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和克爾愷郭爾之間的比較，並非我們想在這裡所涉及的問題。不過，談到這兩個人的異同，卻把我們的討論引向關於罪感的問題。眾所周知，在嚴重的不安和恐懼之外，深深的罪感也始終折磨著這兩個人的一生。
仔細研究《致父親的信》，可以發現，在控訴父親讓他恐懼和不安的同時，卡夫卡也不斷談及他對父親的罪感，談及在父親面前"孩子獨有的那種內疚"。他反覆談及這樣一種感受：父親在專制、粗暴和野蠻的同時，總喜歡特別表明、暗示或強調：他一生艱苦奮鬥所創造的環境和條件，是卡夫卡受惠的源泉，而他眼下的言行，都是為卡夫卡好，而且，很多時候，他還原諒或饒恕了卡夫卡，所以後者應該懂得感激。卡夫卡專門指出，在這一點上母親也總是與父親配合得天衣無縫。父母的做法總的說來是要讓他感到罪有應得。
無論卡夫卡所感受到的東西是事實還是臆測，最終結果，伴隨著在父親面前的不安和恐懼，他內心深處積累起深深的羞愧、內疚和罪感。整個《致父親的信》中，"內疚"、"罪"、自覺"齷齪"和"污穢"、"羞愧"等表明罪感的陳述和用語出現之頻繁，超過任何其他陳述和用語，甚至超過他用以指責父親專制、粗暴和野蠻的陳述和用語，整封信也就在討論"有罪"或"無罪"以及"誰之罪"的高潮中結束。
單是這封信本身就會讓人感到，卡夫卡一生為罪感所壓倒，直到致命的打擊猝然降臨，才振作起"向死而生"的勇氣稟筆直書，為拯救自己的生命或良心作最後的掙扎。事實也正是如此，在第一章第五節我們已經大略談到卡夫卡寫作這封信時的處境，後面我們還將更全面地了解到這一點。
的確，與克爾愷郭爾一樣，卡夫卡的一生是被罪感所折磨的一生。正如《致父親的信》所表明，那深深的罪感從兒童時代植入他的身心，在"向死而生"的絕境中像花朵或傷口一樣綻放開來，呈現在他自己睨顧不已的痛楚目光之下。在《致父親的信》不久之後，在幾乎同樣重要的《緻密倫娜情書》中，在無窮無盡地討論"恐懼"的同時，卡夫卡也反覆談到"罪"、"污穢"、"骯髒"等問題，並對罪感問題作了概括性的表述：在人與人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只能如此，罪過層層堆積著，無窮無盡地排列著，遙至遠古的原罪。《卡夫卡緻密倫娜情書》，第213－214頁。
在他眼裡，人際生活和倫理生活中充滿了罪過，而且都歸結於那古老的原罪。所有的罪都被他理解為原罪。值得指出的是，他對自己關於罪的認識顯然十分自信，有一次他這樣說："有時我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理解原罪。"似乎，他確有資格說出這樣的話，因為在大約五年前，他已經完成了一部重要的作品《審判》，關於"有罪還是無罪"的主線貫穿了這部長篇小說的始終。《審判》一書對理解卡夫卡與罪感問題的關係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將在後面適當的時候作出必要的進一步考察。然而，對於我們來說，他臨終前幾年的一段回憶恐怕更能說明問題。前面已經提到過，大約就在寫下《緻密倫娜情書》的同時，他向一位青年友人回憶起兒童時代一件刻骨銘心的往事。當年，為了證明自己不是所謂的"小猶太軟蛋"，他也曾拚死參加孩子們之間的"肉搏"。但常常被"打得半死"。有一天，他鼻青臉腫、又臟又爛、哭哭啼啼回到家裡，卻被廚娘罵成是"罪犯"。
就這樣，莫名地把我劃入一群連我自己都不明白的人類當中。她使我成為邪惡、神秘的一部分，令我感到無端恐懼。我是一個ravachol［罪犯］，這個字給我的感受，就像從嘴裡唪念出的咒語一般，給人一種難以忍受的壓力。為了疏泄這重積鬱，有天晚上，趁著我父母親打牌時，我問他們ravachol是什麼東西。父親眼睛離都沒離開紙牌，說道："一個罪犯，殺人者。"頓時，我直直怔住了，……廚娘竟把我叫成了殺人犯，這使得我全身癱軟……卡夫卡：《卡夫卡寓言與格言》，張伯權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3頁。
