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期的宗教氛圍與移情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或者說，上帝之愛與移情之神愛動機的滿足之間究竟存在什麼關係？這一問題的複雜性也許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兩者的關係可能是一種相互的關係。一方面，我們多半能夠說，移情（尤其是移情中的神愛動機）是否正常實現，對於在兒童期和成年後接受上帝之愛至關重要。
另一方面，我們也許能夠說，無論正常的父母之愛是否缺席，無論移情是否正常實現，宗教薰陶或上帝之愛能夠提供神愛動機的某種滿足，從而使移情能夠以一種特殊的形式得到補償性的部分實現，並對當事人的一生產生重大影響，使他容易走向具有明確形式的宗教關懷和上帝之愛，至少使他不至於像卡夫卡的情況那麼不幸。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克爾愷郭爾或許就是這種情況的典型例子。在卡夫卡與克爾愷郭爾有著諸多共同點的背景上，這一差異顯得格外地鮮明。
眾所周知，克爾愷郭爾也有一個不幸的童年。跟卡夫卡一樣，他也未能在兒童期實現與父母的正常同化。比卡夫卡的情況遠為嚴重的是，他幾乎沒有母愛——母親在他生命中（至少在他卷帙浩繁的文字中）幾乎沒留下任何可以察覺的痕迹。至於父親，這兩個人的父親有著重要的共同之處：兩位父親自己都"沒有童年"，出生在貧窮的鄉村人家，從小飽經憂患，備嘗艱辛，自強不息，發奮經商，抓住機遇，最終奮鬥成功。
如果說卡夫卡是父親專制、粗暴和野蠻的受害者，那麼，克爾愷郭爾則是父親憂鬱症的受害者。兩位父親都以不同的方式損害了兒子的童年。然而，在兩位父親之間卻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區別：一位身心強悍、性格外向；另一位卻常常愁悶而刻板、冷漠而陰鬱。事實是，克爾愷郭爾的父親患有相當嚴重的憂鬱症，這憂鬱症造成陰鬱、愁悶、刻板、內向以及情緒的大幅度起落，在母愛的缺席之外，給克爾愷郭爾的童年投下沉重的陰影。然而，也正是這憂鬱症使得老克爾愷郭爾對宗教和哲學沉思產生了獨特的熱情，以至，早在最小的兒子克爾愷郭爾出生前16年，他就以四十不惑之身退出商業競爭，並用三十年如一日所積聚的財富去換取閑暇，思考、體驗人生的神秘，懷著對上帝陰鬱不安的敬畏和虔誠，在宗教的彼岸世界尋找寄託和皈依。無疑，在被這樣一位父親所籠罩的家庭氛圍中，克爾愷郭爾雖然感到嚴重的陰鬱和不安，但必然也深深薰染了宗教精神和上帝之愛。的確，父親內心深處的陰鬱和不安傳染了他，使他不敢相信這上帝之愛的無限性，然而，也許唯其如此，後來他才比常人更深切地認識到向上帝和宗教獻身的必要，並在實際上走向了極端的宗教關懷和上帝之愛。可參見林和生：《孤獨人格》。長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
回到我們最初的話題上，簡言之，一方面，克爾愷郭爾對父親存在著比卡夫卡相對正常的移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克爾愷郭爾自幼得到宗教和上帝之愛的薰染，這個重要的因素，將使他日後有可能在宗教這個特殊領域中去實現自己的神愛動機。正是這一點，使他與卡夫卡在諸多共同點之外，有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區別。
