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兩位醫生都把卡夫卡的病誤診為一般性的上呼吸道感染。可是，在大咯血之後的第二天夜裡，他又吐了一點血。再往後，他逐漸自感呼吸急促，並伴有越來越嚴重的咳嗽、發燒、虛汗等癥狀。然而，在長達兩周的時間內，卡夫卡仍未向任何親友談及此事。他繼續走他生活的老路，沒有想到他那抗拒式的"自然療法"會不起作用，更沒有想到自己已經走近了生活的終點。直到8月24日，病情的進一步惡化使他終於沉不住氣了。當天，他告之布洛德，後者隨之採取行動。
9月4日，卡夫卡被醫學權威確診為肺結核。在卡夫卡的時代，特別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緣故，肺結核這種當時所謂的"白死病"（與黑死病相對）正在猖獗和蔓延。僅在布拉格一地，整個大戰和戰後數年期間，肺結核死亡人數就達全部死亡人數的３０％之多，結核菌帶菌者更是不計其數。接觸、情緒、遺傳等都可能是致病因素。有人認為，卡夫卡因素食而大量飲用新鮮生牛奶，可能是他的致病因素之一。當然，他那刻骨銘心、無所不在的存在性不安，以及他內心深處潛藏的"患病情結"，也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正如他自己所說，疾病"是信仰的事實"，疾病使他得以"在一塊慈母般的土地上立足"。不過，如果要追查卡夫卡疾病的至深根源，我們只能說它存在於世界的本性之中。從某種程度和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人類慾望的產物，而戰爭正是這慾望的最高表現形式。正如卡夫卡所說，世上只有一種疾病，而肺結核的居所也並不就在患者個體的肺部本身。疾病是世界的隱喻，是人類文明巨大而無形的運作機制的隱喻。就此而言，卡夫卡是世界本性和人類慾望的犧牲品。似乎任何醫學的診斷都比不上他的自我診斷："在和平中你寸步難行，在戰爭中你流盡鮮血。"1917年9月19日日記。
純粹從醫學上講，無論結局如何，卡夫卡的病並非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雖然面對當時肆虐歐洲的"白死病"，醫學界尚無特效藥。然而，良好的療養環境和樂觀的情緒常常導致患者痊癒。尤其對於條件優越的中產階層以上的人士，感染肺結核並非就意味著死亡。然而就卡夫卡而言，問題的實質就比通常情況複雜得多了。
9月9日，卡夫卡致信菲莉斯，告之自己的病情，表明自己接受這一事實，但認為診斷尚未完全確定，病情將如何發展還是一個未知數。9月12日，妹妹奧特拉陪卡夫卡前往波希米亞北部小村莊楚勞養病，她在那裡經營著姐夫的一個小莊園。奧特拉與卡夫卡從1916年開始逐漸有了相互的信任，她是卡夫卡唯一與之有著真正感情的親人，她具有他心目中理想母親的美好品質；在反對父親的問題上，奧特拉和他也是同盟。在妹妹的精心護理下，卡夫卡開始在楚勞度過他自稱一生最幸福的8個月。他把那些時光稱為"美好的小小的婚姻"。我們毋寧說，那是對他不幸童年和人生的小小的補償。
9月20日，菲莉斯到楚勞看望卡夫卡，但兩人之間已無更多的話可說。以至卡夫卡私下責備自己，"我是個冷血動物，我毫無感情。我冤枉了她，讓她受了酷刑，而且，我還親自使用刑具……"9月30日，卡夫卡向菲莉斯寫了這場為期5年的戀愛中最後第二封信，以常人難以企及的勇氣、明徹、冷峻、尖利、決斷以及深深潛藏的悲哀，高度概括了他們的戀愛，以及他自己這場"致死之病"（語出克爾愷郭爾）的性質。如你所知，在我內部有兩個彼此鬥爭的對手。好的那個屬於你，對於這一點，過去幾天我比任何時候都更為確信。五年來，不管是通過話語還是沉默，或者通過兩者的結合，你始終得以了解這場鬥爭的歷程，大多數時候，這讓你遭受痛苦……
……兩個對手在我內部鬥爭，或者說，他們之間的鬥爭構成了我（除一點小小的、苦惱不堪的殘餘外）。他們一個好，一個壞。他們不時調換角色，使本已混亂的鬥爭更加混亂。然而，儘管受到一些挫折，直到最近仍然存在著可能，使我想像會發生最不可能的事情：……我，在這些年間變得可憐和倒霉的我，會最終獲得擁有你的權利。現在事情突然顯示出：失血太多了。想要贏得你的好的一方（現在看來對我們是好的一方）失血過多，反過來幫助了他的敵人。……在內心深處，我並不相信這病是肺結核，至少，在基本上說來它不是肺結核，而寧可說是我總崩潰的跡象。我原以為鬥爭會持續得長一些，可它不能了。血並非咯自我的肺，而是咯自鬥爭的一方所導致的一道致命暗傷。……請別問我為何要築起一道防線。別這樣讓我出醜。哪怕問一個字，我就會重新拜倒在你腳下。……我的所謂肺結核……是一件武器，與早先使用過的無數其他武器（從"生理上的無能"到我的"工作"到我的"吝嗇"）相比，它似乎更方便、更根本。
