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難忘的學生時代，在文學、知識和思想觀念的世界中，卡夫卡迅速豐富著自己，並逐漸形成一套世界觀。然而，他的內心世界卻一如既往地孤獨和反常。一位中學同學後來回憶說："如果要我就卡夫卡的性格談點什麼的話，那麼這就是：在他身上毫無特別引人注目的地方……他總是乾乾淨淨，整整齊齊，拘謹而又規矩，但是穿著從不講究……學校的學習對他來說似乎總是某種不能十分打動他內心但又必須有條理地去完成的東西……我們大家都很喜歡他，尊敬他，但是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和他變得親密無間，他彷彿總是被一堵玻璃牆包圍著……他同我們保持著距離和疏遠。他以靜謐、親切的微笑向大家敞開了門戶，但又將自己同大家隔離開。他從來不參加我們的娛樂。只有一次，他和我們一起到一個下等酒店去。即使在那裡他也一如既往：一位客人，懷著興趣笑眯眯地觀望著與自己格格不入的環境，但同它保持著距離。"
但是，這位同學看到的不是卡夫卡的全面。也許，就像卡夫卡後來的作品一樣，很難有人能夠看出一個"全面"。中學時代的大多數同學都感到卡夫卡身上的孤獨傾向。但是，個別人則有著相反的印象，覺得卡夫卡無話不談。例如，卡夫卡與一位重要同學胡果·貝爾格曼的關係就是如此。據稱，在同窗12年的漫長交往中，他們對文學、書籍、學校、宗教、哲學、政治等無所不談，只除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性的問題。但是即使對性的問題，卡夫卡也並非完全不談，正如後面將看到，在別的同學和他之間，甚至在他與父親之間，性的討論將會進行到十分可怕的地步。這類現象表明，跟生活中不少人相似，在卡夫卡的人格中存在著萊恩所謂的"自我分裂"，不僅存在著真假自我之間的分裂，而且在分裂中又有分裂，或者說，自我碎裂為幾個部分。
無論是真假自我的分裂，還是自我不同部分的分裂，其實質還是一個生存問題。"人是倫理的動物"，人總得還要在人群中活下去。沒人能夠承受完全的孤獨，哪怕他有心孤獨，結果也會無力承受。正如卡夫卡自己在中學畢業後兩年一封信中所說："人與人是用繩索互相聯繫在一起的。如果一個人身上的繩索鬆開了，那麼，他就會沉下去，沉到比誰都深的地方去，那就糟糕透了；如果某一個人身上的繩索扯斷了，這個人就會一頭栽下去，那太可怕了。因此，每一個人都得緊緊抓住其他人。"轉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傳》，第32頁。這封信的收信人是奧斯卡·波拉克，卡夫卡中學後期和大學初期的朋友，卡夫卡當時通向外部世界的繩索、窗戶和橋樑。波拉克在同學們中間是位領袖式的人物，性格與卡夫卡剛好相反：意志強烈，重視人際關係。對卡夫卡這位謹慎、內向的同學，他處處給以關心和愛護。卡夫卡則報之以高度的尊敬和友愛，包括呈送自己的文學手稿。這種尊敬和友愛的深度，在他致波拉克的另一封信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我將為你準備一堆東西，那是我至今寫下的一切，……我將把它們奉獻給你，只要你來信說一聲"好的"，或者答應我對你的要求。……我最喜愛的和本身最堅挺的東西在太陽底下也是冷冰冰的，而我知道，若有一雙陌生人［旁人］的眼睛盯著它們看，或許會使一切變得溫暖起來，生動起來。我說的只是溫暖起來和生動起來，因為這些詞更接近上帝……何必費這麼多口舌呢，我摘下一塊(因為能給你的不止這些，而我還將給你——是的)，從我的心中摘取一塊，用一些寫滿字的紙張乾乾淨淨地包好交給你。《卡夫卡書信日記選》，第135-136頁。