對於卡夫卡而言，首先，他未能與父親實現正常的同化，以父親為對象的"移情英雄詩"破碎不堪，神愛動機受到嚴重的挫傷；其次，與此相應，或許更為重要的是，他在兒童時代幾乎完全未能受到宗教和上帝之愛的薰染。不難理解，在一個越來越趨向於"肉搏"和消費的世界上，忙於生計的父母雖然出身於猶太家庭，但已無暇虔誠地顧及傳統的猶太教教育，或許，他們自己就缺乏真正的猶太教教養，從而也無法讓孩子受到相應的薰陶。關於這一點，卡夫卡在《致父親的信》中作了精彩的分析。那時他已面臨"向死而生"的絕境，開始對宗教形成新的感受和認識。正因為如此，這一篇幅較長的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份重要的背景資料，特別有助於理解此處涉及的問題：在猶太教中我同樣也無法躲避您的影響。論理，在猶太教中尋找躲避您的手段，這應該是有可能的，而且還不止於此，我們本來是有可能在猶太教里找到共同語言，或者，甚至可以把猶太教當作我們和睦相處的出發點的。但是我從您那兒得到的是什麼樣的猶太教呀！……
……那的確是一種空空洞洞的東西，是一種娛樂，連娛樂都談不上。一年裡頭您有四天到教堂去，您在那裡不像是個虔誠的猶太教信徒，倒更像是個漫不經心的局外人，您耐心地念完祈禱文，把這當做是一種例行的儀式。……我在那裡百無聊賴，忍著呵欠，打著盹兒消磨那漫長的時辰……
……您從猶太人隔離居住區式的小村鎮確實只帶來了少許的猶太教精神，它不多，在城市裡以及在服兵役時還又失去了一點，不過憑著青年時代的那些印象和記憶，您總算還能將就建立起一種猶太人式的生活，這主要是因為您並不怎麼需要猶太教方面的這類幫助，您出身在一個身心非常健康、意志非常堅強的家庭，宗教上的顧忌，只要沒有帶上濃重的社會色彩，是不會使您這樣的人受到什麼震動的。……即使在這裡也尚有足夠的猶太教精神，但是要將它繼續傳遞給孩子，這點猶太教就顯得太少了，在您傳遞的過程中，它就枯竭衰萎了。這［主要］……是您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性格所致。而且也不可能使一個終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孩子去理解，您以猶太教的名義並用與之相應的漫不經心的態度所闡述的那些空空洞洞的教義，會有什麼更崇高的意義。……《卡夫卡小說選》，第536－539頁。
當然，影響卡夫卡一生宗教態度的因素並不限於兒童期的家庭氛圍。在第一章第二節和第二章第四節，我們都談到卡夫卡時代猶太人嚴重的存在性不安，身心羸弱的卡夫卡對此更有著血肉淋漓的切身之痛，並種下終生無法補贖的罪感。這樣的時代背景以及相應的人生體驗，在卡夫卡總體的存在及其不安中，很容易表現為不利於猶太教信仰的消極因素。此外，卡夫卡的青少年時代正處於所謂"科學時代"，世紀之交的各種科學思想對他有著很大影響。他曾對達爾文進化論表現出特別的興趣，而在自然科學中，進化論恰好是對各類傳統宗教的最大挑戰。參見雅努施：《卡夫卡對我說》，第57－58頁。此外，也許更重要的是，正是在世紀之交，在所謂"世紀末"的氛圍中，無論就外在的時空範圍還是內在的發展機制而言，資本主義已經全面完成了自己的積累階段，正在全世界範圍內向大規模的大眾消費時代邁進。與此相應，傳統性的大眾宗教體系從內部和外部都已經遭受致命的侵蝕，它們的衰退或解體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正如尼采所說，那是一個"上帝已死"的時代。對於這一點，時代生活中無論敏感或愚鈍的心智都將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並作出相應的反應。然而，在卡夫卡對信仰的態度中還有一個極為重要、深刻然而微妙的因素。從本質上講，信仰是某種用理智無法證明的、懸而未決的事情。而卡夫卡正好無法承受懸而未決。
他不同上帝爭吵，只同他自己爭吵。轉引自霍夫曼：《弗洛伊德主義與文學思想》，王寧等譯。三聯書店，1987年，第249頁。
總而言之，在移情之"神愛"與宗教關懷及上帝之愛的相關地帶，無論由於內在還是外在原因，兒童時代的卡夫卡都遭受了重大挫折，對他來說，走向具有確定形式的宗教關懷和上帝之愛，將是一件極為難能可貴的事情。