這雙重的刺激竟讓他患了一場大病。按卡夫卡自己的說法，廚娘"心腸很好"，並非有意傷害他，後來特地申明是出於玩笑，並向他道了歉，但是，卡夫卡內心卻留下了永久性的創傷。生理上的病雖然好了，"罪犯"一詞卻像荊棘一樣扎在他的心理感覺之中，"或者更像一截斷了頭的針在我體內循環"。卡夫卡退出了戰鬥："從此我再也沒有參加孩子們的街戰了。"卡夫卡總結說，從此他產生了深深的罪感，這種罪感不僅刻骨銘心，而且無法懺悔或贖取，因為它是生活強加於他的東西，是"莫名"之物。正是由於這種無法贖取或懺悔的"莫名"之物，他終生成了罪人：沒有比莫名的罪惡感更容易銘烙在心田的了——因為這種罪惡感沒有真正的根據——無法以任何補贖或悛悔的方式將它剔除。所以至今我仍是個ravachol［罪犯］，即使我早就把過去與廚娘的事遺忘了，而且也知道了那個字的真正意思。《卡夫卡寓言與格言》，第104－105頁。
在"莫名的罪惡感"這一短語中，正是"莫名"這一修飾詞特別地引人注目。其實，仔細分析還可以發現，卡夫卡所談論的罪感具有著雙重的"莫名"。首先，那是一種強加的"莫名"之物，其次，兒時的卡夫卡還並不知道那個詞的"真正意思"。在生存論心理學看來，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充分表明：從兒童時代開始，卡夫卡的生命的確受到某種嚴重的損害，其損害的形式表現為生命能量的被封閉。並非偶然的是，生存論心理學的天才人物奧托·蘭克剛好對這個問題發表過卓絕的表述。正是蘭克，代表精神分析對藝術創造心理學作出了不朽的貢獻。在《意志療法以及真理與現實》一書中，蘭克強調指出：罪感是一種束縛。當人被自身不能理解的方式所損害和阻礙，當他被世界封閉在自身能量之內，就會感到罪感的束縛。轉引自貝克爾：《反抗死亡》，第279頁，並參考原書The Denial of Death。
在生活中，沒有人能完全避免失敗的殘酷打擊。在那樣的時刻，人不可避免地會感受到"罪"的沉重分量。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這"罪"本身，而在當事人經驗和感受這"罪"的方式。他可能把"罪"經驗和感受為來自外部的挫折，也可能把它經驗和感受為來自內部的挫折。如果是後者，那麼，真正的不幸就產生了，因為，如果一個人把失敗之"罪"經驗和感受為來自內部的挫折，那就意味著：在與這失敗之"罪"相應的某種方面和某種程度上，他中斷了自身內在生命可能的成長。正是對於這後一種情況而言，蘭克以天才的洞察力指出：罪感產生於未被運用的生命，產生於"我們內部未展開的生命"。事實上，在那些悲哀的日子裡，在那為捍衛猶太人尊嚴而展開的"肉搏"中，卡夫卡，這個生來不幸而羸弱的孩子，這個"最瘦的人"，的確難免失敗的悲慘命運，繼而被沉重的失敗之"罪"所壓倒。然而，關鍵在於，他如何去經驗和感受這種失敗之"罪"。卡夫卡可以把這失敗之"罪"經驗和感受為來自外部的挫折。要是那樣，他就有可能清楚地意識到，作為結果，那沉重的失敗之"罪"是不可避免地落到他身上了，但那絕非他本身應得之罪，並非"邪惡、神秘"的"莫名"之罪，從而也不會"令我感到無端的恐懼"。要是那樣，他就會意識到，那是生活向他強加的不公正之罪，是"莫須有"的"名教"之"罪"，是"有名"而絕非"莫名"之罪。固然，這有名之罪暫時留在他那"被打得半死"的肉體上了，但它絕不可能"銘烙在心田"。也許，"罪犯"二字可能表現出刻骨銘心的強度，但絕不至於到"無法以任何補贖或悛悔的方式將它剔除"的程度，更不至於讓一個人在即將終其悲哀的一生時，仍被"莫名"之罪所壓倒，仍噩夢般地感到"至今我仍是個ravachol［罪犯］"。
相反，既然是不公正的有名之罪，那就當然可以進行徹底的洗刷，那就是：戰鬥，那就是：永遠不退出戰鬥而不是相反。也許，與生俱來的命運首先就扼住了我們的咽喉，讓我們在生理上那麼羸弱，在心理上那麼難以"挺住"，讓我們"垮掉"，讓我們"出師未捷身先死"，……但是，只要我們不向命運低下自己平凡而高貴的頭顱，我們就永遠不會沒有機會去滌盪那失敗之"罪"的恥辱，洗刷那銘烙在我們皮肉和心靈上的紅字，從而反過來扼住命運的咽喉。肉體能量的弱小是事實，但是，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心靈和智慧的創造性運用，去彌補我們肉體能量的缺憾。我們可以"用理論的死亡代替肉體的死亡"。或許，在相當的時間範圍內，我們的身心能量暫時無法成長到能滿足戰鬥需要的程度，但我們可以卧薪嘗膽，發憤圖強，潛心尋找一條強身健體之路。或者，我們可以展開迂迴的自救運動，通過某種自強不息的努力，讓生活償還對我們不公正的剝奪。或者……要做到這些並不十分困難，只要我們堅信自己無罪，只要我們永不抱怨，只要我們永遠不說"不行"或"遲了"；只要我們堅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