波拉克身上的精神以及他對卡夫卡的友誼給卡夫卡以力量，使他在身心兩方面都得到成長，甚至他遲緩的生理髮育都得到很大的改進。到1930年夏天，這位20歲的大學二年級學生寫道："我長健康了，也長強壯了，在人們之中，我也出色了，我能跟女人交談……也能跟某種人交談，這樣的人站在樹後平靜地對我說：沒有別人，你什麼也做不成。可我眼下用加強的語氣以及華麗的修辭記錄下這樣一些東西：孤寂的生活令人厭惡；在每一個人面前坦誠地產下你的蛋，讓太陽去孵育它們；咬生活〖BF〗一口勝於咬自己的舌頭；你盡可以喜歡鼴鼠或類似的什麼，只是別讓它們成為你的守護神。"
然而，從卡夫卡致波拉克的信中不難看出，他那高度的尊重和友愛，雖然是他情感的自然表達和需要，但其分量似乎太沉重了一點，而且其中充滿了某種"文學自我中心主義"的自戀傾向。不難想像，對於一個正常人，無論他具有怎樣堅強的意志和強烈的個性，只要他還不是上帝，這樣一種高度的尊敬和友愛就多半會讓他感到難以承受。不知是否由於這一原因，在大學期間，波拉克開始逐漸疏遠卡夫卡。正是在這時，卡夫卡向波拉克寫了那樣一封信，其中說道："……這麼多的年輕人，我只跟你說過話，我同其他人說話只是應酬，這也是為了你。你對我來說，不僅有著重要意義，而且，你還像一扇窗戶，通過它，我才能看到衚衕。我一個人勢單力薄，是沒有什麼作為的……"
容易理解，這樣一封信恐怕難以挽回正在消逝的友誼。不管怎樣，一場對於卡夫卡如此珍貴的友誼漸漸逝去。也許並非偶然，他在別的地方寫道：如果一個孤苦伶仃的人還想到處找朋友……而且還想理所當然地找到一隻可愛的手，想從中得到慰藉和幫助的話，那麼，這個人就會失去通向衚衕的窗口，他的好景不會長。見瓦根巴赫：《卡夫卡傳》，第33頁。
波拉克的疏遠使卡夫卡受到很大的打擊。幸而，他與布洛德之間的友誼隨著共同的大學生活以及共同的文學興趣而漸漸加深，儘管其過程十分緩慢，卻也相當穩固。布洛德活躍而自信的性格、文學上的事業心和抱負吸引著卡夫卡。布洛德不僅在"讀書與講演之家"這一類活動中幫助卡夫卡開拓視野，而且先後將奧斯卡·鮑姆和韋爾奇引薦給卡夫卡，並組成四人小圈子，經常聚會，進行小範圍的文學活動和友誼交往。這不僅緩和了卡夫卡的孤獨傾向，而且對他文學人格的發展和成熟有著重要意義。
卡夫卡大學畢業後一年，布洛德自中學以來最好的朋友突然去世。這一打擊使得他與卡夫卡的友誼進一步增進。那時卡夫卡已參加工作，在辦公室和在家庭中一樣得不到自己渴望的溫暖，這使他格外珍視與布洛德的友誼，兩人成為最親近的朋友，天天會面，甚至一天兩次，討論文學、藝術和思想，談論人生。後來，兩人的友誼持續一生。卡夫卡去世後，布洛德成為他的遺囑執行人和遺著編纂者。
然而，在波拉克之後，友誼對於卡夫卡已不可能再現那種上帝般的光輝。即便在與布洛德的友誼中，卡夫卡都表現出神經質的不安和焦慮。後來，到1911年底，兩人的友誼完全可說是牢不可破時，卡夫卡還就此寫下這樣一則日記：今晨，我對寫作的感覺是如此清新，然而此刻，下午要向馬克斯［布洛德］朗誦的念頭卻完全妨礙了我。這也表明我對友誼是多麼不適應，假定即便如此友誼對我甚至還有可能的話。無法想像不打亂日常生活的友誼，因此，雖然友誼可以從未受損害的內核得到更新，但是，所有這樣的更新都需要時間，而且並非什麼事情都能盼到成功，因而即便不考慮情緒的變化，一個人也絕不可能在上次友誼出問題的地方重新開始。此外，即便是具備深厚基礎的友誼，每一次重新會面都必然引起不安……1911年12月31日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