現在，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這秘密此刻連我自己也不相信（雖然那遠方的黑暗可能會讓我相信，那黑暗正降落在我身上，伴隨著我想要工作和思想的每一個願望降落在我身上），但它會變成現實：我好不了啦。原因很簡單，那不是肺結核……而是一種武器，只要我還活著，它就會繼續表現為一種壓倒一切的必然性。但它和我都將死去。1917年9月30日日記。
"今天我對結核病的態度，就像孩子抓住媽媽的衣褶一樣，緊抓不放，希望能從中得到幫助……"正如布洛德關於卡夫卡的病所寫道："卡夫卡把它看作心理上的問題，或者說，看作他對婚姻的解脫。他把病叫做最後的一擊。……解脫了？受盡折磨的靈魂"。而3年後卡夫卡自己在緻密倫娜情書中講得更為精彩："也就是說：大腦已不再受得了壓在它上面的憂慮和痛苦，它說：我幹不了啦。這裡還有誰願意為保持整體而出力的，它便可以從我的負擔中取走一份，這樣便可以再堅持一會兒。肺自告奮勇，它自己不會因此而損失過多的。大腦和肺之間的這種談判（是在我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進行的）也許是很可怕的。"《卡夫卡緻密倫娜情書》，第5頁。"事情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大腦說；五年之後，肺為之提供了幫助。"好一個"一攬子幫助"。這一幫助似乎為卡夫卡解決了所有令他苦惱不堪的問題：婚姻、工作、失眠、頭痛以及逃離布拉格的渴望等，而他的理智、良知以及他苦心經營的素食習慣為解決這些問題奮鬥了許多年，但仍然收效甚微。似乎正因為如此，卡夫卡在遠離布拉格的楚勞鄉下盡情享受著他"病態"的自由，"就像孩子抓住媽媽的衣褶一樣"。這就是卡夫卡身上著名的"患病情結"，它通過卡夫卡自己深刻的"自我精神分析"而得到了精彩的揭示。卡夫卡在日記和書信以及小說《判決》、《變形記》等文獻中多次表達過自殺衝動。這些表達與"患病情結"的內在聯繫有待研究。
應該說，這一"自我精神分析"的確具有驚人的穿透力。卡夫卡的大腦也許的確承受不了啦，並由此而不得不被迫放棄自己。然而，如果我們認同他自己的這一隱喻，那麼必須指出，這樣一种放棄不僅是導致肺結核的原因之一，也是肺結核引出的一種後果。精神生命的難題所導致的巨大壓力固然是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疾病本身固然也可看作一條解脫之路，但是，把一種現實的疾病幾乎完全歸委於精神生命的難題，並歸結於對難題的解答，那無論如何也多少有些失之片面。其實，無論面對自己還是面對菲莉斯，卡夫卡對自身大腦的放棄所作的自我精神分析中必然地包含著某種軟弱和迴避——那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放棄，而他的自我精神分析尚未達到這一層次，也許這一層次本來就無法達到。
不要忘記，卡夫卡是這麼一個"羸弱、膽怯、遲疑不決、揣揣不安"的人，他會因為生理上極小的不適而產生極大的恐慌。正如我們曾經看到的是，小病小災讓他備受折磨，失眠、頭痛、消化不良等讓他終生不安，連頭屑、鼻塞或腳趾的發育不全都會讓他憂慮不已。我們已經說過，對於卡夫卡，疾病就像"審判"一樣，既意味著不由分說，也意味著懸而未決，或者說，疾病和"審判"一樣，都是"不由分說的懸而未決"或"懸而未決的不由分說"。不管怎樣，這樣的事情他尤其不堪承受。他要末就像《審判》中的約瑟夫·Ｋ一樣起而鬥爭，哪怕"雖死而羞恥心猶存"；要末就乾脆放棄。
然而生活不是小說，至少，在生活中採取起而鬥爭的態度不如在小說中那麼容易；事實上，也許正是因為人在生活中傾向於放棄鬥爭，所以才在小說中那麼鍥而不捨地鬥爭著。不管怎樣，在某種意義和某種程度上也許可以說，面對當時肆虐歐洲的"白死病"，他無法"挺住"而"垮掉"了。他把對疾病和死亡的公然擁抱作為對問題的超越。他那決斷的執著同時也意味著某种放棄。卡夫卡患病後習慣於用一種看起來頗為深刻的、表面上滿不在乎的語氣談及有關的問題，這種瀟洒背後是否多少也隱藏著他那刻骨銘心的恐懼？不過，另一方面，在生存論心理學看來，把壓倒性的困難設想為無所不包的神，然後讓自身在神愛動機的作用下完全放棄自己，讓自己被一種被造物意識所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