣運了。凡屬三分人事，七分天意的，乃是新朝方當開創之際，這在當時的音樂與文章裏最顯明的可以看出。如西漢，唐初宋初的文章，皆有日月山川的氣象。明初清初的較差，亦明初尚有高青邱的詩，清初尚有王漁洋的詩，比較的清明高標。一份人家亦是如此，凡屬三分人事，七分天意的，必是興旺之家。
其次，凡屬五分人事，五分天意的，則是到得全盛時代了。如東漢盛時，如唐朝開元年間。
東漢的盛時比西漢豐饒，但東漢是雖當光武帝復國之初亦沒有西漢的清新。漢樂府中許多好的都是東漢盛時的，但也還是不及西漢的。杜甫也是不及李白。兩人只相差十歲，但李白的詩是初唐到盛唐過渡期的頂點，杜甫是盛唐到晚唐過渡期的頂點。李白有「浮生若大夢」，與「登高台、望遠海、六鰲骨已霜、三山今安在」的詩，非杜甫所能有。杜甫有「禹功接混茫」的詩，亦非其後柳宗元與劉禹錫所可及。初宋的詩文是歐陽修與梅聖俞，蘇軾是初宋過渡到盛宋的頂點，而如秦觀柳永就是宋全盛時的了。盛極則衰。清朝袁枚的詩所以不好。
又其次就是七分之事，三分天意，落入衰期了，最顯著的是五代。以前五胡亂華，亂中還有新機，都不像殘唐五代的詩文最是熟濫惡調。還有宋亡後遼金的詩講故國末季之痛，而沒有一點軒豁。金詩只有一個元好問，亦缺少一個興字。
元由的好是音腔亮烈。蒙古入主中國是一劫，元曲的那亮烈使人強，也多少近於興。內容是「漢宮秋」與「長生殿」好。漢宮秋有塞外的雁聲，長生殿是其亂流落中舊樂工李龜年的唱詞好。南曲是桃花扇的結尾好，牡丹亭則是開頭遊園驚夢好。清朝惟紅樓夢的寶玉與黛玉是生在大自然裏的。但是到得曲與小說，文章已離開士了。當時之士，是宋儒加上科舉，連一分天機亦沒有了。
佛教講空色，本是從大自然的悟得，而其結果，乃至於否定了對現實的自然界。基督教的信神，亦本是從大自然的悟得，而其結果乃至於否定了對現實的自然界的新知識。宋儒講理氣（天理與氣數）原是有對易經的新發見，其先陳搏邵康節是道家，以之開拓了對大自然的新的說明方法，其傳卻在朱子。可是後之宋學者，收縮為只講天理與人慾，易經是讀朱註，而宗程傳，程頤的易傳是以人理糊沒了大自然，後來儒生又包辦了科舉，他們對現實的自然界疏隔的程度，到了對現實的世事亦迂腐無知。而自此，士遂無復文章了。
宋詞尚是士的文學，作者有士的自覺，最代表的是晏殊，其子小山，謂先大人詞未嘗為兒女子語。非不涉女人，而是以士的自覺看女人之正之美。至元曲作者，則寧是自儕於俳優，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是出自茶店說書人，羅貫中、施耐庵、吳承恩潤色寫成之，自以為不是士所應做的。曹雪芹寫紅樓夢，也自居於為士者的經世文章之外。這個事實，在中國文學史上台有一個重大的問題。
原來中國祭政一體的傳統，文章屬於天官太史，文章是士之事，作者有著禮樂文章的自覺，以前是王官省察民間的風謠，後來亦一直是士以禮樂文章教化民間的風謠。士對文章的這種強烈的自覺，貫徹於昭明文選，至歐陽修蘇軾皆然，而被其教化的中國民間風謠，連茶店說書與戲曲在內，亦為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的民謠與戲劇所不及。
中國的舊小說亦在世界上他無倫比。但是明清以來的儒生，因為迂疏，對現實的自然界的知識無新鮮感與歡喜，士無復文章，讀書人寫小說，可比是偷私情，偶一戲為之，可以很好，但是失了禮樂文章的自覺的教化，久後就難為，紅樓夢之後就不再有好小說了。至清末民初，惟崑曲平劇尚好，因戲曲是藝，可以傳授，非如小說的不可傳授。但太久遠沒有上面禮樂文章的自覺為教化，終於連到戲曲也要敗壞的，話劇的趣時與平劇的改造就是這個敗壞。
宋儒及科舉八股對現實的自然界閉鎖，把文章也喪失，遂反激起了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但是以為用科學就可以來對應自然界，用民主就可以來代替士，這就大錯了。
物理學上與天文學上的新發見，可以使人因它以為興，但是以物理學與天文學的科學方法與數學方法則不是以建造新思想的。
文明的新思想是因一個興字而悟得，是自己生成的，不是用方法可以被建造的。詩經「桃之夭夭」，只是因它為興，而你若把桃之夭夭來切題，那就離脫了之子於歸了。五四時西洋文學原只是借它為興，而弄到當真要來西洋文學化，遂離脫了中國現代化的本題了。興不是比，更不是賦，民間起兵是興，而把它來比成賦成階級鬥爭，中共禍國之深，追本溯源，還是因為五四時文化界要向西洋文學看齊。西洋文學裡是沒有興的，所以大家都對詩經說的一個興字無知了。文章一失，如秦失其鹿，革命云云，政治云云，跟著文章．一齊都失了。
再來說士。
辛亥革命已是士的覺醒，而五四運動反來說要取消士，像西洋一樣。西洋是沒有士的。如此五四的文人，當然也沒有禮樂文章的自覺了。五四的新詩，只屬於民間風謠，上面沒有士的禮樂文章來教化，所以不久就變成惡化，不然即是退萎了。當時周作人的文章，與後來張愛玲的文章，亦只是如同民間風謠。
我們要與自然素麵相見，不蔽於科學，不蔽於民主。而且有時禮樂文章亦會是蔽，如李後主，宋徽宗，如日本後鳥羽院的藝術境界。所以李賀、李義山、溫庭筠的詩詞不及李白蘇軾的貴。文章是寫的神的言語，與萬物的言語。好文章是寫的言語之始。所以文章是祭師之事，是士之事，就在於有此自覺。
※忠君
再講忠君的文學。
今文化人揭櫫科學與民主為圖騰，不可說忠君，其實民主的品最低，在科學裡也不通用。民主在今日，惟因與產國主義的物量的與統計的做法相結，所以還在得勢而已。今日在電視上看英女皇加冕二十五年紀念式典，想著英國沒有了英皇，將會是怎樣的寂寞。英皇是親政的，底下有議會制度，是君主立憲政治，可見也不是提著一個君字就不可以的。何況中國向來還有比議會制好百倍的朝廷制度，天子親政，而是無為之治。
中國之君與西洋的不同，西洋的是權，中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